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等晚清遗老为何要忏悔

　　传统社会中，遗民始终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阶层，从伯夷叔齐到宋遗民，然后到明代遗民，他们一直被后人所歌颂。但是，这一状况到民国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晚清的遗民进入民国之后，无论是选择殉清或者选择当汉奸，都很快被历史所遗忘，这样的结局值得我们深思。

　　或许我们认为这些人早已落伍了，离开了历史舞台。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他们在晚清的经历，就会发现，无论是王国维、罗振玉，还是郑孝胥，都是积极推动晚清政府进行改革的重要的人物，他们或者在学术界、文化界，或者在宪政改革上，努力地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驱。但为何在辛亥革命后，他们反而失去了面对新时代的勇气，却对以往推动社会进步改革进行忏悔呢？

　　一、晚清改革

王国维

　　1.王国维

　　从思维方式和思考的范畴来看，王国维接受西方思想以超脱中国思想界域的程度，不但远过于戊戌一辈的人，甚至还超过五四一辈的许多人。我们可以说，他是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现代化的过程上最“激进”的先驱之一。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思想都是在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之后，开拓出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汉代因为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所以开出了宋明理学；在宋明理学经过了明清两代的发展之后，理应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从而开拓出新的境界。

　　在他看来，中国思想比较重视实用而忽视抽象和普遍性的思维，为此他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更加关注西方哲学关于普遍和抽象的层面。他提倡西洋思想，便是要借它来矫正中国重实用而轻理论思考的缺点。王所“酷嗜”的，便正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

　　晚清时期，张之洞在改革章程中提出了建立现代式的学校制度和设有专业学院的高等教育制，来代替一年前废止的科举制度，可是在他所构想的大学中，只有儒家的经学而没有其他各种思想体系。王国维在读了章程之后，以长文批判其继续维持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垄断地位的做法。他要求张之洞在维护儒学在思想界统治地位之时，还要将哲学纳入其中。

　　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之前，王国维具有更加激进的哲学思维，他不满足于严复所提出富国强兵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且提出对西方的研究要深入到哲学和伦理学，这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知。

　　2.罗振玉

　　罗振玉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危机日益深重和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的时期。他在甲午海战之后，便决心研习西方学术。尽管他的母亲由于晚清屡辱于列强，反对他读西洋书，但他仍从朋友那儿借来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书，坚信西方学术可以帮助中国。

　　在接受戊戌变法的思想后，他提出更激进的主张，用办新式学堂的手段来开通民智。在1896年，他对父亲说：“近人谈及洋人，恨之入骨，绝不知西人法制之关，学业之精。安于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于不立学堂之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自己的举业早已失去信心。

　　1896年，罗振玉到上海后，即创办学农社，发行《农学报》；两年后，设立东文学社；1901年，出版《教育世界》。学农社翻译欧美和日本的农书和杂志，介绍现代农业技术。东文学社的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训练现代知识的青年，创办后的第二年，又增加了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等课程。东文学社是当时中国第一所教授日文的学校，也是少数教授科学和英文的学校之一。《教育世界》于1901年5月创刊，到1908年1月停刊，共出166期，是当时介绍西方和日本教育理论的最重要的刊物。王国维的创见性文字和罗振玉自己讨论教育和现代化诸问题的文字，都刊登在《教育世界》上。这一刊物在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应被忽视。

　　1901年，罗振玉说他的教育构想是为科举废除之后的教育制度作准备。所以他在科举制废止的四年之前，已经在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认为科举的毒害是学校和教育衰退的原因，今后应将两者分开，使得“学校与科举为二途，不能合并”。学生毕业时，由学校考核而不另派考官；文凭也由学校颁发，而不由政府授予进士、举人等头衔。

