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妇女参政考

　　两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参政活动，比三国时期有所增加。但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不同时代、阶段都有差异。大体说来，宫廷妇女的参政机会较多，但西晋贾后之乱，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教训深刻，故东晋南朝后妃一般很少干政。

　　北朝妇女的参政程度与南朝迥然有异。北朝政权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其妇女尚武刚劲，母权主事的习俗对政治之影响根深蒂固。北朝历史上出现的乳母干政、太后听政现象屡见不鲜。后妃中的强势人物文明太后冯氏，推动了北魏太和年间的改革，功不可没；而灵太后胡氏的擅权，则搞乱了北魏政局，引发了河阴之变。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妇女可以有机会参政，但不能公开步人政坛，一般只是在家中发表意见，立足点多在保护其家族利益。庶族妇女参政机会不多，但在特殊年代可起特殊作用，如刘裕起事推翻桓玄，就得到何无忌母刘氏等女性的支持。

　　一、两晋妇女的参政

　　1.魏晋交替之际士族妇女参政意识的增强魏晋交替之际，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斗争激烈。士族妇女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关心政局，参政意识增强，并成为其家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如《晋书·后妃传上》载司马懿之妻张春华，就曾用杀婢灭口的手段掩护丈夫，保护了其家族的长远利益。

　　至于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外的士族家庭，在政治上更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士族家庭妇女中的佼佼者，往往在政治上有先见之明，如《世说新语·贤媛》载许允妻阮氏，就对其丈夫颇有帮助。当司马师执掌大权时，许允与夏侯玄、李丰关系亲密，有人伪作诏书，以夏侯玄为大将军，许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司马师诛杀李丰后，为了稳住许允，还故意任命他为镇北将军。许允对妻子说：“吾知免矣！”妻子回答：“祸见于此，何免之有？”后来，许允果然被杀，可见阮氏的政治见识远远高于其夫。更为可贵的是，她在丈夫遇难后“神色不变”，并保护许允“诸儿”免遭杀害，并培育成才。

　　士族妇女虽然不能公开从政，但遇到重大问题及政治风波，可以在家庭内发表政见，如《晋书·列女传》载羊耽妻辛宪英，“聪朗有才鉴”。在与其父辛毗的对话中，她从曹丕得立为太子不戚而喜，预见到“魏其不昌”。在与其弟辛敞的对话中，她预见到司马懿必诛曹爽，并告诉他如何行事。在与羊耽从子羊祜的对话中，她预见到钟会灭蜀后必反。其子羊�L担任钟会的参军，出入于军旅之间，“竟以全归”，也是得力于其母亲的教诲。辛宪英对于当时政局的判断十分准确，使其家人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安然无恙，堪称是魏晋交替之际士族妇女参政的典型。

　　2.西晋的贾后之乱

　　西晋后妃，干预朝政者较多，并给国家造成相当影响。追溯其源，当在司马懿父子夺取曹魏政权过程中采用阴谋手段。司马炎称帝后，又与权臣贾充联姻，使朝政更为混乱。《晋书·后妃传》载：“武元杨氏预闻朝政，明不逮远，爱溺私情。”由于皇太子司马衷智力低下，晋武帝与杨氏密商废立之事，她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及议太子婚，贾充妻郭氏派人贿赂杨氏，“求以女为太子妃”。贾南风之所以能入宫，与杨氏受贿有一定关系。后来，贾后搅乱朝政，成为中国古代后妃干政乱政的典型。

　　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其外祖父杨骏受遗诏辅政。贾后凶险狡诈，欲干预朝政，对杨骏不满，乃密召楚王司马玮入京，杀害杨骏及其党羽数千人，又囚禁太后，将她逼死。杨骏死后，西晋朝廷以汝南王司马亮与卫��辅政，贾后仍不得专权。司马亮、卫��打算遣司马玮回荆州，夺其兵权。司马玮遂与贾后互相勾结，贾后以惠帝名义发密诏，令司马玮杀司马亮和卫��；然后又说司马玮矫诏杀人，将其诛灭，从此贾后专权。元康六年（296），赵王司马伦到洛阳，取得贾后信任，而掌握了禁军和朝政。元康九年（299），贾后废太子司马通，又将太子杀害，宗室诸王对贾后更加不满。翌年，司马伦以替太子报仇为名，杀贾后及其党羽。张华、裴颁亦受株连被杀。贾后之乱到此结束，而由此引发的八王之乱正方兴未艾，争权夺利更为剧烈，西晋王朝一片混乱。

