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武学”最盛朝代是哪一朝？

　　(一)武学最盛的时候往往是国力最弱的时候，晚清之前中国没有安全需求。

　　中国武学在春秋时期达到极盛，但后来就不发育了，哪能叫你研究武学呀？有人造反怎么办？在封建专制下武学是不发育的，而且武学最发育的时候往往是国力最弱的时候。宋代是中国古代最弱的一个朝代，有“弱宋”之称，但宋代恰恰是武学最发育的时候，《武经七书》就刊定于宋神宗时。发展武学实无必要，因为中国长期没有安全需求。由于我们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国的安全需求主要是内卫。从地理上看中国的北面是大漠，南面是大海，在舟马时代那是天然的屏障。俄罗斯人是17世纪过来的，雅克萨之战中俄之间打了个平手，《尼布楚条约》也是个平等的条约。在17世纪以前中国政府可以高枕无忧，他不用担心外军入侵，天朝之大，物产丰盈，恩泽四方，他不打别人就不错了，他又不能打别人，为什么？他是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对外入侵和游牧民族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内卫，主要是内卫。镇压农民起义，镇压王公贵族如葛尔丹、罗布藏丹津等的叛乱，维护祖国统一。这样的工作政府军完全可以胜任。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中国武学不发育就不足为奇了。

　　(二)。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演变，其动力既来自于中国内部，同时也有来自外部的冲击，这是晚清以来的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

　　晚清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正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家—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首先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美国学者在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引入“国家—社会”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挑战—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的一种反动。在后两种研究模式之下，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往往将晚清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看成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与代表“现代”的近代西方文明格格不入，中国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才能从沉睡中惊醒，跻身现代文明国家。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一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包括当时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不满“挑战—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尝试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看待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他们发现晚清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各种张力，并以此作为研究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切入点。如华裔学者张仲礼、瞿同祖、何炳棣和萧公权等有关明清以来中国乡绅社会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视了绅士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互动中的地位、角色及影响。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A.Kuhn)、白蒂(HilaryJ.Beattie)、兰金(MaryRankin)、萧邦齐(R.KeithSchoppa)等人的关于晚清以来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对于传统社会解体的影响的研究，又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乡绅社会的研究。目前，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或者“第三领域”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国家—社会”这一研究理路的继续和发展。当然，其中也受到了西方一些新的理论和思潮的影响。

　　受海外学者研究的启发，同时伴随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不但发表了大量有关晚清士绅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论著，而且对中国近代商会问题、义赈问题、农村社会发展状况问题，以及城市茶馆、公园、报馆的现代性问题，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国内史学界近些年所做的这些研究，应该说或多或少都与“国家—社会”的问题意识有关，有些则是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直接回应。

　　“国家—社会”研究模式对推动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自不待言。但检视国内外学界在该研究模式之下所做的相关研究，亦暴露出一些值得反省的问题。其一，“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作为对“挑战—回应”、“传统—现代”研究模式的一种反动，其在研究中往往受模式的限制和束缚，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过于突出和强调中国中心观，不同程度地忽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变动深受外来因素影响的事实。其二，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与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完全对立起来，作为对国内以往“革命史”研究模式的一种否定，将国家与社会的研究界定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将社会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的研究人为地割裂开来。其三，作为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发展，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出现趋于琐碎的流弊。其四，在有关晚清和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中引入“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话题，则有悖“国家—社会”研究模式最初之本意，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窠臼。

　　其实，倘若不受研究模式的限制，有关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应该既不是中国中心观的，更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演变，其动力既有来自于中国内部，同时也有来自外部的冲击，这是晚清以来的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而从学科的划分来说，有关晚清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研究，应该说既是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也是社会史研究的范畴。我们研究晚清以来国家权力的演变，就得研究晚清以来的国家制度、政策，研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些重要的政治势力和派别等等，这些显然是政治史研究的对象。即使一些看似纯粹为社会史研究的内容，诸如仪式、习俗、婚姻家庭、人口等问题，其实也离不开政治史的研究。仪式、习俗、家庭婚姻、人口等社会问题，毕竟或多或少受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或制约。社会是国家产生的温床，反之国家又是控制社会的机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研究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必然既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政治史研究的对象。

