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何愤怒的斥责中国女性“近于禽兽”

　　陈晓楠：上世纪80年代，作家冯骥才的一篇名叫《三寸金莲》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冯骥才后来把它称之为“带血的记号”他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道尽了金莲们一生的酸楚。写这部小说，我意在给中国文化中最隐秘、最闭锁、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的曝光。”如今小脚绝了，可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脚是不裹了，未必将来就不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我们今天的初衷也是如此。

　　记者：这鞋卖得快吗?

　　许为荣：卖得也不快。

　　记者：这个要卖不出去就自己穿对吧?

　　许为荣：对，卖不出去就自己穿。

　　解说：这就是三寸金莲，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考证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由谁发明。今天的人们或许也已很难理解，这双被赋予漂亮名字的小脚，曾经是女性美的象征，而且还存在了近千年。

　　刘索拉(音乐家)：这个我妈妈给我讲过怎么缠足，缠足是给小姑娘，幼女然后给她按摩，按摩到你脚麻了，把你那个脚，就给窝过来，就整个把你骨头给弄折了。那你想想你的脚折了，从小就折了然后就趁着折以后，就把它裹起来，说的那个小女孩裹了以后吧，那个脚就肿，就哭天天，那个时候你就不下床了，就在床上呆着，你因为根本就脚是肿的，疼死了天天哭。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隔壁的小女孩缠足的时候，就在那哇哇哭，然后她过去就跟她的母亲，跟小女孩的母亲问她，为什么要给孩子缠足。

　　解说：为什么要给孩子缠足?这个问题会是谁提出的呢?不太可能是中国人，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那种美。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西方女性，一位西方传教士的妻子，传教士名叫麦高温，他是目前有据可查的，中国妇女放足运动的最早发起人。就在麦高温的妻子提出为什么要给孩子缠足这个问题几年后，另一位来华女传教士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她叫阿绮波德·立德，她的丈夫立德是一位英国在华商人。立德夫人后来留下的自传体回忆录《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曾详细地描述过，她所体察到的中国女孩缠脚的悲惨情景。“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失去了像英国小女孩一样的玫瑰色脸颊，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自己还要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

　　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因为从她的观念来说，就是上帝造了人，你如果是对这个身体这样妄加修饰，整饰，就是你在和上帝对抗。但是里面包含着一个上帝对男女来说，包含一定朴素的一点平等的意识，所以对女性抱有一些同情。

　　解说：它完全毁弃了大自然赋予女性的优美和对称，女人的优雅体态和美丽举止使她们的步履如诗如画，平添许多魅力，但我们常常忘了，这其中的秘密，就蕴藏在她们的天然双足里，而这正是女人理当拥有的神圣权利。这是1875年，中国妇女天足运动的发起人麦高温在厦门一次聚会上的讲演。

　　麦高温牧师到来时的中国，近代化进程刚刚开始，中西方两种文明力量正做着最为激烈的交锋，麦高温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句为什么要给孩子缠足，居然点中了一个以数千年文明为傲的老大帝国的死穴，他们甚至不会想到，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就连一百余年后的中国人都很难回答清楚。

　　洪晃：为什么会有缠足这件事情吗?就说因为吧，就是女人如果说，她那个脚特别小的时候，她走路的时候，她的大腿部的尤其胯这儿的肌肉，就必须得特别紧，所以她走路就是腿上头就绷得特别紧，屁股就是翘起来的，然后这个呢是特别性感，特别招男人的喜欢，让男人有性冲动，因此说这是为什么女人那个时候需要裹小脚。我觉得这个听上去这事好像有点靠谱啊。

　　解说：这个好像有点靠谱的观点，在以盛赞小脚之美而闻名的辜鸿铭那里得到了印证。在辜鸿铭的笔下曾这样回答，中国女子的美完全在于缠足这一点，缠足之后，足和腿的血脉都向上蓄积，大腿和臀部自然会发达起来，显出袅娜和飘逸的风致。

　　刘慧英：那么我觉得这段话，就是特别典型地表现出那个辜鸿铭的一个主张，几百年来，女性那个小脚被很多男性视为是一种可以把玩的那么一种东西，包括女性的鞋子，就是这个鞋子，能够生发出他们很多的欲望。