　　3.东晋后妃对政局的影响

　　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奠定了东晋一代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后妃对政局的影响甚微。

　　由于晋明帝在位时间短，成帝幼年即位，明穆庾皇后便以太后身份临朝。从此，庾亮兄弟执掌朝政，颍川庾氏取代琅邪王氏而左右政局。但随着苏峻之乱，庾太后被逼辱而死，颍川庾氏也逐渐衰落。

　　东晋后妃中又一位影响政局的人物，是康献褚皇后。其父褚裒，在苏峻之乱时曾任车骑将军郗鉴的参军。《晋书·外戚传》载：“竣平，以功封都乡亭候，稍迁司徒从事中郎，除给事黄门侍郎”，崭露头角。康帝崩后，穆帝即位，她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褚裒与何、庾、桓共掌权要。《晋书·殷浩传》称：“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其政治生涯达到顶点。在东晋政局多变的情况下，褚太后笃信佛教。至于朝廷废立大事，她往往任凭权臣处置，以便保持其原有地位及家族的既得利益。如海西公司马奕乃周太妃所生，遭桓温废黜，对褚太后及其家族利益并未有多大损害。简文帝即位，尊褚太后为崇德太后。及简文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在群臣的要求下，褚太后复临朝称制，直到孝武帝行冠礼之后，才归政于帝。

　　晋孝武帝在位期间，陈郡谢氏的势力有所上升，至淝水之战达到顶点。随后谢安被司马道子排挤出权力中枢。据《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记载，此年九月孝武帝因嗜酒失言，张贵人担心色衰失宠而决意报复，“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从此东晋政局进入多事之秋，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最终走向衰亡。

　　4.晋宋交替之际庶族妇女的参与政治

　　庶族妇女在一般情况下很少有机会参政，但在特殊年代则可以发挥作用。如东晋末年，北府兵名将刘牢之为桓玄所害，其姊刘氏乃何无忌之母，常思为弟报复，消灭桓玄。及何无忌与刘裕定谋推翻桓玄，刘氏为之保守秘密，并掩护他们的行动，对其子何无忌给予鼓励。

　　孟昶参与刘裕推翻桓玄的活动，也得到其妻周氏的赞同。《晋书·列女传》载：“及刘裕将建义，与昶定谋，昶欲尽散财物以供军粮，其妻非常妇人，可语以大事，乃谓之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卿幸可早尔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谏。事之不成， 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周氏态度明确，解除了丈夫的后顾之忧，并倾其资产，亲自为举事者制作被服。晋宋交替之际，刘裕奋起寒微。此时，庶族妇女的参与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衰落及庶族寒门的兴起。

　　二、南朝妇女的参政

　　1.刘宋宫廷妇女对政局的影响

　　刘宋宫廷妇女对政局的影响，主要是天师道徒、女巫严道育入宫后，蛊惑太子刘劭与其同父异母弟刘溶，合谋以巫蛊之言，诅咒宋文帝。事情泄露后，刘劭、刘�F受到严厉谴责，但不思悔改，仍继续窝藏严道育。元嘉三十年（453）被人告发，宋文帝与大臣们商议，准备废黜太子刘劭，赐刘溶死。但是，文帝又将此谋议告诉了刘溶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又告诉了刘溶，刘溶马上飞报刘劭。刘劭便与心腹部属密谋，杀害其父。宋文帝第三子刘骏迅速从江州起兵，平息了这场祸乱。

　　宋孝武帝刘骏为路淑媛所生。刘骏即位后，尊母为皇太后。路太后颇豫政事，却遭到士族与皇帝的抵制，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如路琼之虽贵为太后弟子，但仍遭受高门士族羞辱。《宋书-后妃传》载：“琼之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路琼之将此事告诉太后，太后大怒，又告诉孝武帝，说：“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后乞食矣。”欲罪僧达。孝武帝回答：“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史家分析此事，多认为当时社会上士庶之隔还十分森严，寒人路琼之即使通过太后向皇帝告状，皇帝也无可奈何。这种说法，固然能够成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孝武帝故意抑制路太后及其家人，不欲其干预政事。