　　最近举办的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突破“中国中心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偏颇。尽管有些与会学者对“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内涵与外延，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会议讨论的内容实际上践行了本次会议的旨趣，实现了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对话，实现了“中国中心观”与“西方中心论”两种截然对立的思维定式的对话与融合。在与会学者所提交的论文中，固然有些偏重研究晚清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如关于清末督抚衙门改幕为职问题，光绪前期户部在清理积亏、整顿财政问题，晚清漕运官制变革问题，“政府”涵义考辨，晚清预备立宪与司法“独立”问题等；有些偏重考察晚清社会问题，诸如晚清灾荒和义赈及慈善组织问题，晚清社团组织和公共空间问题，晚清地方士绅和宗族及秘密会社问题，晚清思潮和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之互动等，但大多数的学者并没有将晚清国家的研究与晚清社会的研究对立起来，在研究晚清国家问题时不乏社会史的关怀，而在研究晚清社会问题史时则不乏政治史的眼光。

　　此外，也有学者专文探讨有关西方国家对晚清政局和社会演变的反应及影响，全然没有“中国中心观”和“西方中心论”的人为畛域。在会议结束之际，与会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晚清国家与社会，既是研究的范围，也含有方法论的意义。对象和方法本来就没有截然的鸿沟。如果没有政治史的框架，没有宏观的对于整体的全局的把握，晚清史的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但没有社会史的考察，许多具体问题，甚至一些重大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们的晚清史研究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同时亦不能人云亦云，为国外的研究模式所囿；尤其是晚清史作为我们本国的历史，我们必须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所超越，有所创新，走我们自己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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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军与八国联军，11.3万人对2万人的较量，北京地区的战争仅仅打了56天就全线溃败。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军队与外国列强军队的作战，几乎逢战必败。每一次战败都使得国家利益进一步丧失，民族灾难进一步深重。清政府也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国家将无存于天下。在他们看来，军事上的失利是由于武装力量不强大导致的。于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下决心花大投入建立一支新式军队。这支军队还真的建立起来了。当时，清政府按照德国军制编练军队，武器装备也从德国引进。到1900年，清政府已有两支新式军队。

　　正在这时，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当时，在北京与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清军共有11.3万人，包括聂士成的淮军、宋庆的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和董福祥的甘军、庆亲王奕劻的神机营、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以及直属九门提督、步兵统领的御林军。此外，还有配合清军作战的大批团练、义和团民。而且自甲午战争后，清军的武器装备及军事训练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据清海关统计，经天津口岸输入的武器仅在1898—1899年间就猛增了8倍之多，这表明北洋地区的军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其装备也得到了更新。其中武卫军、神机营等大都采用西式先进武器，并配备速射机枪和各式大炮。用现代的话说，清政府正规军与联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没有形成“时代差”。

　　而八国联军的兵力数量占有劣势。八国联军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但是，实际的兵力不多。共有20000人。其中：日军10000人；俄军40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000人；法军800人；德军100人；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军队加在一起，不到100人。

　　清军又是在本土作战，有着可靠而良好的后方基地，军队可以有不断的补给。特别是天津大沽炮台，尽管这里是联军通往北京城的必经之路，但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雇佣德国工程技术人员，花大气力重新改造了大沽炮台，成为19世纪末世界最强的堡垒之一，是联军登陆的最大障碍。这座炮台上配置着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先进的堡垒炮，并且部署了4艘德国制造的鱼雷舰。如果联军攻不下大沽炮台，他们除非飞到北京城。

