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值9名将军5000战俘的间谍王子

沃尔夫冈·洛茨被誉为“东方佐尔格”。他幼年在德国生活，后移居巴勒斯坦。二战爆发后进入军队。1962年被摩萨德派往埃及。在那里，他以“德国游客”和“养马专家”为身份，广交埃及上层名流，并从这些名流那里获得了埃及最新式导弹、火箭、飞机制造等情报。由于这些情报，帮助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据了主动。1965年3月，洛茨被捕，被处以终身监禁。1968年以色列用战俘将他换回。

在从事戏剧工作的父母的熏陶下，1921年出生于德国曼海姆的沃尔夫冈·洛茨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在柏林长大的洛茨于1931年进入莫姆森人文中学学习。不久，父母离婚，母亲为逃避希特勒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带着洛茨移居到巴勒斯坦。洛茨进入了本西蒙的一所农业学校，在这所学校读书期间，他对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会了骑马、养马、相马和关于马的一切知识，这些知识在以后都派上了用场。

随着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进行防卫。1937年，年仅16岁的洛茨加入了该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洛茨参加了英国军队。由于他精通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四种语言，因此被派到埃及帮助审理纳粹战俘，并在埃及和北非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洛茨曾指挥一支由移民组成的缺乏训练的部队参加了拉特伦战斗。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时，已晋升为少校旅长的洛茨率部参战。

不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将沃尔夫冈·洛茨招募为特工。洛茨之所以被看中，就在于他曾经有过在德国的生活经历，加上他那身躯健壮、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的外表，这些都让阿穆恩足以认为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装扮成一个德国人。此外，他又很能喝酒，这也完全符合人们对于一个德国军官的一般想象，但更主要的还是看中了他内在的表演素质。他极善于与人聊天交往，并且很快便可以厮混得烂熟，成为知心朋友。他也适合扮演一个阔气大方又讨人喜欢的男子。从此，沃尔夫冈·洛茨开始了他那神秘而又刺激的间谍生涯。

1954年，埃及政府发起了一场排犹运动，纳赛尔甚至请去了前德国纳粹分子为其排犹运动效力。阿穆恩认为这正是以色列特工打入埃及的极好时机，决定让已经完成了严格训练的洛茨以德国人的身份进入埃及。进入埃及之后，洛茨接受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生履历：1921年出生于德国曼海姆，1933年进了柏林的莫姆森人文中学。中学毕业后参加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第115师，在该师服役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在澳大利亚居住了11年，作为跑马场老板而发了大财，同时也学会了育马。由于思念故乡，后又回到了德国。根据这份履历，洛茨被派往德国，以便在柏林申报户口，并在那里积累起虚假经历。但是任何伪装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认真进行调查，就会露出马脚。为使这种今后可能出现的调查难以进行，洛茨在德国期间频繁地更换住址，也因此在德国逗留了整整一年。洛茨充分施展了他的表演天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对现政府不满的前纳粹军官，而现在则是一名德国商人。他加入了一家柏林骑马爱好者俱乐部，并遇上了一位名叫伊莱亚斯·戈登的商人。这位商人极为钦佩洛茨关于养马方面的渊博知识，又把他介绍给了另一位酷爱马的商人。他们相约要在尼罗河畔建立一个阿拉伯纯种马饲养基地和一个马术中心。为了最后敲定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两位商人决定出钱让洛茨先去埃及进行一次短期实地考察。

1961年1月初，沃尔夫冈·洛茨以一名德国旅游者和育马人的身份，来到埃及亚历山大。翌日，他便以一名骑马爱好者和马迷的身份，来到吉齐赫的骑士俱乐部。该俱乐部是由埃及的骑兵军官主办的，外国人在这里也颇受欢迎。在这里，洛茨首先认识了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亚历山大市警察局长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并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随后，尤素福将军又把洛茨介绍给俱乐部的其他军官，称他是德国首屈一指的育马人和驯马专家。就这样，洛茨仅用了六个多月的时间，便结识了当地社会的精英人士。这位腰缠万贯、骑术精湛的德国纳粹军官风度潇洒，出手大方，谈吐幽默，很快就成为深受欢迎的人。他尤其注意与埃及军官建立友谊，陪他们一起喝酒，神侃，由此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半年之后，洛茨认为自己的身份和环境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便返回欧洲，同阿穆恩在巴黎的协调官接上了头。阿穆恩交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和一台微型收发报机，并向他下达了正式任务：确定埃及的防御工事的方位，了解它的军事价值，并对即将抵达埃及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飞机导弹设计师进行监视。

