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的典范：汉文帝治国之策评析

　　吕后死后，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等人平定了“诸吕之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汉文帝尊崇儒家思想，行施德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贤君。汉文帝确实称得上以德治国的典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恩厚赏，优扶诸候

　　文帝巩固帝位后，宣布“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后来，又有很多皇子立为诸侯王：刘辟缰为河间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文帝大封诸侯王，一方面是为了对刘氏宗族、朝中重臣拥立之功的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也是广施恩惠，笼络权贵，扩大政权的基础。后世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文帝分封诸侯太滥、对诸侯礼遇太厚、管制太松，才酿成了后来诸侯势力日盛，导致了七国之乱的发生。其实，汉文帝对同姓诸侯并非一味迁就，他听取群臣意见，对于擅违法度、谋反作乱的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等分裂势力采取果断措施，削掉王位，坚决镇压；而对于谋反的胁从者，则予以宽大处理，赦其罪过。当时有民谣：“一斗米，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这种对文帝做法的误解正好衬托出汉文帝内心的矛盾。所以汉文帝又对刘长的三个儿子分封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以作为对已死兄弟淮南王的告慰。这种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的作风无疑对于慑服各诸侯、统领全国起了很大作用。难怪，在《史记·孝景本纪》中，司马迁对汉文帝和汉景帝处理诸侯国的措施进行了如此的对比：“汉兴，孝文施大德，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纵而西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天下怀安。”盛赞汉文帝的明智之举，而对景帝、晁错对待诸侯王的做法进行批评。后来的史学家多认为司马迁的评论有失偏颇，其实，如果注意到当时的形势，文帝宽厚对待诸侯而使天下晏然，而景帝对待诸侯刻薄寡恩以及削弱诸侯过程中不注意缓急轻重导致“七国之乱”的发生，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司马迁的看法很有道理。

　　二、重农轻赋，发展生产

　　汉初，由于战争的破坏，土地荒芜，饥民遍野。到汉文帝时这种局面仍很严重。为彻底扭转这种局面，他采纳贾谊以农为本，富安天下的建议，诏开藉，并亲耕为吏民作表率。至九月，他又下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以劝之。”为使吏民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文帝于公元前167年连续两次下诏曰：“农，天下之本， 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籍宗庙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为促进农业生产，他还下诏奖励力田者，并采纳晁错的贵粟建议，准许民众以粮买爵、赎罪。

　　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君臣齐心，重视农耕。恢复了春秋时代国君在春天带头耕种农田的制度；下诏斥责那些轻视农业的官吏；规定哪里发生天灾，官府必须赈济；对缺少粮种或口粮的农民，县府要负责借贷。其次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汉文帝继位第2年，下令免除田租之半，由汉朝初年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有几年干脆完全取消地租；人头税由每个成年人120钱减为40钱；成年男子服徭役由1年1个月改为3年1个月。上述这些举措，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至武帝之初，百姓安居乐业，家家丰衣足食；大街小巷，牛马成群。

　　三、宽刑简法，体恤苍生

　　汉文帝在位期间，为施行德政，在刑罚方面具体采取了如下几方面的措施。坚决取消严刑苛法，正法省刑，宽慈待民。连坐法是封建社会最残忍、最无人道的法律。汉文帝即位不久，便下诏取消连坐法。他对司法官员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随即，有司奉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诽谤妖言罪，是封建社会专制者禁人之心，钳人之口，以言论、思想惩罚民众的残酷刑律。汉文帝深知这一刑律的弊端，下诏废除诽谤妖言罪，让老百姓放言讲话。他指出：“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页对犯人施肉刑，也是封建刑法残酷性的表现之一。当时汉代刑律承接秦汉，有劓、宫、刖等肉刑。一旦犯法，就要残人肢体。对此，文帝早就不满。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犯法当刑。其小女儿缇萦上书文帝哀求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阅后，便下诏废除肉刑。他说：“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汉文帝还多次大赦天下，使众多刑徒得以释放或减刑。同时，加强教化，以仁德教育吏民。使“吏安其居，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 “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四、举贤重谏，以安天下