　　可是，这么好的作战条件，清军再次一败涂地。1900年8月13日午夜，俄军司令李尼维奇命令参谋长瓦西里耶夫斯基率部，在曾经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骑兵部队的挪威人曼德的带领下，趁大雨清军哨兵疏于戒备的时候，摸上东便门，拉开了联军强攻北京城的序幕。紧接着，联军各部队按协同约定：日军攻击齐化门，即现在的朝阳门；美军第14步兵团攻击沙窝门，即现在的广渠门；英军第12炮兵团攻击安定门，最终向正阳门推进。清军无力抵抗，节节败退。16日，日军占领皇宫；17日，整个北京城沦陷。而大清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早在二天前就出德胜门西逃了。

　　大清国有那样好的新式陆军和作战条件，怎么又打败了呢？而且这一败，差点让中国亡了国。一个国家的首都怎么一而再地让人家轻易就攻占了呢？这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只有法国有过这样可耻的记录。1900年6月21日，也就是阴历的五月二十这一天，在开了4天御前会议后，清政府决定对外宣战。宣战是国际法规定的当事国的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战争的法律程序之一。但是，宣战要有几项基本内容：为什么要宣战？对什么国家宣战？和几个国家宣战？什么时候开始与对方进入战争状态？这是宣战书的基本要件。然而，清政府这次的宣战诏书却都没有。并且，这份宣战诏书只在内部发布，而没有以任何形式送达任何外国政府，好像传达一份内部文件。怪不得收到这份“内部文件”的盛京将军增祺，非常不解地上书讲示：“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这表明，从一开始清政府就把如何处理重大内外关系视作儿戏，始终拿不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对义和团或剿或抚，或剿抚并重，简直是朝令夕改，致使京津局面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武装势力为保护在华利益，又把镇压义和团运动不利的矛头指向清政府，频频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武力威慑。清政府简直是内外交困，只得仓促对外宣战，以缓解国内社会矛盾。当然，也企图借用义和团势力，回敬一下外国列强对中国政治派别矛盾斗争的介入。用慈禧的话讲：“洋人侵我太甚，不免让人动气”。所以，清政府做出的一个非理性的开战决策，也就不奇怪了。

　　从1900年6月21日宣战到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定《辛丑条约》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39天。考虑到1900年8月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以后，清中央政府亡命西北，联军完全控制了战争局势的因素，所以，不算东北地区的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在内，北京地区的战争仅仅历时56天。

　　在这56天中，分为：大沽口登陆与抗登陆作战；天津攻防战；北运河阻击战；北京保卫战4个阶段。尽管在作战中，清军中不乏不畏牺牲、英勇作战的官兵，比如，于6月13日阵亡在天津八里台的淮军首领聂士成。然而，从总体上说，清军拿着近代化的武器装备，打的却是一种冷兵器时代的战争。

　　(四)1900年，正如1894～1895年那样，并不是中国被外国敌人打败了，实质上，再一次被外敌打败的乃是京师所在的直隶部队

　　19世纪末，列强侵华不断加剧，已有瓜分中国之势。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之际，民间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发运动逐渐形成。1898年，在华北地区出现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到1900年，义和团逐渐发展到包括京、津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而清政府一方面慑于义和团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则企图利用义和团来抵制列强干涉，对义和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长期采取默许的态度。