在法国期间，洛茨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名叫瓦尔特劳德的德裔美国女子。这位美貌动人的蓝眼金发女郎令洛茨立刻陷入了情网，开始的攻势没有取得效果，但没过多久，两人就热恋了。瓦尔特劳德毕业于瑞士旅游专科学校，现正在洛杉矾一家大旅馆的经理室担任秘书工作，此次是回德国探望双亲。作为一名间谍，洛茨的这个做法让以色列总部感到头疼又气愤，他不仅执意要与这位德国女子结婚，还坦诚了自己的间谍身份及他所执行的任务。他甚至在未经阿穆恩批准的情况下便结了婚，并威胁总部说，如果不让带他妻子，他就不回开罗。阿穆恩局长梅厄·阿米特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洛兹种种毛病和有些过于鲁莽的言行故然让人不快，但对于洛茨从事谍报工作来说，这个身份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这件事也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罕见的特工人才。就这样，洛茨不仅有最高上司的赏识，而且还得到了新婚妻子的全力支持。

当洛茨带着漂亮的妻子回到埃及后，再次受到了尤素福将军等人的热烈欢迎。此时财大气粗的沃尔夫冈·洛茨，真正开始进入了德国育马人的角色，并被骑士俱乐部的朋友们亲切地称为“大胡子”。骑士俱乐部位于尼罗河岛上的吉齐赫体育俱乐部跑马场附近。洛茨夫妇花大笔钱购进了几匹阿拉伯纯种马，并聘请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教练穆里凯为之训练。洛茨与其说是看中了穆里凯教练的骑术，不如说是看中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位置。因为除了运河地区的若干武装部队之外，埃及的军队实际上都集中在赫利奥波利斯附近沙漠中的一个庞大的基地上，摩托化部队每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都必须从这里出发，而马术中心则正好就在军事基地附近。

每天早晨，洛茨都会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来到马场，观看穆里凯驯马。出于对自己的纯种马的关心，洛茨总是站在一个五米高的塔楼上，手持高倍望远镜观察驯马，并且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洛茨此时真正注意的并不是他的马，他只要把手中的望远镜稍稍向右移动一下，便可将基地内的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凭着间谍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军旅生涯的经验，洛茨一眼可以辨明车辆的类型，并且判断出这是战术调动还是进行演习，是部队出来训练还是把军队的车辆开出来修理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洛茨甚至判断出了埃及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的重要调动。

骑士俱乐部的军官们很快发现，富有的洛茨先生对纯种马的兴趣与日俱增。一次，骑兵军官阿勒维·加齐少校向洛茨打听买马的意向。洛茨明确告诉他，买肯定是要买的，不过由于自己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马厩，不知道买下马以后该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俱乐部的马厩已经塞满了。加齐少校告诉他可以把马放到阿巴希军营的马厩里来。阿巴希骑兵部队的指挥官、障碍赛马队队长奥马尔·哈达里上校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他有的是地方，每一匹马都可让一名士兵好好地去照料。

这个提意当然好，洛茨故作惋惜地说，自己不能随便出入军营，所以不能定期地去看他的马了。

军官们听后就特意给他们夫妻办了通行证。从那以后，阿巴希军营便向沃尔夫冈·洛茨夫妇敞开了大门。军官们不仅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甚至还带他们参观遍了各个角落，埃及的这一军事基地再也无秘密可言了。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位身着巴伐利亚民族服装、头戴佩有鹅毛礼帽的洛茨先生，竟然会是一名以色列间谍呢？