　　2.萧齐东昏侯潘妃的乱政

　　萧齐东昏侯萧宝卷，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皇帝。他诛杀无辜，恣意游乐，拜潘氏为贵妃。《南史·齐废帝东昏侯纪》载：“潘妃放恣，威行远近。父宝庆与诸小共逞奸毒，富人悉诬为罪，田宅赀财，莫不启乞。或云寄附隐藏，复加收没，计一家见陷，祸及亲邻。又虑后患，男口必杀。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处衣服，无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斩衰经杖，衣悉粗布。群小来吊，盘旋地坐，举手受执蔬膳，积旬不听音伎。”完全违背了封建礼制的规定。萧宝卷“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帝小有得失，潘则与杖，乃敕虎贲威仪不得进大荆子，阁内不得进实中荻。虽畏潘氏，而窃与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舆，宫人皆露�T，著绿丝�郑�帝自戎服骑马从后。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于时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如此荒唐行径，搞得宫内乌烟瘴气，可见潘妃虽未直接参政，却搅乱了朝政。

　　3.梁代少有后妃参政

　　有梁一代，很少有后妃参政。梁武帝统治前期，社会粗安，儒学得到复兴而佛教广为传播。儒学传统强调妇德，主张男主外而女主内。《梁书·高祖丁贵嫔传》称：“妇人无阃外之事，贺及问讯笺什，所由官报闻而已。夫妇人之道，义无自专，若不仰系于夫，则当俯系于子。”丁贵嫔“性仁恕，及居宫内，接驭自下，皆得其欢心。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未尝为亲戚私谒”，正符合其笃信儒学的传统。“及高祖弘佛教，贵嫔奉而行之，屏绝滋腴，长进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尤精《净名经》。所受供赐，悉以充法事。”她又夫唱妇随，一起弘扬佛法。

　　4.陈武章皇后与陈宣柳皇后稳定陈朝政局

　　陈霸先建立陈朝后，在位三年，就因病而死。当时，北有强敌压境，内有萧梁残余势力作乱。陈朝政令不出建康千里之外，形势十分危急；而陈霸先之子陈昌还在长安，被扣作人质。《陈书·高祖章皇后传》载：章氏“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秘不发丧”，召陈霸先的侄儿陈蓓入继大统，迅速稳定了陈朝政局。此事在《陈书·蔡景历传》中记载得更为具体。《陈书·侯安都传》亦载此事，但多归功于侯安都，而情节略异。《蔡景历传》又载：“世祖诛侯安都，景历劝成其事。”从这些不同记载判断，当时最关键的决策人物，应该还是章皇后。陈文帝陈蓓继位后，打败了萧梁残余势力王琳与北齐的联军，收复了江州、郢州，进军巴丘（今湖南岳阳），截断江路，北周军队被逼撤退。在南北朝后期北强南弱的军事形势下，章皇后临危不惧，正确决策，功不可没。

　　陈宣帝陈顼死后，始兴王叔陵为乱。《陈书·高宗柳皇后传》载：柳皇后与后主乳媪吴氏紧密配合，使后主叔宝脱险，迅速稳定政局。“当是之时，新失淮南之地，隋师临江，又国遭大丧，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柳皇后为政清廉自守，处世有方，“性谦谨，未尝以宗族为请，虽衣食亦无所分遗。”柳皇后归政后，叔宝荒淫无道，陈朝遂亡。

　　三、北朝妇女的参政

　　1.拓跋鲜卑早期的母权主事习俗

　　拓跋鲜卑早期，与其他部落通婚，结成部落之间的联盟，对于其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母系部落对拓跋鲜卑的支撑作用，加重了拓跋鲜卑部落内部母权主事的分量，这在部落首领死亡及更迭的过程中尤其显得重要。《魏书·皇后列传》载：平文帝死后，桓帝皇后祁氏“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当时，什翼犍尚在襁褓之中，幸亏其母平文皇后王氏的保护，才得免于难。后来，什翼犍恢复祖业，建立代国。“初欲定都于湮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平文皇后王氏虽然出自汉族，但对游牧民族机动灵活作战的长处却十分了解。她当时所作出的决策，是符合代国国情的。