　　义和团的反帝活动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帝国主义列强即以此为借口，合谋武装侵华。从1900年5月开始，英、法、美、德、日、意、俄、奥等国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调兵侵华。6月战争爆发，慈禧仓惶西逃。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结束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使清政府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战争，联军最多时总兵力达到12.8万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而驻军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共有11.3万人，包括武卫军、神机营、虎神营、淮军、练军、八旗、绿营各部。此外，配合清军作战的还有大批团练、义和团众，应当说清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而且自甲午战争后，清军的武器装备及军事训练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场战争虽然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但在战争的某些方面和部分战役当中仍然显示出清政府自甲午战争后的整军建军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清军的战斗力也较此之前得到了一些提高。在战争中，部分清军和义和团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并使联军遭到了一定的损失。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一支联军从天津出发，企图进入北京，沿途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不断阻击，最终以62人死亡，228人受伤的代价狼狈逃回天津。参战清军的战斗力使西方军队印象深刻，“尽管这支军队在士气上和纪律上是不能和欧洲军队或日本军队相比的，但在现时却是一支很厉害的力量，足以将整整一个团的俄军围困在天津城，阻止两千多人的联军部队进入北京。……这支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之佳，弹药数量之足，并不比联军逊色。”西摩尔远征军的败退，“暂时消除了曾为人民相信的神话，即一支小的现代外国军队，能够从中国这一端打到那一端而不会遇到有效抵抗”。事实上，西摩尔退回之后，联军官方估计推进到北京和维护交通线，所需要的武装部队得从2.5万人增加到4～10万人。

　　大沽口保卫战也是一场具有一定近代性质的战斗。守卫大沽炮台的清军所配备的新式大炮，多为克虏伯厂或阿姆斯特朗所造，炮台防军的训练也接近近代化。在守将罗荣光的指挥下，清军英勇抵抗6小时，给联军以极大杀伤，共击坏敌舰6艘，击毙联军58人，击伤197人。据当时一个住在塘沽客轮上的目击者说：“船中各西人论中国兵将未可轻视，此次以七国水师攻一炮台，能持之六点余钟之久，可谓难矣”。而在联军攻占天津之役中，军校生的表现极为英勇，300多名天津武备学堂学生誓死保卫学堂，一位外国参战人员记叙道：“这个学堂的学生是年轻的中国人，是一些剽悍而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投降。”

　　鲍威尔认为：“尽管打了一些败仗，中国军队和过去相比还是表现出了若干改进，并且也为将来提供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教训。中国人在大沽，特别是天津的炮兵是杰出的。他们射击准确，阵地选择恰当，转移做得很好；还击的炮火常常证明比联军的技术高超。攻克天津城区时联军大多数的伤亡都是炮火所致。中国的炮手是受外国人训练的，而他们对所上的课学得很好。有时，中国军队很会利用地形；他们广泛地准备了阵地工事，地势还选择得好；在战斗中，他们是掩蔽和隐蔽的好手。直到被敌人挫败，都证明他们有顽强抵抗的能力。”这表明中国军队的军事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军事训练卓有成效，其战斗力比以前得到了相当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最精锐的部队——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从头至尾并未参战，这为我们考察这一时期的清军真实战斗力和此前军事教育的成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战争的失败仍然无情地暴露出清军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事实上这些缺点久已有之，清军虽然在甲午战争之后改进了其中的部分环节，但相对于达到一支训练有素、完全现代化的新式军队的目标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再的失败除了清廷腐败、和战分歧、进退失据等全局因素外，仅就清军在战争中的表现而言，其不足之处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军队编制与指挥系统残缺不全。近代以来，战争逐渐向多兵种合成化作战方向发展，在战争中步、炮、马、工、辎重各军种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虽然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当中出现了合成部队的趋势，但就整个清军而言，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兵种分工和后方勤务。而在军队的指挥系统上，清军也缺乏一个统一严密的参谋系统，最高指挥机关常常出现消息不灵，情况不明的现象，发布不切实际的作战命令。如大沽炮台在6月17日已经失守，清廷却在6月19日发布了坚守炮台的作战命令。而在战争中，清廷忽而令袁世凯带队来京，忽而令其原地驻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天津作战，使人无所适从，以致直至战争结束，战斗力颇强的袁军也未参战。

