中国古代的城市防御战：形成了“制式”装备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目前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今天我们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今天，当我们从“术”的角度，细细梳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守城”技术、理念和经验等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在重新认知这些繁杂的机关、精妙的设计、丰富的战术时，除却折服古人的无穷智慧外，在那遥远时空里，也许还会隐隐约约听到祖先的一声幽叹。

一、古代城池的建筑特点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407~425年在位）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军要求非常严格，近乎残酷，修建好的城墙，他命人以铁锥检验，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六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完全可以和现代水泥相媲美。

当然，这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

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譬如当安史之乱，李光弼镇守太原时，叛将史思明的大军将至，如果要对方圆40里的太原城进行加固肯定是来不及的，于是一边率领军民在城外挖掘壕沟，一边命人将挖掘的壕土做成几十万个土砖坯，命令用土坯修筑营垒，哪里被破坏，就用土坯补上。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日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镇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马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这符合宋·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争能力，在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敌楼，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高点。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观察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从正面及左右两楼间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对其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其防御能力。规模小一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 ，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 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云：“出其闉阇，有女如荼。”“闉阇”，指的便是瓮城。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城池的城防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成熟定型，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代。

今天，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的正阳门，可以依稀一睹当年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雄伟风采。正阳门是老北京“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明朝正统四年（1439），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正阳门箭楼通高35.37米，均是中国乃至世界“城门”中最为高大雄伟的城楼和箭楼。

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却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当然也与城址的地理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依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古代战争史上，以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为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钓鱼城。南宋晚期，宋蒙（元）战争爆发。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犯，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的建议，于淳祐三年（1243）在钓鱼山筑城，徙合州及石照县治其上，屯兵积粮，控扼三江，以为重庆屏障。钓鱼城依山为垒，山便是城，城就是山，宛如金城汤池。它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两道防线，而且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在城中的两级台地上，还有良田沃土，豁然千亩。粮草充足、水源无忧，加上指挥得法、抵抗有力，使得蒙古大军纵是骁勇无比，也只能望城兴叹，束手无策。在攻打钓鱼城的战斗中，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飞丸击中，命丧黄泉。蒙哥汗战死之后，进军鄂州(今湖北武昌)的蒙哥之弟忽必烈和进攻漳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以及占领了大马士革正在与古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作战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班师，蒙古贵族集团遂即开始了长期的内部争战。钓鱼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赫然竖立了“延续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当时，钓鱼城就以“东方的麦迦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如果说蒙哥汗命丧钓鱼城，还有偶然的巧合因素，那么钓鱼城军民一心，仅凭一座小小的石头城，坚持抵抗蒙元达36年之久的光荣历程，自然不能用“幸运”二字简单地加以概括。除却“人”的因素外，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以此为基础的山城防御体系，其功也莫大焉。

另一个则是襄阳城。襄阳城和毗邻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边界，坐落在汉水两岸，二城隔水相望，汉水在更南部的武昌汇入长江。其重要性在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它们是进入长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垒，守护着通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南和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夺取这两座城镇将为蒙古人提供一个基地，可对南部其他地区发起攻击。也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宋军队在襄阳依据有利地形，设立了“坚固的城堡、坚实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的坚固防御工事，严阵以待。蒙古人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后，历经五年的围困，才最终拔掉了这根眼中钉、心头刺。南宋襄阳守军能够坚持这样漫长时间的抵抗，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也在于城防的特殊地理位置。