现在，悟性极高的瓦尔特劳德不仅支持洛兹的情报搜集工作，还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夫妇俩配合得相得益彰，天衣无缝。他们的朋友极其广泛，除了骑士俱乐部的尤素福将军及年轻军官们之外，还有军事后勤专家阿卜杜勒·萨拉姆·苏来芒将军，军事反间谍局的福阿德·奥斯曼将军和穆赫辛·赛义德上校，乃至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他们都把洛茨视为值得信任的前纳粹军官，因此往往在不经意中吐露出许多宝贵的情报来。有一次洛兹夫妇邀请他们家宴，朋友们很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尤素福将军就表示愿意陪同洛茨夫妇一起进行一次旅游，洛茨夫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随后洛茨便让夫人继续与尤素福将军聊天，自己则转身来到了福阿德将军身边，因为他听见他们刚才在谈话中提到了“破坏”一词。将军犹豫了一下，就告诉了最近有一家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死了五个人。据说是以色列人干的。炸药是装在一个备件箱里从外面运进去的。然后请洛兹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不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洛茨装作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畅饮之后，交谈兴致越来越高。客人们渐渐地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洛茨恰好坐在负责陆海空三军的调动和弹药运输的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身边。在苏伊士运河之战瘸了一条腿的将军满腹牢骚，他说埃及的士兵不仅缺乏训练，士气也不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下。部队军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战术观念又陈旧至极，虽然请来苏联人指导工作，却又不信他们，军队之间没有配合，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或者是完全失去了指挥。洛兹默默地听着，他感兴趣的是，埃及已经把一个步兵旅从此地调到了运河地区，装备了一批苏联飞机和武器。将军还透露了战争虽然不是立刻就打，但终究不可避免。

当晚，沃尔夫冈·洛茨把这些情报发给了以色列情报总部，为了了解这个旅调到运河地区的真正用意，洛兹夫妇装成一对想去死海游泳的普通游客，进行实地考察。

就这样，沃尔夫冈·洛茨在推杯把盏之中轻而易举地搜集到各种情报，并将它们源源不断地发回到阿穆恩总部。

1963年，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调任摩萨德局长后，把洛茨也由阿穆恩转归摩萨德领导，并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称其为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

定居埃及的约翰·冯·雷斯邀请洛兹夫妇前来参加他们举办的家庭酒会，为了结识那些同雷斯频繁来往的德国专家，洛兹夫妇毫不犹豫地赴约。在酒会上，他们意外地见到了那个声名狼藉的埃泽勒——他现在飞机制造工厂的厂医。此人二战时在集中营里对犯人进行了危及生命的“科学试验”，导致成千上万的男女惨死，至少受到了十几个国家的通缉。虽然早已听说这位杀人狂正在埃及政治避难，但今天却是第一次见到他。

洛茨上前同埃泽勒握了握手，嘴里还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认识您不胜荣幸”。因为他清楚这种逢场作戏是打入德国专家群所必须的，但他担心妻子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向她投去一个警告的眼色。乖巧的瓦尔特劳德赶紧称自己眼睛里好像飞进了什么东西而去了盥洗室。

洛兹和雷斯坐在一起喝摩泽尔酒时开始闲聊起来。

冯·雷斯毫不掩饰地告诉洛兹，说他们其实早就见过面了，是在战争末期万湖湖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洛兹当时穿着一身冲锋队常穿的黑色制服，他印象很深。对这种张冠李戴当然求之不得的洛茨假装很害怕，矢口否认。自以为是的雷斯说他会为洛兹保密的。洛茨根本就不相信他的保证，而且他也巴不得雷斯到处传播他的“认出”，这样就等于为自己的假身份做了令人信服的旁证。因为在当时的埃及，纳粹军官很受埃及一些人的欢迎，因此洛茨越是有意否认党卫军经历，相信的人反而愈多。埃及的文武官员一再提及此事，并且带着笑容谈论起他的光荣历史。为了让埃及情报当局也对雷斯的“发现”深信不疑，洛茨首先设法搞到了证实冯·雷斯的说法的有关材料，并装进了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里面。一天早晨，他与瓦尔特劳德出去骑马时，故意把信封放在了起居室内的一张桌子上。当他们中午回来后，洛茨故意问仆人这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仆人当然一无所知。洛茨便开始教训仆人，斥责他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东西随随便便放在这儿。然后，又煞有介事地当着仆人的面将信封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四天后，当洛茨打开写字台抽屉时，发现撒在信封上的粉末已经不见了，粘在信封和抽屉上的头发也不翼而飞。显然，埃及情报机关曾经取出材料并且拍了照片。

两年后，福阿德·奥斯曼将军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点。沃尔夫冈·洛茨这次冒名顶替的行动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掩护了他的间谍活动，更重要的还在于被捕之后因此而保住了性命。当然，这已是后话。