　　其二，缺乏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战争素养的合格军官。无法培养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合格军官始终是晚清军事教育最大的不足之处，而在清军之中，相对于低级军官，合格的中、高级指挥官的缺乏更为严重。鲍威尔认为，“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官佐。”虽然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训练新式军队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引进大批新式武器装备，并在基层士兵的训练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合格的高级军官的培养使用上进展甚微。各式军事学堂培养出的基层士官仍然为数极少，并且无法染指军队的指挥权，权力仍然牢牢地把握在旧军官的手中。“官佐队伍的主要缺点，是对基本的战略战术缺乏知识。再者，即使个别人具有某些理论知识，他们也缺乏指挥大军配合使用各种兵种的经验。”袁世凯在战后也认为：“各营将弁，其朴城勇敢者尚不乏人，然气质半属粗豪，文理亦多暗昧，其于军谋战略，平时既少研究，一旦临戎，往往张皇失措。”这种致命的缺陷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基层士兵训练上所取得的有限进展化为乌有。虽然清军在局部的战斗中依靠普通士兵的勇敢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仍然难逃战争失败的厄运。在战争中，清军整体作战方法保守落后，主要采取分兵把守、单纯防御的消极方针，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御作战中，都被敌人正面攻击与侧翼包围而一举攻破，这些情况表明清军缺乏能够把握战役全局的将帅之才。鲍威尔也再次论述了合格军官的重要作用，他说道：“即使在装备很好的时候，中国人一般都宁愿保持守势。他们的侧翼以及后方只要一受威胁，他们总是立刻撤退。这种缺点似乎是由战斗训练不够和领导不佳产生的，而并非是由于勇气不足；如果他们的军佐作出榜样，那么兵士一定会战斗到死。”此外，清军军官对于随着炮火的射速、射程和杀伤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他们仍采取保守过时的战术，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用冷兵器时代的一套，因而尽管清军兵力居于优势，但得不到有效的指挥协同，仍不免于失败。

　　第三，清军后勤紊乱，机动性差。清军的整编训练均由各督抚、将领们自行办理，中央并无统一的规划，在武器装备上极为混乱。早在甲午战争中，一位美国海军少将在旅顺战役中，就目睹“一位战死的中国士兵手握一支前装滑膛枪，而他的子弹盒却装满了金属子弹”。而这种状况在战后仍未得到根本改变。1898年秋，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访问视察了清廷军队，“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数到14种不同类型的枪，其型式之繁杂，几乎是从连发的温彻斯特枪和毛瑟枪直到前膛装子弹的抬枪”。这种庞杂的军械配备在战争中无疑是给后勤补给的噩梦，同时也制约了清军的机动能力。清朝的各种军队号称有百万之众，而其中较有战斗力的练军、防军和新军的总数约为36万人。但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清朝能集中到北京前线的军队却只有14万人，而其中已在直隶的清军就已达11万人。因此，“1900年，正如1894～1895年那样，并不是中国被外国敌人打败了，实质上，再一次被外敌打败的乃是京师所在的直隶部队”。

　　第四，清军的训练水平仍然落后。首先，在训练内容上徒具形式，不切实战。一个外国军官认为清军根本没有彻底地操练，他辛辣地讽刺道：“至操练的方式，与其说是训练一支军队，毋宁说是在发展运动员的肌肉。”袁世凯也认为：“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其次，清军缺乏协调作战的演习，“中国不举行正式的军事演习”。

　　种种情况表明，清军距离一支合格的近代军队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军队虽然大多采用了西方的武器装备，并用西式操典训练，但仍然只是徒具形式。对于近代军事的真正内涵，无论是指导改革的规划者还是普通的士兵都所知甚少，而高级军官尤甚。在军队体制改革上的滞后严重制约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长久存在于清军中的弊端也仍然存在。1899年，在中国军队中当过多年教习的瑞辛格少校就对中国军队作出了一写列的批评，他指出：“中国的军队领导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缺乏有效率的后方勤务系统、物资保管马虎……除了这些不健全之处以外，还要加上已令人不满的贪污、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这些弊端并不是无人指出，然而，清政府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中体西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的改革方式使这些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装备新式武器，排出整齐的队列并不代表就已经成为现代军队。在庚子国难后，遭到沉重打击和羞辱的清政府终于认识到：“零星的军事改革，决不能使中国强大到足以承担一个十分艰巨任务的地步”。中国的军事改革，逐渐开始走上了真正的现代化道路。