对于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几乎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而言，却在南宋城池的强大防御力量下屡屡碰壁，甚至赔上了一位大汗，教训和刺激不可谓不深。此也使得蒙古人对于城池，特别是最后归顺的南方城池，有着一种特别的反感。元世祖忽必烈，也就是蒙哥汗的弟弟，在征服南宋后不久，就“命有司隳沿淮城垒”，开始有计划地拆毁淮河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的城墙。只有少数城市因为各种特殊原因而获免，如江西的隆兴城由于滨西江，基于防洪的需要，城墙得以“姑存之”。元代陈大震纂修《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云：“有州郡则有城池，所以捍御外侮也。……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毁掉还不让重修，可见毁城的目的不仅仅是泄愤，而是希望一劳永逸地削弱被征服地区的防御能力。只可惜到了元代末年，由于义军揭竿而起，四处攻掠，各地形势危急。由于没有城墙，这些城市很难抵御反抗军的进攻，随着攻守形势的转化，元政府又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墙，开始了另一轮的历史重复。

二、古代城防的防护器械

《武经总要》云：“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也。”也就说，周密部署，积极防御，方是王道。好在中国古人善于总结和积累经验，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城防“操作宝典”，并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式”装备系统。

一类是阻滞实施。护城壕外，一般设有三四道人工障碍，主要有蒺蔾、鹿角木、陷马坑、拒马枪等，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敌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近前。

蒺蔾有木蒺蔾和铁蒺蔾之分。木蒺蔾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果实外壳有坚硬的刺，古时作战常常就地取材，将它收集后洒于敌军必经之路，用以刺伤敌军人马脚部。铁蒺蔾自然是人工打造的“仿生”武器，具有同样的功能，不过更结实，且能循环使用。《墨子》一书中，就多次提到蒺藜的用途，指出除了在城内要储存外，在地道的进出口和门户都应设置，以防止敌人偷袭。与铁蒺藜相似的还有铁菱角，主要是部署在水较浅的壕沟，或是近城的溪流塘陂，以防止敌军涉渡。

鹿角木是状似鹿角的木料障碍物，分为树枝类与树干类两种，长达数尺，其中一端插入土中一尺多，其目的也主要是用于阻挡骑兵，有点像近现代战争中布防常用的铁丝网。这种阻滞装备发明于汉代，三国时期魏军曾大量运用于守城。用来迟滞敌军骑兵的行动还有陷马坑，一般设置在敌人通行的道路和城门的内外两侧，呈巨字形或亚字形排列，坑中底部布满削尖并用火烤过的鹿角枪和竹签，坑上以刍草或种草苗覆盖，藉以欺敌。另外，还有一种称为机桥的陷阱装置，主要是部署在壕沟上，平时与正常的便桥无异，但当有敌军攻城时，则可将栝木取下，敌军一践踏桥面，桥就立刻翻覆。

另一类是防守武器。如果说上述阻滞设施只是守城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防线自然是对付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攻城（即墨子所云的蛾傅，或孙子云的蚁附）的城头防守。其中应用最早也最多的防守武器应该是檑具。早在《周礼·秋官·职金》疏中就有“雷，守城捍御之具”的相关记载。

擂具是在一根巨大的木柱上钉上尖锐的逆须钉，然后通过重力投掷产生杀伤力的防守武器。除了木檑，还有砖檑和泥檑，主要是在城中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的木檑替代品，杀伤力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到了宋代，古人又发明了可重复使用的回收型檑木，主要有车脚檑和夜叉檑两种。车脚檑是自城上立一个绞车，然后以车轮作为檑具，投掷后再以绞车收回。而夜叉檑（又称留客住）的设计又要巧妙许多，在檑木的两端装有轮子，虽然同样依靠城上的绞车施放，但因为极大地减少了逆须钉和城墙摩擦时的阻力，回收速度加快，自然作战效率要提高许多。

