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乐于为青年牺牲：早年信奉进化论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生130周年。鲁迅早年信奉进化论，认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人，因此对青年一直敬重之不暇。后来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阶级分析的方法，然而对青年始终充满希望，并关怀备至，有过很多寄语和期望，如：“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求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不仅如此，鲁迅还身体力行，为培养青年一代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

　　鲁迅培养青年作者，可说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其最重要的一条途径是通过办文学刊物来发现和团结青年作者，并促使其健康地成长。鲁迅办的文学刊物中有好几个就是与青年作家合办的。如1924年办的《语丝》是鲁迅与孙伏园、李小峰、川岛等一群青年作家合办的。1928年又与青年作家柔石等合编《朝花》，通过办刊物，团结了一批文学青年，并使之形成一股力量。

　　鲁迅在编辑刊物时也特别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发现、扶持和培养工作。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靳以，写了一首诗投给鲁迅主编的《语丝》，不久即被刊出。李霁野回忆说，他写了一篇很幼稚的小说《微笑的脸面》交给鲁迅，看是否可以在什么报纸副刊上发表，鲁迅看后说，有点可惜，就留给《莽原》半月刊发表吧。这给了李霁野很大的鼓励。

　　鲁迅在处理青年作者的来稿时，总是充满了热忱。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给予刊载，自己编的刊物不合适，就设法介绍到别的刊物去。另一方面他总是给予热情的指导。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艾芜和沙汀于1931年把习作的小说《太原船上》、《俄国煤油》等寄给鲁迅，鲁迅一一复信详细地指导，这对他们以后的文学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一次，一位青年作者寄了一篇作品给鲁迅，鲁迅读后写信给他，说“这还不能算作短篇小说，因为局面小，描写也还简略，但作为一篇随笔看，是要算好的。”他建议这位青年作者：“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鲁迅经常劝导青年作者要多观察社会生活，“留心各样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还常鼓励青年多读国内外名家的作品，他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有的作者作品渐渐多了，不免有些粗制滥造，鲁迅就及时善意地加以提醒，不可疏滥。

　　鲁迅为青年作者看稿、改稿的事例更是动人。凡是求他看稿、改稿的，他都欣然乐从，不计时间和精力，仔细阅改。在编期刊《莽原》时，青年作者尚钺投寄的文稿，字迹比较潦草，鲁迅一一帮他改正。后来尚钺得知后，非常内疚，说先生何不叫我重抄一遍。鲁迅说：“青年们总有一个时期不免草率一点的。如果预先规定一种格式或一种字体写，恐怕许多好文章都消灭到格式和字体中去了。目前的问题只是写，能写、能多写，总是好的”。可见鲁迅对青年作者是体贴入微的。他修改青年的译稿时，更是一丝不苟，经常找来原著对照修改，碰到疑惑之处，还要请教高明者，以使译文准确流利。

　　鲁迅还鼎力支持青年们办的报纸、文艺刊物以及他们的编辑工作。1921年孙伏园在北京《晨报副刊》当编辑，孙伏园是鲁迅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当校长时的学生。他请求鲁迅每周给副刊《开心话》专栏写文章。鲁迅为了支持学生把报纸编好，欣然同意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写了一章，以后每周连载，这就是小说《阿Q正传》。1934年陈望道等创办《太白》半月刊，鲁迅也热情支持。《太白》共出二十四期，鲁迅就为它写了二十二篇文章。孙伏园在回忆文章中说：“凡是与鲁迅先生商量什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情真诚地给你助力”。1935年巴金在上海编辑《文学丛刊》，他恳请鲁迅“编一个集给我吧”，鲁迅想了一想就答应了。过了两天，他通知巴金集子的书名和内容，说还有三、四篇文章没有写。不久，书店刊登广告说《文学丛刊》第二集十六册将在旧历年前出齐，鲁迅看到了广告。为了不耽误书店的出版计划，他急忙赶写未完成的那几篇文章，在一个月内全部写好，编成集子送到了巴金的手里，为此巴金深受感动。

　　鲁迅还经常帮助和资助青年作者。他在主编《奔流》刊物时，一位不相识的青年作者白莽投寄了一篇裴多菲传的译稿，鲁迅立即与他联系，后来还把自己不易得来并珍藏了三十年的两本诗集赠送给他。鲁迅还常自己出钱替青年作者刊印作品，如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都是由鲁迅出钱印的，并为之写了序言。

　　鲁迅不仅自己热情培养青年，并且也呼吁文学界的前辈们多做园丁的工作。他的老朋友金心异常好把青年们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词句，当作谈话的材料或加以讥讽，鲁迅很不以为然：“自己现在不动笔，青年们写点东西又嫌不好，评头品足的指摘他们，这会使青年不敢写，会使出版界更没有生气的”。他的另一个老朋友刘半农曾把大学入学考试学生国文试卷中的错误字句，写了几首打油诗发表，鲁迅也写文章批评了他。

　　鲁迅对青年作者的关怀还不止于在编刊物，指导创作方面。鲁迅既是青年作者的好老师，又是青年作者的好朋友。1931年青年作者孔另境因了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在天津被捕，鲁迅得讯后立即写信给李霁野、台静农，要他们设法营救，但是没能救出。后来，孔另境被解至北平行营军法处，行营主任是张学良。鲁迅从前在北京教育部做过事，于是他破戒写信给做过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明孔被捕原因不实，请他设法在少帅面前说项，后来果然生效，孔另境被交保释放了。

　　上个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滩，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艺者采取高压政策。1931年初，“左联”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在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东方饭店与其他革命者举行秘密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与会者全部被捕。柔石在被捕前一天晚上，受明日书店朋友的委托，来同鲁迅商量出版鲁迅译著支付稿酬的办法，分手时，鲁迅把自己与北新书局签订的合同抄了一份给柔石，供明日书店参考。柔石被捕时，敌人从他身上搜到了这份合同，他们一次次逼问柔石鲁迅家的地址，柔石断然拒绝。鲁迅听到柔石等被捕的消息，心急如焚，想法营救。没几天，风声更紧，鲁迅为避免意外，烧掉了朋友们的书信，与许广平带了海婴离家避难。鲁迅虽然自身十分危险，但时时惦念着柔石等青年作家的安危。其间收到过柔石从狱中托人带出来的信件。不久，敌人就下了毒手，一天深夜，柔石和战友们被秘密杀害于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场里。鲁迅得到这个噩耗，悲痛万分，写下了著名诗篇：“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他又奋笔疾书，撰写了题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的文章。不久，鲁迅又与冯雪峰秘密编辑出版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柔石等被害的五位青年作家的专号，鲁迅撰写了《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文章，抒发了他对这几位革命青年朋友的深切悼念，并有力地抨击了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

　　鲁迅在与青年作者的交往中，始终把青年当作朋友，采取平等的态度。他总希望自己也“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他经常与青年畅怀交谈，有时还留至深夜。他经常留青年吃饭，或赠送物品。然而，青年送他东西，却一概不受。有一次，青年作者黄源购到一套德译本《果戈里全集》，共6册，18元。他知道鲁迅正在翻译果戈里的作品，故而特地把这套书送给鲁迅。鲁迅非常高兴，但一定要给黄源书钱，说他经济并不宽裕，黄源不肯。争论再三，鲁迅只接受一册，最后还是把5册的书钱15元还给了黄源。

　　1936年10月8日，在鲁迅病逝前的十一天，那天，鲁迅抱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木刻作者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促膝长谈。他神情自若，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最近我去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馆里复制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亲切交谈的动人场景，不禁使人深深感受到：鲁迅对于青年，真正实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