另外，在那次家宴中，洛茨夫妇还结识了援助埃及的德国飞机专家布雷纳尔和舒曼，并且建立良好的关系。

洛兹夫妇在尼罗河三角洲买下一处环境优美的牧场，这座牧场有马厩、围栏、跑马场和一条赛马跑道，有关设施器材一应俱全。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该牧场与一个经常发射火箭的火箭试验场挨得很近。记下火箭发射的准确时间和次数，这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洛茨夫妇的埃及朋友们也经常光顾这个牧场，并且在畅谈中不断地提供着各种情报，就像是埃及的参谋部和技术人员找不到其他地方来讨论他们的问题似的。

洛兹利用埃及人对他的假身份的深信不疑和装模作样的求知欲、好奇心，短短的六个月的时间里，就参观了连同试验场地在内的两个导弹发射井，听了有关两个飞机工厂的详细情况，了解到在军备工业部门工作的几乎所有德国专家的详细人事安排，以及有关红海的军舰情况，另外还获悉了关于西奈半岛上全体部队和物资的运输情况，加上其他一些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情报，真可以说是收获不小啊。

有一天，洛茨夫妇在牧场遇到了德国专家福格尔桑。正要前往慕尼黑参加一个会议的福格尔桑很随意地透露了他准备下榻的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然后感慨说自己想换个比较好的公文包，因为原来的那个开了线，没法装他要带走的计划和资料。当天下午，心领神会的洛茨就买下了一只十分精美而又昂贵的公文包，然后托人把它捎给福格尔桑先生，但却留下了一把备用钥匙。第二天清晨四点，洛茨向总部报告了福格尔桑等人抵达慕尼黑的时间、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还提到了他晚上喜欢出去同女人厮混，因此晚上他的房间里经常是空无一人。

几天后，公文包的备用钥匙便通过特拉维夫总部，转到了摩萨德驻慕尼黑特工手中。

1964年夏季的一天清晨，以色列情报总部指令洛茨不惜一切代价搞清楚沙卢发导弹基地的真相，因为他们怀疑那里可能有一些用来蒙蔽以色列人的导弹模型。洛兹决定亲自前往观察。夫妇俩就装成去海边钓鱼，然后开车到苏伊士，快要抵达该市时，洛茨把车拐向左边，穿过铁路，来到沙漠大公路上，朝伊斯梅利亚方向驶去。因为楚沙卢发导弹基地就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之间。

很快，他们来到了他们要找的公路口。那里没有拦路木，岔口处只有一个岗亭。一名带着军警袖章的士兵在岔路口站岗，他显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手枪随便地挂在腰带上。当车从他面前驶过时，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等车开过一个山坡并脱离士兵的视线后，洛茨决定冒险闯入。当车紧挨着岗亭停下来后，洛茨发现那名士兵把腰带和手枪挂在岗亭墙壁的钉子上，正蹲在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解手。瓦尔特劳德猛踩油门，车子朝左边飞也似的开去。当车子驶过岗亭和一块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着“禁止通行”的牌子时，他们听到背后发出呼喊声。从汽车后视镜可以看见，那名士兵正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不停地挥动，跳着脚地高喊着。汽车顺着起伏的公路向沙漠深处驶去。想到自己扮成游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进入军事禁地，两人都感到开心极了。不久，迎面开来了一辆满载士兵的吉普车。吉普车从他们车旁驶过时，土兵们好奇地望着这对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人，然后掉转车头跟上来。

洛茨估计，吉普车追上后，他们会受到警告，然后再让他们从原路回去。这时，他突然心生一计：把车开到沙漠里去！只要一开进去，就得捣鼓好几个小时才能出来，这样更能使人相信！

瓦尔特劳德加快了速度，汽车从公路的这一边晃到那一边。随后，洛茨以他那出色的演员天赋，开始表演起一个粗暴的丈夫角色，挥动着手臂痛骂妻子无能。直到士兵们用阿拉伯语问他们“怎么进来，到这里来干什么”时，他才故作不懂阿拉伯语。双方一番争执后，军士命令吉普车司机开车回基地报告情况，10分钟后，吉普车回来了，司机旁边坐着一名上尉。上尉用英语简单地对他们进行讯问几句，检查了他们的护照，又将轿车仔细地搜查了一遍。然后就把他们带回兵营。

当吉普车开上一个山坡后，映人他们眼帘的是排列均匀的导弹发射架、弹药仓库和行政大楼。虽然他们都尽力控制自己不去东张西望，但洛茨仍能感觉到瓦尔特劳德的身体由于兴奋而颤动着。