　　梅娘(作家)：有一个绝活叫踩跷，就是把这样一个弓形的小鞋拴到脚上，人直立起来，表现的淋漓尽致，踩跷的人走起来，像风摆柳似的，特别好看，我一看见它我就心跳。

　　金一虹：它满足了男人某种需求的，一个呢是这个女人缠了小脚，就是弱柳扶风，非常地纤细和弱，这时候男性面对这样的女人，他会有非常强大的那种优越感产生。

　　刘慧英：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它慢慢地就成为了一种所谓的文化传统。

　　解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06年的上海张园，图片中的中国妇女正在参加一个名叫天足会的聚会，天足会是倡导妇女放足的组织。1895年由立德夫人最先提出并创办。1904年的北京，一张以透骨新法绘制的海报，曾遍贴于皇城内外，这是天足会的推行者新近发明的宣传方法。当时，还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种方法有一个响亮的母体叫科学。

　　金一虹：科学有一种霸权的地位。老百姓一看，原来不知道那个小脚是什么样子，他就逐渐地改变了对小脚的一种看法，因为原来觉得美，现在你知道美的背后是一种，对身体的一个摧残。

　　解说：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我们无法看到现场参加天足会妇女的表情，但是密密麻麻的背影，显然说明现场的气氛并不冷清，同样，我们也无法断定这样的结果就是由前面那个名叫科学的方法所带来，但这一切说明，这场由西方人发起的挑战，确实有了效果。

　　解说：1882年，24岁的康有为在京参加乡试不第。在返程途中，他经过上海，并且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儿，康有为看到了传教士创办的报纸《字林西报》登载的这份报纸上的关于倡导女性放足的一些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来自西方的思想让他深受启发，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反思。随后他开始逐步地接受了这张由西方传教士发起的放足运动。

　　解说：1882年，康有为从上海回乡之后，便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传播天足观念，倡导女性放足。

　　黄强(《衣仪百年》作者)：康有为当时有切身的体会，因为他的三个女儿或亲戚，都是当时缠足的，在缠足过程中身受其害，痛苦万分，所以康有为深有感触，所以在汉族官员中，他们是率先提出了放足的这种要求。

　　解说：然而，康有为倡导女性放足的原因，却并非是出于对女性的简单同情与怜悯，同西方传教士那种陌生旁观的角色不同，康有为是一个浸润于中国环境中的文化人，1858年，康有为出生时，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晚清的积贫积弱伴随着康有为的整个青少年岁月，救亡图强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与康有为同期的这批青年人具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何寻找到一把通往救国大门的钥匙，成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思考。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康有为1882年在上海看到西方传教士所写那些倡导放足的文章时，瞬间深受启发。

　　金一虹：似乎觉得找到了一些中国虚弱的原因，中国弱的原因，一块就是认为是中国的女人缠了足以后，体质非常弱，也不能运动，所以就生下来的孩子也不强壮，就兵力也不足，所以我们是叫弱种流传，其次他认为是经济上，我们的财力为什么这么弱，就因为我们的妇女缠了足，她就不能够出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所以经常把妇女看成是坐吃坐穿的人，是要被人供养的。

　　秦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国民之母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女性是要培养将来健康的国民，那么你女性本身的这种身体不健康，你怎么样能够去培养一个健康的国民，那没有健康的国民的话，中国就没有办法往前发展，没有办法进入一种现代化这样这种状态里面去。

　　刘慧英：妇女成为了这个民族的一种症结。

　　解说：在重里寻他的过程中，男性启蒙思想家似乎终于找到了导致中国国弱民贫的原因，康有为的弟子，这一时期他忠实的追随者梁启超，就曾将中国女性斥之为圆气首而前其足的无用之人。他说，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甚至，他还引用孟子的话说她们，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刘慧英：都是一些无用的那个学问，梁启超认为这些诗词歌赋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而只有西方的近代的那个科学技术，科学技能才是有用的。

　　秦方：很多女性是在家里面纺织的，中国最早一批女工，都是一批这样的缠足女性演变过来的，她们在家里创造的这种纺织性的这样一种劳动的话，创造的利润并不比男性，比如说出去打工啊，或者是重地这样的利润少，但是呢在梁启超看来，他为了要证明分利生利说的一种合法性，为了证明数千年来中国女性一直是依附于中国男性生存，从而导致整个中国的衰败的话，他把这些事实就是视而不见，或者是非常方便地就把它都抹去了。

　　解说：而后来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泰斗的严复，在其著名的《天演论》中更是提出了强国必先强种的主张，而强种要务之一是要有健康之女子，要有健康之女子，即不得不去缠足之习。

