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铁帽子王是什么样的存在?权力如何?
历史网 2024-11-20用户投稿
铁帽子王是指世袭罔替的王爵,它源于清朝的封爵制度。这是今天历史网小编给大家说的故事,欢迎关注哦
“开国诸王”,亦称“军功勋旧诸王”,是指清初统军征战、建国创业的“宗室王爷”,计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硕塞初封和硕承泽亲王,其子 博果铎袭爵 时,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饶余郡王阿巴泰、谦郡王瓦克达、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英亲王阿济格等,其中礼、郑、睿、豫、肃、庄等六个亲王及克勤、顺承二个郡王,世袭罔替,一般称为“铁帽王”。铁帽子王世袭罔替的王爵,它源于清朝的封爵制度,铁帽子王比一般的亲王享有更优厚的待遇和特权。
清朝共有12位承袭爵位无需降等的&"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因为他们功勋卓绝,所以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同时还享有配飨太庙的殊荣。另外四位属于恩封,他们是因在清朝中后期稳固江山中立功而受封的。即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显然他们的权力远比清初时期的铁帽子王小的多。
一、清初铁帽子王的权力
顺治年间,“开国诸王”掌握了兵权,攻打大顺、大西农民军,消灭南明政权,镇压各地抗清武装,主要是由他们挂帅出征的。顺治元年四月,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以及豪格、罗洛浑(岳托之子)、尼堪、博洛、满达海(代善之子)等宗室贵族,统领八旗土兵,于山海关战败了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础。
进入北京以后,多尔衮即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追击李自成,并下江南,灭了福王、唐王、鲁王等南明政权。又派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镇守江南,下湖广,取广西。肃亲王豪格初奉命往定山东、河南,后又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取四川、陕西。
此后,陆续派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端重亲王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及定西大将军,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礼亲王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谦郡王瓦克达为征西大将军(代满达海),分率八旗军队,四出征战,镇压了农民军、南明政权及全国各地抗清武装,统治了全国。
“开国诸王”拥有裁处国政之权。睿亲王多尔衮于崇德八年(1643)九月当上了“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十月晋“叔父摄政王”,二年五月又晋“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握有主宰清国军政大事 的最高权力。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崇德八年九月与睿亲 王多尔衮一同 辅政,顺治元年封“信义辅政叔王”,九年晋“叔和硕郑亲王”。
豫亲王多铎于顺治四年(1647)晋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协助理”的。在一段时间里,“开国诸王”曾具体处理六部事务。顺治七年(1650)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下渝:“各部事务,有不须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 满达海、博洛、尼堪三王,从此被称为“理事王”,或“理事三王”分理六部事务。
八年三月,清帝以“天下所以治安者,关乎各部院”,委用诸王管理部务,巽亲王满达海管吏部,承泽亲王硕塞管兵部,端重亲王博洛管户部,敬谨亲王尼堪管礼部(博洛、尼堪于顺治八年三月降为郡王,五月复封亲王),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管刑部,谦郡王瓦克达管工部,贝勒喀尔楚浑管理藩院,贝子务达海管都察院。
“开国诸王”和入关以前一样,享有“议政”之权。顺治年间,清政府的军政财刑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的。礼亲王代善及其子满达海,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富绶,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信亲王多尼(多铎之子),简亲王济度(济尔哈朗之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平郡王罗可铎(岳托之孙),谦郡王瓦克达,敏郡王勒度,安郡王岳乐(阿巴泰之子),都是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政王”。军国大事皆由议政王召集参与议政的贝勒、贝子、公及议政大臣商议决定,报摄政王、顺治帝审批,一般是依议而行。