　　道武帝拓跋硅，乃昭成帝什翼犍之嫡孙，献明帝拓跋��之子。其母为献明贺皇后。在拓跋��重建代国，并进而建立北魏政权的过程中，其舅家贺兰部曾经提供过有力支持。

　　2.子贵母死制度的建立、延续与取消

　　道武帝拓跋��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限制母权，防止母后及外家为乱，开始建立子贵母死的制度。其典型的做法，就是天赐六年（409）赐其子拓跋嗣生母刘贵人死。他援引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故事，以防止外戚专权为理由杀刘贵人，似乎名正言顺，但实质却是因为刘氏是匈奴铁弗部人。北魏前期，由于鲜卑族人数太少，皇室成员若大量占有本民族女子繁衍后代，势必会引起与其他鲜卑贵族成员的利害冲突，所以便转而占有异族女子来繁殖皇室成员。这种婚姻状态产生的后代，父亲为鲜卑人，母亲则为异族人。为了防止异族人染指政权，北魏皇室便将子为皇嗣的后妃赐死，于是就形成了这种野蛮的风俗制度。为了给这种野蛮制度披上一层合乎礼法的外衣，便借助于汉朝故事来自圆其说。

　　在立拓跋嗣为皇嗣之后，拓跋硅又把清河王拓跋绍的生母贺夫人囚禁起来，准备杀死。贺夫人原来是拓跋硅的生母献明贺太后之妹，本已有夫，因其貌美，拓跋��秘令人杀其夫而占为己有，纳入后宫，生拓跋绍。由于贺夫人出自贺兰部，其家族有较强实力。拓跋��年幼蒙难时，曾逃脱至贺兰部，暂时栖身。此时，他既已立拓跋嗣为太子，可能出于防止外戚干政及弟夺兄位的考虑，才打算杀死这位美丽的夫人，但又犹豫不决。该日天色已暮，贺夫人秘密派人向儿子求救。拓跋绍便连夜与帐下随从及宦者同谋，逾垣入宫，发动突然袭击，将其父杀死。拓跋嗣闻讯后，从外地赶回京师。在处决了拓跋绍及其母贺夫人之后，正式即位，史称明元帝。

　　这种子贵母死的制度，充满了血雨腥风，而在明元帝晚年确立储君时，又再度重演。拓跋嗣有七个儿子，长子拓跋焘为密皇后杜氏所生。杜氏本是汉族人，泰常五年（420）杜贵嫔突然去世。关于其死因，《魏书·皇后列传》及《北史·后妃传》均未记载。《南齐书·魏虏传》则云：“初，佛狸（拓跋焘）母是汉人，为木末（拓跋嗣）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说明后妃中子立为嗣者被赐死，确实是北魏前期的惯例。杜氏死于此年，确实与立嗣之事有关。

　　子贵母死的制度，在北魏前期一直延续下来而没有被打破。无论恭宗景穆帝拓跋晃的生母贺氏、高宗文成帝拓跋溶的生母郁久闾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的生母李氏、高祖孝文帝元宏的生母李氏，还是孝文帝太子元恂的生母林氏，都未能逃脱这种厄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乳母常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及冯昭仪等人，利用这个制度来打击竞争对手，维护其权力与既得利益。

　　子贵母死制度的取消，是在世宗宣武帝之时。《魏书·皇后列传》载：“宣武灵皇后胡氏，……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后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而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既诞肃宗，进为充华嫔。”胡氏不仅没有被宣武帝所杀，而且从承华世妇进为充华嫔，地位得到提升。北魏历史上的子贵母死制度，也就从此被取消了。

　　3.乳母干政与太后听政

　　（1）保母窦氏的参政与乳母常氏的干政。

　　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尊保母窦氏为保太后，后来又尊为皇太后。《魏书·皇后列传》载：拓跋焘征凉州时，柔然“吴提入寇，太后命诸将击走之”，开了保母参与军国大事的先例。

　　乳母常氏的干政及权倾内外，时间长达九年之久，《魏书·皇后列传》称：“世祖选乳高宗。慈和履顺，有劬劳保护之功。”主要是指常氏作为乳母，从文成帝在襁褓之时就已经抚养他。魏文成帝生于太平真君元年（440），正平二年（452）即帝位时虚岁十三。他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翌年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常氏之所以能操纵后宫，并干预外朝政事，关键就在于她迅速控制了年幼的文成帝。