　　罗振玉主张除在京师设立大学之外，应将每省划为一大学区，在每一学区中立大学、武备学堂、高等师范等各一。这些想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大学和大学预科中，设立文、理、法、医、农、工等六个学院，教授专业知识，并提出在大学预科和大学设立专门学院。在20世纪初年，罗振玉的主张意义十分明显，可以说，他是当时国中少数对现代的教育制度略了解的一人。

郑孝胥

　　3.郑孝胥

　　郑孝胥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1911年以前，他向往西学，是虚君立宪运动的一个重要领袖。甲午战争使郑在思想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

　　1897年，郑孝胥开始学英文。十一月底，他与一个美国女医生谈定，每日学一小时半。此时离科举的废止还有八年，可他已无意追求进士功名了，时年三十七岁的他活跃于戊戌变法的活动中。1898年8月初，他得到了光绪帝即将召他入京的消息，不得不停止英文课，可是他并没放弃英文，遇机会，仍然上课。1898年2月初，郑开始向中西书院的老师学英文时，也亲送长子郑垂到中西书院报名读英文。1902年1月，他向张之洞建议，从在外国得到文凭的回国留学生中“举二十人，奏请赐以进士、举人出身，则天下必竟以出洋为劝矣”。

　　立宪运动是郑孝胥在辛亥以前参与最多的活动。从1905年年底到1910年年初，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在立宪运动中。他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创始人，并于1906年12月、1907年11月、1908年12月连续当公会的最先三任会长。以前我们以为张謇是预备立宪公会唯一的领袖，现在我们知道，郑在公会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张謇。

　　郑孝胥认为，中国的政权只有暴力夺取而没有和平转移，千年来治乱循环而不得安宁，然而“实无一人独任其咎者”。所以症结不在能不能得到仁君，而在于进行制度上的改革。郑的虚君立宪的信念，便是建立在这一认识上的。他说，设立责任内阁，实权为民选代表所有，便能打破暴君独裁和武力夺取政权的恶性循环。

　　郑孝胥最初提出虚君立宪的动机，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在他心中，挽救了中国，大清的生命自然也得到了延续。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郑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法制问题。然而，清朝遗老开明的态度和改变的热情，因为辛亥革命而熄灭。

　　二、辛亥革命之后

　　辛亥革命后，清朝覆亡，遗老在悲痛的心情之下，一再肯定他们的忠君立场。王国维叹息道：“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他渴望像南宋的文天祥和谢皋羽一样的忠臣再现。辛亥之后，他走亡海外，成了“亡国之民”。罗振玉在日本京都定居后，以“商遗”自号，将新居命名为“殷礼在斯堂”，庭园命名为“永慕园”。郑孝胥则在辛亥革命两周后，百般思考，决心“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这些都都表明了他们对清朝的忠贞情怀。同时，遗老们在遭受辛亥革命的打击之后，开始悔恨过去的错误，在这种心情下，他们决定重新调整他们的思想信仰。这不是兴趣的改变，而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再界定。

　　1.王国维

　　王国维在革命之后，出走日本京都做亡国之民，他深悔以往提倡西学的错误。1912年9月底，他在给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送别诗中说：“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 “异同”和“坚白”是先秦论著中抽象的逻辑理论，这是他在忏悔过去和宣布新的信仰。对比他在1905年发表的《周秦诸子之名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国维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在《周秦诸子之名学》中，他对于汉武帝罢斥百家、独尊儒家的政策，颇不以为然。认为只有在自由风气之下的学术争论，才是发展逻辑的失决条件。然而江山易色之后，逻辑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所有的学术思想之中，只有孔孟之道能比美衡嵩，所以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也不需要了。

　　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也拒绝了西洋哲学。据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回忆说：从来京都时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说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

　　作为在清末公认的研究西洋哲学最有深度的一人，王国维一直以来对自己也深具信心。那他为什么说他不懂西洋哲学，而且要苦笑回答呢？因为他深悔自己在辛亥以前所作的选择，在今是昨非的心情之下，他要极力否定过去的自我。