与擂具功能相类似的还有一种称作“狼牙拍”的防守武器。根据《武经总要》记载，狼牙拍是在一块长五尺（1.57米）、宽四尺五寸（1.41米）、厚三寸（0.09米）的榆木板上钉满长五寸、重六两的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四面各装上一刀刃，以加强杀伤力。敌军攻城时，守城士兵用两组绳子将拍面举起与城墙垂直，待到敌军攀爬到拍面下方时，突然放下，以产生最致命的杀伤力。而针对敌军攻城用的轒辒（又称木驴车，四轮车上立木架，蒙以牛皮,下可容10人，犹如古代木制装甲车），守城士兵则会用一种称为铁撞木的武器进行破坏。铁撞木是木身铁首，铁首由六个铁锋组成，每个铁锋长一尺（约30厘米），状似一颗大狼牙铁钉。通过巨大的撞击力，破坏攻城车辆的顶部，然后再投掷以火箭，燃烧破坏。

针对攻城士兵的还有一款颇有意思的进攻型防守武器，即所谓的“飞钩”，又名“铁鸮”。它是由一个锋利的铁钩和一段长长的铁链组成。因为攻城的敌军士兵头戴铁盔，身穿铁甲，往往行动不便，加上担心矢石攻击，不敢抬头，所以守城军士趁着机会，抛下飞钩，钩住盔甲，犹如钓鱼一般，将敌军半悬空中，任由守城一方痛击。

此外，守城士兵还拥有其他种类繁多的单兵作战武器，如拐突枪、抓枪、拐刃枪、叉竿等。考虑到守城战的特殊性，这些守城武器与野战武器大为不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长，一般都在七八米左右。有些武器还需要特别设计，譬如一种叫剉子斧的武器，和一般“直柄直刀”的斧头不同，而是采用“直柄横刀”的方式，主要是用于钩刺攻城人或铲砍攀城人之手。而单兵使用的防御盾牌也有所不同，一般有木立牌和竹立牌之分，两者型制相近，都是又高又大，并附有拐子（支撑架），以便士兵腾出手来，在盾牌后发起攻击。与木立牌相比，竹立牌的防御力更佳，它是将厚竹条用牛皮条编缀而成，甚至整个盾牌都会覆上牛皮，特别坚固，在有敌情顾虑下，士兵巡视城墙或驻扎战棚时，可以用它来防御火炮火箭的袭击。除却这些制式装备外，石灰、沙子、火油，甚至开水也都是必备的防守类攻击武器，虽然杀伤力有限，但也能起到烟幕弹、燃烧弹，甚至毒气弹的效力，以达到扰乱敌军、掩护进攻的作用。

再一类是防护设施。因为攻城的军队除却采用人海攻势外，往往还会采用三种方式辅助进攻：一是石攻，二是火攻，三是土攻。石砲车是攻城的重型武器，对城墙有着巨大的破坏力，针对此，守城部队往往采用一种被称作“累答”的防护用具。累答是由粗麻绳紧密编成细密的软帘，表面涂泥浆层防火，然后悬挂于城楼、女墙、望楼外面，以防护墙垛，使其免为飞石所破。

攻城部队也常常利用砲车往城里投掷燃烧弹，因此城墙上的防火措施也非常重要。墨子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不厌其烦地强调“涂泥防火”和“多备水具”。大概他那个时代地下水浅（地下三尺即见水），容易打的缘故，他甚至要求每一百步挖一口井，以备之需。到了宋代，城墙消防主要采用水袋的形式。《武经总要》要求一座城门必须配置两具水袋。水袋系用牛马杂畜的皮毛制成，一般可以贮水三四石，出水口是一根中间打通，长约一丈的粗径竹竿，权当消防水管。另外，当时还发明了一种能将水推压喷洒的唧筒，遇到城上的城楼或战棚失火，以三至五人为一组，立刻提起水袋灌救，颇有效率。如果敌军在城下起火，则用一种用猪或牛的胞衣特制的水囊，投掷火中，囊破水出。如果是遇到油性的燃烧物，守军还会采用一种大型的麻搭（类似现代拖把）沾泥浆来灭火。