司令对上尉擅自将两人带到兵营深感愤怒，但又无可奈何，随后就开始对洛兹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盘问，洛茨表现得很从容，而当司令怀疑他们是间谍时，洛茨故意怒气冲冲地发起火来，并搬出了尤素福·古拉卜将军。基地司令将信将疑地同将军通了电话后，只得强装出一丝笑容向他们道歉，说自己职责所在。

洛茨当然顺势就下了台阶，并建议基地司令应该考虑在公路旁边竖些横木，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事件。当他们走过走廊时，基地司令从侧面望着洛茨说，奥斯曼将军很敬重您，并且暗示自己知道洛兹是党卫军军官。

1965年春天，洛茨夫妇和瓦尔特劳德的父母以及德国专家克尼泼费尔夫妇，应邀一道去马特鲁港。在总督府门前，他们受到了西部地区总督尤素福·阿里·阿拉卜将军全家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

2月22日下午，洛茨一家驱车返回开罗。第二天清晨抵达家门口时，洛茨发现马路对面停着四辆汽车，坐在车里的人从车里走下来，就在洛兹还开玩笑地说是不是邻居今天请客时，洛茨头上便重重地挨了一下，身子晃了两下，扑倒在地上，蒙胧中听到瓦尔特劳德尖叫一声。六名大汉把他围在中央，当他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咔嚓一声，已被带上手铐拖走了。

埃及安全机关检察长萨米尔·哈桑亲自审问了洛茨。起初，洛茨故伎重施，又搬出各位将军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些埃及朋友也都因涉嫌间谍活动而处境不妙。

他苦苦地回忆着，究竟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因为他很清楚，尽管埃及的安全机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也不敢把一个阔绰的外国人打个半死，并把他的全家逮捕起来。

直到埃及秘密警察当着他的面从浴室中取出微型电台后，洛茨才知道再也无法抵赖了。

原来，沃尔夫冈·洛茨也和在叙利亚的间谍伊利·科恩一样，是被测出发报位置而暴露的。埃及安全机关甚至录下了三年来洛茨收发的全部电讯号。不久，埃及专家又成功地破译了所录下的全部电文，洛茨与特拉维夫间的来往电文已不再是秘密。事已至此，洛茨只得承认一切，说自己是德国人，只是图谋金钱才替以色列搜集情报。埃及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早已掌握了洛茨是前纳粹军官的铁证。此外，洛茨还咬定所有活动都是他一人进行的，瓦尔特劳德对此几乎毫无所知。瓦尔特劳德再次表现出了她那间谍天赋。尽管对两人的审讯是分开进行的，但口供却出奇地一致。

被捕12天后，埃及安全机关问洛茨夫妇是否同意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并声称这样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公众形象，对最终从轻判决是有好处的。洛茨自然不相信这些鬼话，他们不过是想向世界表现一下自己。但洛茨蓦地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借此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以色列情报机关每天都收看埃及的所有电视节目，自己完全可以通过一两句话来暗示他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答应了埃及人的要求。在采访中，洛茨承认自己当了间谍，是个见财如命的德国人，并且强调自己的妻子丝毫不了解自己的间谍活动情况。当记者问他，对整个事件有什么想法，埃及安全机关对待他们如何时，洛茨回答说：“对于我所做的事情，我当然十分后悔。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由于自己利欲熏心而给埃及造成了严重损失。我需要在此声明的是，在我被捕期间始终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最后，当记者问他是否想对德国的亲朋好友说点什么，洛茨趁机说道：“如果以色列今后还派间谍来的话，它应当去找自己的公民，而不要再收买德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了。同时，我也真诚地劝那些想为以色列干事的外国人赶快放弃这个念头，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

埃及当局显然对电视台的这次公开采访感到满意。但他们哪里知道，洛茨已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这次机会，向他的以色列上司发出了重要信息：我的假德国人身份迄今还未暴露，请设法据此采取营救措施。

1965年7月27日到8月21日，埃及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公开审讯，并且宣布了他的10大罪状。

审判期间，法庭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匿名信，证明洛茨是一名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洛茨及其律师自然要极力否认，但令人奇怪的是，埃及法庭也拒不相信，并最终宣判：“洛茨先生，本庭经过调查，认为你犯有不断为以色列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敌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罪行。根据你所犯的罪行，理应判处你死刑，但考虑到你在辩护时减刑的要求，决定判处你终身苦役，并罚款33万西德马克。此判决将报请共和国总统最后批准。”瓦尔特劳德也被判处三年苦役，并罚款1万西德马克。