“开国诸王”之中还有五个王是一旗之主。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郑亲王、衍禧郡王罗洛浑(岳托之子)都是旗主,分主正红、正白、镶白、镶蓝、镶红五旗。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安郡王岳乐等亲王、郡王、贝勒,也有不少佐领,是编隶这些佐领之下的旗人之“主子”。旗主之权是巩固王权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铁帽子王权力削弱的原因
“开国诸王”既然有用兵、议政权和旗主权,又能左右清初的政局,从形式上看,当然可以延绵不断永远左右朝政了。但是,历史的进程却非如此,从顺治末到康熙中期,开国诸王的权势逐渐削弱了。出现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有三:
1、诸王之间互相倾轧。
八旗旗主,过去就 是互不相让,明争暗斗,入主中原以后,形势变了,权利之 争 更 尖 锐了,既有昔日恩仇,又结下了新的怨恨,斗争更为激烈。这集中表现在睿、豫、英三王和郑、肃二王拥立新帝的斗争问 题上。崇德八年(1642)八月,清太宗皇太极去世后,肃亲王豪格欲图继位为帝,郑亲王济尔哈朗及皇太极的镶黄、正黄二旗的图赖、图尔格、伊尔登等大臣,拥护肃王。
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以及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却拥戴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亦有称帝之念。争论非常激烈,最后是多尔衮提出了折衷方案,立年方六岁的皇太极的幼子福临为帝,由睿、郑二王辅政,虽然暂时平息了争端,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定都北京以后,多尔衮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遂于顺治 五年(1648)三月,以豪格“徇隐”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之事,削爵幽禁,尽夺所属人员。
又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王等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后复亲王爵),其后,并将豪格害死于狱中,夺其福晋为已有。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济尔哈朗乘机报复,约同巽亲王满达海等,先将多尔衮之兄英亲王阿济格拘禁,加以“谋乱”之罪,削爵幽禁黯宗室,尽夺其所属二十佐领,后又论以死罪,勒令自尽。
八年二月,济尔哈朗会集诸王奏准,追论皇父摄 政 王 多 尔衮“逆谋”大罪,削爵,黜宗室,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将其正白旗拨隶顺治帝福临(连同正黄、镶黄,合称“上三旗”,,并惩治其党羽。九年三月,济尔哈朗等王又奏准,豫亲王多铎是多尔衮同母之弟,追降郡王。这样一来,十年之中,大案屡起,互相残杀,开国诸王的势力大大削弱了。
2、王子王孙庸懦无能。
入主中原以后的“军功勋旧诸王”,身为高贵“王爷”,权势赫赫,威风凛凛,仆婢成群,金银满库,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生活在那种条件下的王子王孙,很少有志苦练骑射,勤读诗书,也很难不耽于安乐,不贪恋富贵,哪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治国统军? 大多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自然而然地成为因循保守、庸懦无能的笨拙之人。
这些继承王位的“新王爷”,在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万军厮杀的狂风巨浪冲击之下,大多是晕头转向,手足无措,贪生怕死,最后被定上“祸国殃民”大罪,革职削爵。这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暴露得特别明显。
降清的明将吴三桂、耿仲明和尚可喜,入关从征有功,分封王爵,成守地方。吴三桂封平西王,镇守云南;耿仲明之孙耿精忠袭靖南王爵,镇福建;尚可喜封平南王,镇广东。三藩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大,兵力最强。他降清以后,攻打农民军,取四川、陕西和云南,俘永历帝于缅甸,长年征战,兵勇将,多归其部下”,“日练士马,利器械”,势力最大,兵最强。
吴三桂看到代善、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阿巴泰等开国诸王大多去世,图赖、图尔格、谭泰等定鼎中原的大将亦相继死亡,连博洛、勒瓦克达、多尼、满达海等第二代、三代,比较能征惯战的王公也已经不在人间,朝中无帅才,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谅中朝诸将无足当己者”,遂在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归老海城时,假意申请撤藩回籍,探听清廷意旨。耿精忠亦上奏请撤。
此时,康熙帝谕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此事,参与会议 的宗 室王公,因怕吴三桂造反,不能抵挡,所以不敢赞同撤藩,皆主张让吴三桂继续留镇云南。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之利”,又因吴三桂之子,耿精忠之弟,皆在京宿卫,“谅其不敢生变”,决定允其所奏,并令吴三桂“徙藩山海关外”。假借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的吴三桂,听此消息,勃然大怒,遂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兵反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贵州巡抚曹申吉、襄阳总兵杨嘉来等先后响应,不到数月,云南、贵州、福建、四川、湖北、广西六省皆反。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杀大学士、经略莫洛降附于吴,广东尚之信于康 熙 十 四 年反。