　　刘慧英：但严复有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敷粉缠足，坐以待毙”他们在痛骂中国现实的时候，就把妇女一股脑儿地也拉进来，作为痛骂的对象。所以有些人就说是一种厌女症。

　　解说：正是在晚清启蒙思想家的这种共识之下，女性的小脚被推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高度，并随后作为一把思想解放的利器，扎向了旧文化，旧制度的心脏。1897年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有为将女性放足，作为变法的一项重要议题，提交给了光绪皇帝。

　　金一虹：其实清政府从它进关说，它也是下过好几次诏令，就是禁止缠足，顺治时期有非常重的刑罚，如果这个女子要缠足，这个父兄要杖多少，80，然后又流放三千里，但实际上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不是说它不严峻，最主要是它没办法进入家庭，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禁令，国家的法令，你怎么去干预老百姓家里私人的事呢?我关起门来，脚都不展示出来，你怎么干预呢?这是我私人的事情，完全，国家没有力量来进入，所以最后都不了了之，每次禁禁，都不了了之。

　　黄强：满清社会它是旗人统治，但是同时也是汉人统治，就是旗人是皇帝，最高决策者是旗人，但是汉族的好多官员都在清朝为官，所以汉族文化实际上在清朝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为了获得汉人的支持，它必然要遵照汉人了好多习俗，那么缠足这个陋习是汉族人的陋习，而不是旗人的陋习，所以作为慈禧太后来说，她是反对维新，但是本身并不反对女子的放足。

　　解说：由于满族女性并不缠足，因此，这项自下而上的放足运动在晚清社会的最高领导层并没有形成太大的阻力，光绪与慈禧先后接受了这项提议。1901年慈禧太后寿诞时，正式颁布懿旨，倡导女性放足。但考虑到缠足习俗存在时日之长，很难一朝破除，因此这份懿旨的措辞相当委婉，慈禧只是表示，要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不准官吏胥役借词禁令，扰累民间。

　　解说：20世纪伊始，伴随着革命情绪的逐渐高涨，官方和精英群体对于缠足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这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小脚，成为了革命的绊脚石。放足运动开始从委婉的劝导，转向了强悍的推行，女性再次成为了一个时代被革命的主角。

　　解说：“看着她，我们的心情及其沉重，如果继续裹脚，无异于把双脚切掉，我伸手想松一松裹脚布，好让她稍微舒服些，可是，我刚伸手，她就哭了。脸上那绝望的表情，在一个孩子的脸上我从未见过。她用中国人少有的方式，直瞪瞪地盯着我的眼睛，目光似乎在告诉我，我知道我受不了，但你要拆除了它，我更受不了。”这是立德夫人在回忆录中对女子放脚心态准确、细致的表述。

　　秦方：其实放足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因为缠足的话，大概是四、五岁啊，六、七岁，七八岁，在这个骨头还在生长的时候，就开始缠，可是你要是到了缠过了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她的骨头基本上都已经定型了。

　　金一虹：有一个小脚妇人，她就当时对查脚的官员，斗胆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你说一个麻花炸开了，已经变硬了，你看已经扭曲了，扭成麻花样，你能不能再把它变成原来那种柔软的面团，显然是没有办法。

　　解说：强大的革命力量无法拉展女性这双早已扭曲的双足，在这样的对峙中，放脚开始演变成了一场由官方与民间共同上演的猫鼠游戏。

　　秦方：我采访过那些山东老太太，只要有这种巡查员进村的话，这些老太太都要多起来的，她们不愿意放足，躲到山里啊，躲到沟里啊，一躲躲一天，然后呢，家里人来通知她们，说这些巡查员走了，然后她们再跑回来。或者是说呢，就说被巡查员抓到了，然后呢哎呀放开放开，然后都放开了，不然的话是要罚款的，你要等巡查员一走的话，她们又会再裹起来。

　　金一虹：有的地方它是规定，县里面规定下面一直到村，你要让多少妇女放足，你要把裹脚布交来为证，那么当地有的比如说绅士或者是什么村长、里长他们就去买一些新的裹脚布，然后跟那些裹脚的妇女，小脚妇女就交换，把她的旧，就换来，交上去说，你看又多少解除了，这也是一种博弈吧，一种应付的方法吧。

　　解说：官方与民间围绕放足展开的猫鼠游戏，使得放足运动的推行大打折扣，这引起了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也就是那些一直在密切观望放足效果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焦躁，焦躁的原因来自于他们所学习的西方。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一些中国女人的小脚图片，开始出现在西方的各种博览会上，这些图片与中国人抽鸦片，杀头的照片，并排陈列在一起，被作为蒙昧野蛮民族的文化标志，而引起西方人的猎奇。