洛茨终于免去一死。如果他是以色列人的话，则必死无疑。但法庭为何不肯对国籍问题继续深入调查，并最终将这个以色列间谍处死呢？洛茨曾对此大惑不解，并且设想了种种可能。实际上埃及政府当时出于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正准备赶走德国专家，而沃尔夫冈·洛茨间谍案，则正好为此提供了借口，洛茨成了德国的替罪羊。因此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洛茨是以色列人，埃及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也宁肯愿意让洛茨是个德国人。与此同时，埃及还需要德国的经济援助，为照顾德国人的面子，洛茨也就被免除死刑。

3个月后，沃尔夫冈·洛茨被关押在位于马阿迪市郊和赫勒万武器-飞机制造厂之间图拉监狱。洛茨是该狱第338号囚犯。

“我想不会这么长，”洛茨在与妻子分手时，平静地说道，“两年或者三年吧。家里人会设法救我们出去的。”

1967年6月5日早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尽管埃及电台在不断地宣布着埃军节节胜利、以军一败涂地的消息，但狱中的洛茨却根本不信，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军队不可能遭受突然袭击。集结在西奈的庞大军队未被以色列发现，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他们非常了解埃及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兵力。我每次的报告都经过总部的详细核实，即使对那些近乎没有意义的细节也很重视，甚至连不着边际的谣言也从不放过。因此，我没有理由去假设他们在这期间会改变以前的谨慎态度。”

当天晚上，从监狱中可以听见以色列飞机在附近投下炸弹的爆炸声。洛茨分析以空军的攻击对象很可能是赫勒万军工厂，并为自己曾向总部精确地提供过一些重要军事目标而感到满意。果然，几天后便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埃及军队一败涂地，以军不仅占领了西奈半岛，并且越过苏伊士运河，向开罗逼近。甚至还有传说纳赛尔总统已避难到南斯拉夫。

11月初的一天早晨，洛茨被叫到监狱副官的办公室。曾为他辩护过的德国人克拉尔·乌班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经过多方努力，埃及人原则上已同意释放洛茨夫妇，当然，最终实现还需要一点时间。

1968年2月3日，洛茨被告知获得自由了。这是洛茨三年来无论是踱步于牢房，还是在睡梦中，最盼望听到的一句话。他甚至想象过当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或许会高兴得跳了起来，或许会跌坐在椅子上。然而，此时此刻，他竟然无动于衷，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已失去了表现感情的能力。在开罗机场，沃尔夫冈·洛茨与瓦尔特劳德在一名秘密警察的看押下，等候从卡拉奇飞不定期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这时，新任德国领事巴尔特勒斯博士又来了。他是担心埃及政府在最后一秒钟又改变主意，而这种情况在他短暂任期内已多次发生。

突然，领事压低嗓门告诉洛茨，在他们被释放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笔特殊的交易。原来，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表示：在埃及人没有释放在押的10名以色列人（其中包括洛茨和瓦尔特劳德）之前，拒绝释放包括九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洛茨听后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但领事先生却保证这是事实。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当以色列开始同埃及进行交换俘虏问题谈判时，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坚持要将洛茨夫妇列入被交换俘虏之列。自从科恩被叙利亚人绞死之后，阿米特就一直为未能营救这位“间谍王子”而感到自责和沮丧。但是，以色列政界领导人却不愿公开承认洛茨是以色列间谍，直到阿米特以辞职相威胁，艾希科尔总理才被迫做出让步，从而使洛茨夫妇得以逃出囹圄。

回到以色列后，洛茨夫妇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乡村里定居下来，瓦尔特劳德很快取得了以色列国籍。他们在那里过着幸福、舒适和安静的生活。但后来，洛茨夫妇因厌倦了在以色列的生活而移居西德，沃尔夫冈·洛茨在那里经商，但有趣的是，与其高超的表演技能和间谍能力相比，沃尔夫冈·洛茨的经商能力显然要逊色多了，他在这个陌生的领域没有取得成功。失望之余，他们举家迁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从此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回忆在埃及的那些紧张、冒险的岁月自然成为了他们闲暇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