而攻城部队最惯用的伎俩，则是挖掘地道攻城，往往令守城部队防不胜防。不过，早在墨子时代，已经找到相应的破解之法。其具体方法是在城内的各方先掘好深二丈（6.26米）的洞穴，然后选择耳力好的军士待在洞中，然后取一个新的瓮盖在洞顶，只要敌人在数百步（一步相当于1.57米）之内活动，洞中的军士就可以藉由声音来判断敌军的方位，然后再利用风扇车迅速地将毒药、浓烟或石灰粉吹向敌军方向。同时也可以在敌方地道方向预凿地道，两旁横向凿洞，隐藏伏兵，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地洞中的敌军一一杀死。

当然，在实际战争中，无论军力，还是士气，攻城一方往往处于强势主动地位，守城一方必须因敌设防，机动灵活地将“守城术”加以创造性地运用，遇贼杀贼，见招拆招，方能取得守方的胜利。

发生在西魏大统十二年(546)的玉壁之战，便是经典的防守案例。当时，东魏丞相高欢领重兵进攻西魏的玉壁城，昼夜不停，守城将领韦孝宽则随机应变，竭力抗御。东魏军先是在城南筑土山，欲居高临下攻城，而韦孝宽则针锋相对地加高城楼，并始终高于敌军土山，同时多备战具，展开积极防御，终使东魏军不能得逞，气得东魏统帅高欢大叫：“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

遂后他改变攻城战术，采用“孤虚法”，一边集中兵力攻击北城，昼夜不息，一边在城南秘密挖掘10条地道。韦孝宽得知情报后，便命令守城兵士挖掘长沟，切断东魏军的地道，并派兵驻守，待东魏军挖至深沟时，顺手将其一一擒杀。此外，他还在沟外堆积木柴，备好火种，发现东魏军在地道中潜伏，便将木柴塞进地道，投火燃烧，并借助牛皮囊鼓风，烈火浓烟，把地道中的东魏士卒烧得是焦头烂额，惨不忍睹。高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命人制造“攻车”，撞击城墙，所到之处，莫不摧毁。韦孝宽见状，采用以弱克刚的办法，命人用布匹做成帐幔，然后随其所向张开，攻车撞之，布受力悬空，冲击力顿时消解干净，城墙丝毫无损。

韦孝宽是一名聪明的将军，可高欢也非等闲之辈。他命东魏军把干燥的松枝、麻秆绑到长杆上，灌以膏油燃火，去焚烧帐幔，企图连玉壁城楼一起焚毁。韦孝宽则随机应变，命军士把锐利的钩刀绑到长杆上，等火杆攻击时，即举起钩刀割之，把正点燃的松枝、麻秆全部割掉。屡战屡败的高欢也毫不气馁，又转用地道法，命攻城士兵在城四周挖掘地道20条，用木柱支撑，然后以油灌柱，放火烧断木柱，使城墙崩塌。但韦孝宽早有准备，城墙崩塌处又及时用栅栏堵住，使东魏军无法攻入城内。高欢率兵攻城50天，士卒伤亡7万人，精疲力竭，用尽心机，仍未攻克，只好恨恨撤军。

其实，守城的办法，如果只有“见招拆招”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这仍然在消极防御的范畴。守城术的至高境界，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胆大心细地采用“非常规”的办法。譬如唐时李光弼率领的“太原保卫战”，其中采用的一些“土行孙”的手段，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讲，挖地道都是攻城一方的行为，李光弼却不以为然。他派人主动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后待叛军在城外叫骂挑战时，派唐军冷不防地将其拖入地道，然后拉至城上斩首。从此吓得叛军胆战心惊，走路时都要低头看地。而当叛军用云梯和筑土山的方法攻城时，李光弼又逆向思维，命唐军在城下事先挖好地道，使叛军靠近城墙时，陡然塌陷，反将其统统活埋。不知何故，李光弼特别偏爱“地道战”，并将这种战争艺术演绎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最令人叫绝的一次，他先是以诈降手段，与叛军约期出城投降，然后暗地派人挖掘地道直至叛军军营之下，先以撑木支顶。到了约定之日，李光弼派部将率数千人出城伪降，叛军不知有诈，正在调动出营时，突然营中地陷，死千余人，顿时一片慌乱。唐军乘机擂鼓呐喊，猛烈冲击，歼灭叛军万余名。大概也正是这种神出鬼没、没有“章法”的守城术，彻底让叛军崩溃，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三、古代城防的重型武器