罗振玉

　　2.罗振玉

　　王国维完成《颐和园词》之后，罗振玉曾“见而激赏之，为手写付石印。其后又改订数处，而以夏秋间所作《送狩野博士游欧洲》及《蜀道难》二首附录于《颐和园词》后，署名《壬子三诗》”。这三首1 9 1 2年所作的诗，主题都是哀清之亡。罗振玉为之付印发行，可见他完全同意歌颂慈禧，而没明说清朝是否应被推翻，可是他的结论已尽在不言中了。

　　罗振玉自己所走的，与王国维也是相同的道路。戊戌变法奠定了罗振玉在中国现代化上的地位，然而辛亥以后，他却大半是忏悔的心情。东渡日本后，罗振玉与王国维深谈，力劝王以拯救中国的文化和学术自任。认为中国在“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面临空前的危机，如今唯有“反经信古”，才能将中国从这一横流中救出。

　　在罗振玉1931年、1932年的自传《集蓼编》中，能一再看到他对自己辛亥之前立场的悔恨。回顾自己在甲午战后热心新知的情形时，他为自己没有听从母亲的劝说悔恨不已。

　　他同时悔恨的，还有往日提出的发展小学教育的主张，他曾提出小学教育发展的首要之务是培养教师和提供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而辛亥革命之后，他却企图说服世人他自始便反对义务教育。他力斥新式的义务教育加速了传统统伦常的败坏。辛亥革命之痛，让罗振玉决定彻底否定过去的自我。通过回忆母亲对自己的申斥，使忏悔与过去的记忆交织在一起。

　　3.郑孝胥

　　尽管在现代化观念的惯性之下，郑孝胥曾承认共和是佳名美事，然而他更多的是感到了“忠”从相反方向带来的压力。最终，他决定听从“忠”的引导，做清朝的遗老。

　　孟森曾写信劝他“无庸再蹈谢皋羽、汪水云之成迹”，却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在收到信的次日，郑孝胥以《哀沈瀛》一诗，再次表明他的心情。12月1 8日，他深夜起床，抄写《伯夷列传》。

　　在革命之后，郑孝胥痛定思痛，下结论说：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庸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并以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加以批判，认为：“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扰乱天下，能发而不能收，其祸能胜言乎！”

　　郑孝胥对共和，在理论上作了最基本的让步，所以他能批评的，只有党人的疯狂和中国的民智不开两点。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辛亥革命后，对于之前所宣扬的立宪法制的忏悔之情。

　　三、为何忏悔

　　晚清遗老们在当时辛亥革命前，不仅在学术上宣扬西方学术文化，而且在教育和制度层面也在推进现代性的分科教育和宪政法制，这不能说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为何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往往对以往推进社会进步行为表示忏悔之情？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前后经历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端倪。

　　可以说，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在晚清推动的社会政治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持整个清政府的统治，而不是追求乌托邦式的政治变革。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们突然发现清政府被推翻的原因，恰恰与自己推进的社会政治改革有关时，竟一致进行集体的忏悔。他们认为清政府的倒台，并不是由于政治腐败黑暗，而是由于整个社会接受了他们所宣扬的现代性观念。因此，他们通过作文或者写诗来表达自己对于清政府的忠诚。

　　换句话说，他们本想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性思想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来维护晚清政治，却不想这一系列推动改革的行动，反而加速了晚清政府的瓦解。这种改革意愿与革命后果的冲突，让他们对于自己的所采取过的改革行动不免忏悔不已。

　　我们不能因为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等遗老们在辛亥革命后的忏悔，选择作晚清遗民，就轻易抹杀他们曾经推动过的现代性的改革运动。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追求现代性政治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和富强的国家，而不是仅仅追求一个现代性的乌托邦。但是，在他们之后的革命者，却不懂得这一点，将国家和政治作为通往现代性的手段，为了一个虚幻的现代性乌托邦不断革命。对此，我们不妨重温晚清改革者们的忏悔——为了追求民族自由，反而堕入通往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