　　文帝认为，实行德政，必须任贤重谏，以安天下。史载：“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文帝自己也深刻地指出：“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公元前179年，文帝即位不久，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便召为廷尉。吴公所推荐的才德双全的贾谊，也召为博士。为征求选拔更多的贤良之士，文帝多次下诏要求“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亲策之，傅纳以言。”文帝所确立的把选举与考试相结合的新的选官制度，在当时选任了一大批贤良之士，这为文景之治的取得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帝为了安抚吏民，不但认真选用贤良，而且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信用他们，以匡正自己，大治邦国。为此，他下诏取消了诽谤、妖言罪，任凭吏民上书极谏。史载文帝“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非但如此，还下诏征求吏民意见。如后元年春三月，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文帝进一步明确了选考贤良的标准，即“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三项要求。同时明确应注意批评和匡正的四个方面，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从制度上保证了贤良的选用和时政弊害的及时纠正。

　　五、慎战和亲，稳固边疆

　　对待匈奴问题，文帝鉴于汉匈累年交战，使百姓困累伤亡，便听取吏民意见，重行和亲，“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即使匈奴背约南侵，文帝只诏令严守边境，也不发兵深入北伐，以免“恶烦苦百姓”。南越王赵佗自立为武帝，企图独立，使国家分裂。文帝采取招赵佗兄弟，使之富贵的措施，“以德报之”。同时派使者贾谊劝说，晓之以理，终于感化了赵佗，使之去帝称臣，从而化解了危机，避免了一场使无数百姓死于战火的灾难。

　　六、勤俭节约，垂范教民

　　汉文帝是著名的节俭皇帝。班固在《汉书》中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他在位23年，没有修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贫民。有一次他打算作修一座露台，工匠造预算说要花费100斤黄金。他听后便说：“百金是十户等人家的财产呀!’，并马上作罢。他穿的衣服是用厚帛做的，不加纹饰，是黑色的。他平时节省宫廷生活费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筑也尽量省工。他在遗嘱中说，给他送葬不许动用车马，送葬人截的白布孝带不得超过3寸.陵墓依山而葬，不准起坟丘，以节省民力。“欲为省，毋烦民。”

　　七、关心孤寡，力倡孝悌

　　文帝注重与民同乐。文帝初即位，除大赦天下外，还赐民爵一次，女子百户牛洒，允许吏民大�J五日。类似这种做法，文帝在位期间至少实施了6次。对功臣及有重大贡献的吏民给予重奖。如一次就封太尉周勃民万户，赐金五千斤。对鳏寡孤独、残疾穷困者及老年人更大加关照。文帝即位当年， 就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诏书中说道：“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将赈济与培养孝道结合起来，并规定：“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已上，又赐帛二疋、絮三斤。”文帝自甘泉到高奴，经过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文帝认为：“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文帝去世前，遗诏毋禁民婚嫁及饮酒食肉，并诏令将后宫夫人以下美人、良人等皆遣归其家，使其婚嫁。由于文帝仁慈，天下君民同乐，一片喜庆祥和的景象。故《史记》曰：文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

　　八、结语

　　此外，谨慎谦虚，反躬自省也是文帝的治德方略。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剖露自己的为政之道：“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忧于心。”司马迁借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评价文帝的一生。文帝体恤天下、胸怀万民，以自己治国中体现出的圣贤之风、大人之量、以及利国利民的功绩，当受此赞誉。纵观中国数千年封建史，像汉文帝这样勤政爱民的帝王还真是为数不多。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汉文帝的德治精神仍不失为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孝文帝本纪[Ｍ].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文帝纪[Ｍ]. 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班固，汉书·刑法志[Ｍ].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司马迁，史记·平准书[Ｍ]. 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