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去世真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蒋介石与胡适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会议结束后，当时担任院长胡适主持了下午的酒会。

　　在酒会上，胡适兴奋地说：“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来的，当时被提名的150人，选出了81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沦陷在大陆，只有廿多位在自由地区。‘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紧接着，他回顾了这些年来的困难情况之后又兴致勃勃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77-278页)

　　随后，他请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和物理学家吴大猷讲话。二人讲完以后，他好像意犹未尽，又接着说道：我去年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讲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对我进行文字“围剿”。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说到这里，他的情绪有些激动。紧接着他强调说：“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的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81页)

　　说到这里，他好像感到有些不适，才把话头打住。

　　酒会结束后，与会人士也在欢笑中陆续离去。没想到胡适突然面色大变，他的头在桌角上撞了一下之后摔倒在地上。在场的人十分惊慌，甚至有些手足无措。这时有人打电话报警，向医院求救。医生赶到后虽然实施抢救，但是胡适始终没有苏醒过来。晚上7点10分前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第二天一早，胡适的遗体被移入台北极乐殡仪馆的灵堂。随后，王云五、张群、王世杰、罗家伦、莫德惠等政界要人或生前好友前往殡仪馆吊唁。26日，胡适长子胡祖望从美国赶回台北，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到殡仪馆瞻仰胡适遗容之后，还到福州街慰问胡夫人江冬秀女士，劝她节哀保重。这时，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已于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大陆自杀身亡，但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下面是关于胡适去世后的一些报道，从中可以看出巨星殒落、天地同悲的场景：

　　廿七日是故胡先生移灵极乐殡仪馆，设灵供人吊唁的第三天。台北市一直落雨的天气显然没有阻碍了国人对胡先生的崇敬。

　　廿八日，胡先生前友好和从未晤见过的民众，仍自朝到晚络绎不绝地到灵堂，吊唁这位一代哲人。

　　三月一日广大民众的人潮冒雨涌进台北市南京东路的极乐殡仪馆，瞻仰一代学人胡先生的遗容。

　　这个广大的人群，包括各阶层的人士，以及少数的外国友人。估计人数超过三万人。

　　一日虽然整天阴雨，并没有影响这些人对胡适之先生的敬爱与瞻仰他遗容的热诚。尤其是傍晚时，瞻仰遗容的人们拥塞在灵堂前的竹棚里，一分钟进入灵堂的达七十人以上。(《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8页)

　　大家看到，灵堂大厅的中央悬挂着胡适69岁生日的巨幅照片。遗像上方是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智德兼隆”挽额，两旁挂着陈诚的挽联。上联是“开风气而为之师，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实验探求真理”；下联是“瘁心力以致于学，其节慨永传寰宇，其行谊足式人群”。胡适躺在布满鲜花的灵台上，善良、智慧、和蔼、慈祥……，与外面阴沉沉的天气形成显明对照。

　　直到3月2日举行公祭的时候天气才由阴转睛。公祭从上午8点开始，美国、日本、越南、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约旦、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都派代表参加。公祭时，许多人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公祭结束以后，大家在胡适的灵柩上覆盖北京大学的校旗，向南港缓缓驶去，并下葬在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小山坡上。

　　2009年，我去台北参加“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曾拜谒了胡适墓园。我看到在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我相信，这些话表达了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