　　常氏操纵后宫的典型事例，是立冯氏为文成帝皇后。在冯氏立为皇后之前，原来还有文成元皇后李氏，她就是献文帝拓跋弘的生母。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太安二年（456），常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记在南兄弟及引所结宗兄洪之，悉以付托。临诀，每一称兄弟，辄拊胸恸泣，遂薨。”所谓“故事”，就是指子贵母死的制度。据《魏书·高宗纪》记载，太安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冯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为皇太子。”若依照子贵母死的故事推算，李氏应死于太安二年正月，说明李氏之死与冯氏之立在同一个月。操纵这两件事的人，就是常氏。

　　常氏势力的扩展，在宫内有林金闾等阉官的支持，在外朝则有常氏外戚的配合。林金闾是孝文贞皇后林氏的叔父，有宠于常太后，官至尚书、平凉公。至于常氏家族势力的发展，则详见于《魏书·外戚上·常英传》，从中可见自乳母常氏当上皇太后之后，其兄常英及常氏家族中的许多成员，都在北魏朝廷或地方政权中占据了要职。

　　除了阉宫、外戚外，外朝中还有一位与常氏势力或隐或现勾结的重要人物，那就是乙浑。乙浑虽然是在文成帝去世后掌握朝政的，但在文成帝去世前就已在朝廷中显赫了。和平元年（460）常氏去世后，常家的势力并没有随即衰颓，原因就在乙浑的地位仍在上升之中。和平三年（462），魏文成帝以车骑大将军、东郡公乙浑为太原王。和平六年（465），文成帝去世不久，乙浑擅朝政，杀害陆丽。直到天安元年（466）乙浑败亡，常英等才被降职调出朝廷，不久又被治罪。从此，常氏的家族势力才开始转衰。

　　（2）文明太后冯氏的听政与改革。

　　文明太后冯氏，在天安元年（466）平息乙浑之乱后第一次临朝听政，但这次临朝听政的时间很短。

　　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冯氏“行不正，内宠李弈”，献文帝“因事诛之”。冯氏“不得意”，乃杀害献文帝。说明冯氏私生活不检点，加深了双方的矛盾，最终以冯氏的胜利而结束。隐含在其背后的，还有复杂的权力斗争。

　　孝文帝承明元年（476），文明太后冯氏第二次临朝听政，从此掌握北魏朝政达15年之久，其势力有很大发展，其主要原因在她善于用人。《魏书·皇后列传》称：“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故杞道德、王遇、张佑、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背鋈胛阅冢�数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对于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文明太后冯氏更注意拉拢。她“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钡龋�皆引丕等参之，以示无私”。游明根综习经典，是北魏一代儒学宗师。汉族士人李冲，在太和年间参与改革方针、政策与制度的策划、制定，更是深得其信任。以文明太后名义发布的诏令、书檄、碑铭、赞颂，也大多出于汉族士人高闾之手。

　　在北魏中期进行的改革过程中，文明太后冯氏善于决断。她于太和八年（484）班俸禄，整顿吏治；太和九年，实行均田制；太和十年，推行三长制；太和十一年，定乐章和依纪传之体改析国纪，等等，都为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残忍狠毒，诛戮无辜，也制造了不少冤案。

　　对于文明太后冯氏临朝听政的评价，历代史家看法不一。当今史家对她的评价，大多是放在北魏汉化改革与民族融合这个社会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的，所以比较公允，普遍认为她是北魏太和改制的实际主持人，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与改革家，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3）灵太后胡氏的专权与乱政。

　　延昌四年（515）孝明帝元诩即位时，年仅七岁。从此，灵太后胡氏成为北魏历史上又一个强势太后，开始了其专权与乱政的生涯。

　　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灵太后胡氏临朝听政，“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居然由她来主持皇家祭祀大典。其父胡国珍死后，丧葬极为铺张，远远超过了礼制的规定。为了满足其享乐腐化的生活，灵太后胡氏对财产挥霍无度，其“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已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后幸左藏，王公、嫔、主已下从者百余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灵太后这种挥霍的作风，助长了朝臣的贪婪。在私生活方面，她也极不检点。武泰元年（528），灵太后胡氏与郑俨密谋，将孝明帝元诩毒死。由于元诩死得太突然，朝野时论，无不愤叹，天下愕然。是年，契胡族豪酋氽朱荣率军渡过黄河，将太后及幼主并沉于河。在这场变乱中，原来随魏孝文帝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后裔和出仕北魏的汉族世家大族被消灭殆尽，史称“河阴之变”。从此，北魏政权逐步走向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