在守城战中，作为远射武器，除却一般意义上的弓和弩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重型武器，不能不提。一种是巨型床弩。这种床弩为增加发射的力道，都是以复合弓来提供足够的弹力。这些床弩的发射机制和个人型所使用的弩机不同，一般是以槌子来敲移“牙发”，使弦脱离，进而带动弩箭。床弩一次发射数十箭，对于敌人的密集攻击具有很大的伤害力。中国古代城池基本都设有弩台，便是放置这种大型弩机用的。宋代时常用的三弓床子弩，张时需用士兵数十人架床，最远可及三百步。

另一种便是炮车。火药发明之前，所谓的“炮车”指的是投石车。《武经总要》曾提到：“凡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投石器的原理很简单，通过杠杆的作用，一边置放炮石，一边是由多条拽索组成，运行时，通过多个士兵抓住拽索，一起猛然发力，将另一端的炮石反弹出去。这些炮中大多数都以“梢”的数量作为名称。“梢”是指炮杆的组成结构，若为一支炮杆则称为单梢炮，五支则称为五梢炮。复合组成的炮杆弹力较佳，容易将炮石投掷更远处。单梢炮炮石一般有两斤重，需要40名拽手拉动，可抛至50至80步（78.25~125.2米）远。

后来陆续出现的炮身愈来愈大，性能也愈来愈佳。譬如七梢炮的炮石达90斤重，需要250名拽手，最远射程可达90步(140.85米)。不过，这个射程的数据有些存疑，以单梢炮射程为例，《武经总要》提到是50~80步，但在《襄阳守城录》的实战记录中，却可以达到250步（391.25米），相差三至五倍之多。也许是技术改进或者别的什么缘故吧。不管如何，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石炮的威力已经相当可观了。在钓鱼城保卫战中，宋军的多梢炮曾经让仰攻的蒙古军吃了不少苦头，大汗蒙哥就是被石炮砸死的。不过，按明朝正德《四川志·钓鱼城记》的记载，言其是“中炮风而死”的。所谓炮风，大约是受到炮击的震动，跌倒中风后死亡。如果真是如此，可以想见此炮发射时是何等惊天动地。

这种石炮是冷兵器时代最具有威力的守城装备，同时也是最具杀伤力的攻城武器。在靖康年间的第二次东京保卫战时，安放在封丘门外的数百座大炮来不及撤进城内，“遂为金人所得”，成为他们攻城之具。可以说，靖康之难的最大转折点，便是这些“超级武器”的易手，防攻力量旋及产生了扭转，东京城破已是不可避免。

炮石车的巨大威力也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特别是面对中原高大坚固的城防时，蒙古人逐渐意识到，只有“超级巨炮”才能撼动所谓的“金城汤池”。于是，在围困襄阳城，面对久攻不破的尴尬局面时，蒙古人从西域引进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机（俗称“回回炮”）。此炮发射的炮弹重达150斤，大炮发射时，“震天动地，所到之处，皆为齑粉”。这种可怕的大炮，让坚守五年的襄阳军民守城意志迅速崩溃，久攻不克的坚城迅速落入蒙古手中。此后，这种被称作“襄阳炮”的重型武器，遂成为蒙古人在欧洲、中亚等各地攻城略地的必备利器。