“三藩之变”严重地威胁了清朝的统治。康熙帝委命诸王、贝勒为大将军,统兵征讨“三藩”。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克德浑之子)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多铎之子)参赞军务,统兵至荆州。贝勒尚善(济尔哈朗之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助勒尔锦攻岳州(后尚善卒于军中,由察尼代为安远靖寇大将)。安亲王岳乐(阿巴泰之子)为定远大将军,出江西、赴长沙。简亲王喇布(济尔哈朗之子)为扬威大将军,镇江南,后移军江西。
贝勒洞鄂(多铎第三子)为定西大将军,由陕西攻四川。康亲王杰书(代善之孙)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济尔哈朗之侄)为宁海将军,由浙江攻福建。信郡王鄂札(多铎之孙)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攻察哈尔布尔尼(乘吴三桂之乱而反清)。
从各方面对比,清军是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应该是很有可能迅速取胜的。但是,统兵诸王,习于安乐,胆怯如鼠,畏惧吴三“迁延不进”,不敢“撄其锋”。比如吴三桂的部将高大节,领兵仅四千人,却敢“以少击众”,清军“辄挫”。
他曾经率百骑击溃清军于大觉寺, “斩将搴旗”,又以少兵,“奔大军于螺子山”,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仓卒弃营走,贼入垒,纵饮饱掠而归。”喇布统领大军围江西之吉安时,遣兵二万追击吴三桂部将马宝的九千援军,却 是 众 不 敌寡,“为贼连败”。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领大军守荆州,突闻吴三桂大军将至,“踉跄而归”,遗弃大炮数十位。
如果不是吴三桂苟安保守,不敢渡江北上,并且于康熙十七年病死,那末,战争还不知延续多久,对清廷来说,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康熙十九年(1680),大局已定,即将进取云贵时,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奉命攻重庆,却不敢进兵,中道折返。康熙帝谕令勒尔锦回京师,下诏斥责统兵诸王腐败无能,贻误军机的罪过。
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定奏准,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皆削爵,奉命大将军 康亲 王杰书,罚俸一年。八个大将军中,只有安亲王岳乐和信郡王鄂札立功受奖(信郡王军队之取胜,主要得力于副将军、大学士图海之力)。五个王、贝勒削爵,一个王罚俸,可见“军功勋旧诸王”的子孙,是何等的无能! 这对“开国诸王”的势力也给予了重大的打击。
3、压抑王权,皇权日增。
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期,就曾力求提高皇权,多次惩治、斥责宗室王公,削弱其他旗主的势力。顺治帝福临深深感到“开国诸王”势力过大危及君权、帝位,身命亦不安全,所以亲政以后,不断地设法抑制“开国诸王”的势力,擢用心腹臣僚。顺治九年(1652)三月,取消了王、贝勒管理部务的制度,惩治睿王党羽,削贝勒拜伊图、贝子巩阿岱、公锡翰爵。
十六年十月,又以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谄媚睿王”,降满达海、博洛之子为贝勒,(尼堪也要降爵,念其阵亡而免)。顺治帝重用亲信汉军官员,对大学士范文程(汉军镶黄旗)、宁完我(汉军正红旗)十分信赖,破除旧例,特任范文程、宁完我二人为议政大臣,参与机密,有所奏请,大都应允(清代非满洲八旗而任议政大臣的,仅此二人)。
顺治帝为对付南明永历政权,委任弘文院大学士洪承畴(镶黄旗汉军)为“太保兼太子大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赐“经略大学士”印,并敕谕“抚镇以下咸听节制,攻守便宜行事”,授与洪承畴总管南方诸省军政事务的大权。
顺治帝大力提拔反对睿王效忠于己的两黄旗心腹大臣,委任要职,领军出征,以分散王权。十八年确定的“辅政大臣”制,就是皇权空前提高,“开国诸王”势力下降 的 重 要标志。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初“军功勋旧诸王”的子孙完全失势了,这些“铁帽王”的后代,世袭亲王、郡王爵位,遇逢军国大事,一般是要参与商议的,有些王公还担任官 职,领 兵 出征。
直到咸丰年间,济尔哈朗的八世孙郑亲王端华,任御前大臣,其弟肃顺历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兄弟两人,深受文宗的宠信,专权横行。
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临死前,下达遗诏,命端华、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一度执掌清朝的军政大权,后因争权夺利,被那拉氏(慈禧太后)诛杀。可见,“开国诸王”的子孙,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远远不如清初 那样能够左右政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