　　金一虹：东方、西方，然后野蛮和文明对立起来，所谓西方代表着文明，而东方是野蛮，一个证据，一个标记，就是小脚已经成为一种标记，而且是被西方人不断拿来猎奇，用那种眼光来窥测甚至是展示，实际上这是非常屈辱的。

　　解说：1903年3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博览会上，一些关于中国女性缠足的图片，就引来了留日中国学生和商人我的联合抗议。

　　金一虹：1902年清政府就是从国家的角度，已经下令要禁止缠足了，已缠足要放足在这种情况下，你1903年，你仍然把它作为一个中国野蛮落后的标记来展示，那就奇耻大辱，所以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就取消了这块内容，但是它在台湾馆，因为台湾作为它的殖民地，那时候，你清政府还没辄管呢，仍然是有茶水小妹，就是小脚女人在那里面，所以中国当时有一家报纸就评论，这是倾长江之水，你都没法洗刷的奇耻大辱。

　　解说：后来，赴日留学归来的周作人，在一篇名叫《天足》的短文中，明确地记录了他对于缠足的厌恶，以及那种由缠足带来的刺骨的耻辱感。“我总是固执己见，以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我时常兴高采烈的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图的当头来了一位一跷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自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金一虹：所以小脚已经成为写在我们脸上的耻辱两个字，所以包括胡适，就把小脚女人说成是废物中的废物，然后在这种被污名化的情况下，小脚女人我觉得她们真的是背负了她们不应该背负的这样一种代价。

　　解说：这种给文化精英们带来的耻辱感，使得小脚再次被推上了革命的审判台。一场由中国文化与政治精英联合导演的激烈放足运动由此展开，甚至，武装力量开始了介入。

　　解说：1912年，出于对教育和劝导手段的无济于事，阎锡山开始动用警察力量强力推行放足，他专门派遣查脚员，挨家挨户执行缠足禁令。

　　金一虹：阎锡山他为了追求政绩，他用了非常非常激烈的方法，我刚刚说清政府没有办法进入到家庭，动用行政力量，阎锡山动用了，他用警力，派出查脚员，挨家挨户去查脚，当然也要罚款，如果不肯放脚的话要罚款。所以他那个做法，实际上也就会遭到一些抵抗，有些地方甚至武力抵抗，我刚才说被弹压下去。

　　解说：为了强力推行废缠足运动，迫使女性放足，各种强硬且极具侮辱性质的手段，开始上演。据公开资料记载，当时的西安严禁缠足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烟台则限制缠足妇女在街市行走，而在开封甚至有警察当街剥卸妇女的裹脚布。

　　金一虹：更厉害的是有些地方就规定，小脚女人上街的话，就要把她的缠足布强行给扒下来，等于示众一样，还有漳州，就是如果小脚女人上街，就要用鞭子来鞭她的小脚，总而言之就是恨不得小脚丢了我们中国人脸的这些小脚女人，赶快消失，不要让人看到，不消失你就别出来了。

　　解说：而与此同时，为了在舆论上扩大废缠足运动的影响，也表示弃旧从新的决心，中国精英男性再次联袂演出，他们纷纷现身说法，以娶天足之妻为荣，后来的民国风云人物冯玉祥就曾在证婚启示中公开宣称，非天足不娶，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们也纷纷抛弃自己的小脚妻子，以示与传统的决裂。

　　刘慧英：这是一个，然后呢，有些缠足的那么她们要放足，放足以后她们又担心某一天，这个时尚会不会再回来，那么她们一旦放了足，变成了天足的话，又面临着嫁不出去的危险。

　　解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女性陷入了缠足与放足的两难之中，而这两难也造就了许多女性一生的悲惨命运。

　　今天，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许秀英，正是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在缠和放之间她留下了一双既不同于三寸金莲又不同于天足的脚，这双脚后来被称之为“解放脚”。

　　解说：今年已经91岁的作家梅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至今还记得，自己在长春上小学的时候的一位小学校长，因为这位小学校长就留着解放脚，不过当时人们给这双脚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二尾子，就是因为这双二尾子脚，校长不仅不能正常走路，还要受到别人的歧视。梅娘说，校长温文尔雅，具备优秀女性的一切品质，然而她却终身没能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