随着火药的发明，特别是其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火炮的发展日新月异，城池防守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型火炮愈来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攻守哪一方面，谁的火器占据优势，谁便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譬如在明末的宁远保卫战中，明军城上的十一门红夷大炮便立下了汗马功劳。红夷大炮质地上乘，在宁远三日血战中，不停地向城下轰击，周而不停，每炮打出，死伤无算，杀伤数里，终于止住满人的疯狂进攻，转危为安。

那么，当战争发展当火炮唱主角时，特别是攻城一方火力强大，占据炮火优势时，守方是否就必败无疑呢？其实也不尽然。以1653年海澄之战为例，当时清军数百门大小铳炮不分昼夜地发射，轰向郑军的阵地。郑成功便命令将士挖地窖藏身，待敌人登城时，再钻出地窖继续作战，并最终取得守城的胜利。这一战役中，郑军所挖的地窖，相当于近代战场所常见的散兵坑或掩体。在后来清军的大小金川战役时，藏军方面也是采用这种挖土坑的办法，消解了清军的火力优势。战后清军大将阿桂在《平定两金川方略》中感叹道“所掘地窖坚厚深曲，竟同鼠穴，炮子实有不同直透之处”。看来，有时候土办法反而是最有效的办法。

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苏核袭击的威胁，按照毛主席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备工作指导方针，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修筑国防工程和城市人防工程的高潮。“深挖洞”虽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从城市人防的角度来看，却是科学、合理的办法，当然，这都是题外话。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火器的大量运用，冷兵器时代已经不开避免要拉上维幕时，中国却依然固守，并痴迷于冷兵器时代的城防。城墙的规制和建设，依然与两千多年前并无二致。而那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经敏锐意识到在火炮时代，城池堡垒的传统防卫手段已经毫无意义，于是纷纷降低城墙高度，甚至完全拆解，以便把火炮效力发挥到极致，并专心发展火器，积极研究新的军事防御理论。

然而，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人，却在一个军事的高峰期突然止步不前，转而在高高大大的城墙里，寻求他们的安全感。如果说他们不注意火炮的运用也不对。以清末北京城的城防为例，仅正阳门上就架有大城炮八门、制胜炮三门、神威炮九门、铁心铜炮四门、神机神枢炮一百零九门。更何况，北京的每座城楼前都有立有雄伟的箭楼，以及气势恢宏的瓮城，而且全部城墙由青砖砌成，高大坚固。如果说当时的北京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堡垒，一点也不为过。可是，1900年8月14日，仅由18000余名士兵组成的八国联军，用了一天的时间便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北京城。我们且不评论当时清廷的无能和软弱，仅是从纯粹的军事防御角度分析，这座城也丢得太过莫名其妙。当时守卫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拳民达40万之多，而且火器配备也丝毫不差。当时在城内的法国大主教樊国梁在日记里写道：“街上防垒甚多，皆以米袋为之。除拳匪及屋内官兵不计外，街上驻守之官兵其数至少也达一千五百，皆持快枪。”当时有一位目击的美国人也说“中国枪弹亦甚猛烈”。而在联军冲开天安门，向皇城的第二道城门进攻时，也曾“遭到城墙上、城楼上猛烈火力的攻击”。然而中国人的火枪再猛烈，也好像放鞭炮似的，热闹过后，人跑了，城丢了。据战后统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联军伤亡400余人，清军战死640人。这样的低伤亡率，自然令联军分外庆幸。可对中国人而言呢？难道40万大军，只有区区600余名忠魂吗？最先攻入北京城的美军第14步兵团的某连队也便被“美誉”为“悠闲连队”（Easy Company），是啊，so easy！

15年后，已经是民国的时代，为了改善内外城交通，民国政府拆掉了正阳门的瓮城，改建了正阳门箭楼，并特地委托德国人罗斯克·卡尔设计，添建了水泥护栏和箭窗的弧形遮檐，另外还在月墙断面上增加了西洋图案花饰。

这是精彩的一笔，也是意味深长的一笔。漂亮雄伟的箭楼既然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那就不妨放下架子，甘心变作一座城市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