　　(五)谁烧了圆明园，八国联军为什么没有去烧紫禁城呢？

　　大家都知道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那为什么八国联军侵华时不烧紫禁城呢？其实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带着他们去圆明园的就是中国的汉奸冯宝等。参与八国联军蹂躏北京城的还有两股势力：一个是义和团，一个是甘军。董福祥的甘军坏呀，退入北京后，大肆抢掠，甚至把大学士孙家鼐的家也给抢了。一年后，荣禄想起这件事儿时，还直后悔自己不该让董福祥的甘军防守北京城。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是内外交困，这个时候就把预备立宪提到议事日程了。从大清国洞开大门到开始预备立宪整整55年。预备立宪的许多政策比戊戌变法激进得多。虽然预备立宪是被迫进行的改革，但是上天不给清政府时间了。这是为什么？孙中山振臂一挥，从者数千，各个省马上独立起来了，清政府花费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新军都不听指挥了。

　　(六)西太后卖国？她是中国最高当家人，你听说过当家人希望自己早点败家的吗？晚清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七千万两，但拨给北洋水师的就是四百万两。

　　根据一般的规律，有安全需求才要注入安全成本满足安全需求。没有海上的威胁就没必要发展海军，海洋对农耕民族太不重要了。由于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那么就使得中国的军队编制长期以来没有海军，只有水师。水师是内陆剿匪打蟊贼、保护漕运的，而且战斗素养极为低下。大清国作战能力最强的广东水师曾经做过一次考试，每个人发五发子弹、五枝箭，没有一个人全中。如此水师岂能抵挡海上侵略？直到列强不停的海上入侵把清统治者打醒了，他们才认识到传统的军事思想不行。

　　最早萌发海防思想的就是林则徐。林则徐禁烟的时候看见了英国的船坚炮利，他想先向美国买一条船，因为建造来不及，但时间不给他了，他被罢官了。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紧接着也做这件事情，所以清政府这时进行了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结果不了了之。然后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第二次海防大讨论，这次清政府认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清政府真正看重海军导源于清军同太平军作战。

　　1860年听说李秀成攻下了杭州要打上海，要向西方购买军舰在长江流域作战，这不瞎菜了吗？于是阿斯本舰队不就出笼了吗？阿斯本舰队是第二次海防大讨论的一个产物(后面还要细讲)。王公大臣们说一定要将鸦片战争以来丧失殆尽的底气与元气恢复过来，千万别打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第三次海防大讨论关键就是筹划北洋水师。但这个时候已经四海晏平，“同光中兴”嘛，清政府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但还是有意向，无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又教训了清政府一次。1885年的8月23日下午2点的马江海战，南洋水师七艘船四十分钟全部报销，这下可把慈禧太后给打醒了，马上叫李鸿章进京见驾。

　　此时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坐轿子过来的，那时候天津到北京一天都走不到，中间在廊坊还得住一夜。他就想三件事，第一件事：修铁路，有了铁路之后进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第二件事成立中英银行；第三件事建立北洋水师。没想到到北京后西太后二十天见了他五次，前两次就谈一件事，建北洋海军。

　　你说西太后她卖国？两说。为什么？西太后何许人也？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呀，谁大过老佛爷呀？你们谁听说过没事在家说我这个家怎么还不败呢？除非他是疯子、神经病。西太后也不是这样的，国家生命力也不行了，国家已经病入膏肓。清政府以东南四省的厘金做保证每年拨出四百万两白银筹建北洋海军，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才七千万两。你说清政府投入不大吗？认识到了，投入就大。军事思想、海防思想也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