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打黑”：每月斩杀万人

　　190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主持此番打黑工作的是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他要通过重拳出击，解决困扰广东日久的匪盗和帮会问题，从而回到权力核心。广东打黑，即便没打出政府的权威，但也至少打出了李鸿章的权威。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

　　这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到任后的第一把火，也是在他短暂的任职期间内唯一的一把火。他动用了陆军、海军以及民兵(乡勇)，高密度、大兵力出击，重拳打击广东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恶势力，并且从中央要到了特殊政策——“就地正法”的杀人权。一时之间，广东各地城墙上、要道旁，纷纷悬挂起血淋淋的首级。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记载：人们告诉他，李鸿章在广东处决的“盗匪”，多达五六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究竟是什么，令这位已经77岁的风云人物，如此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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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出

　　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

　　李鸿章在政治冷宫中，足足憋了4年。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

　　戊戌政变之后，与后来主流史家们所描绘的不同，除了操切的人事体制改革之外，一切改革并没有停下来。重新回到舵手岗位的慈禧太后，要面对的依然是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建设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提高财政收入。要应对沉重的对外赔款、要养活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要进行成本不菲的各项改革、要维持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光靠钱是不行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这是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位当家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

　　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解冻开始了。

　　12月1日，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陛见。他向太后和皇帝表示，自己将先对天津的商务进行考察，估计需两个月，春节之后再到烟台、青岛、上海等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考察——此时，离春节正好还有两个月。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并不安宁。

　　法国人终于得到了广州湾(今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时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照杀、该抢照抢。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点再度困扰着北京。

　　此时，中央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为合适的了。

　　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迅速宣布了。

　　12月23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一篇报道交给了邮轮送回美国总部，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这篇报道简要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坎坷仕途，认为正是慈禧太后在一直为李鸿章保驾护航。而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纽约时报》1900年1月17日)。

　　黑道

　　“平安广东”已经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粤东盗甲天下”则是全国人民几乎家喻户晓的说法，也成为困扰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

　　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问题：社会治安。

　　“平安广东”已经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粤东盗甲天下”则是全国人民几乎家喻户晓的说法，也成为困扰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

　　张之洞在1885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岑春煊在1898年出任广东布政使，陛辞时光绪皇帝嘱咐他：“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

　　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也是深恶痛绝。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自入清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黑道。粤海关在一份报告中也说：“这个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匪出没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盗匪”与帮派会党合流，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声势浩大。

　　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令广东实际上处于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

　　“黑道”盛行，不稼不穑，成为广东社会的巨大问题，民众不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府，还要供奉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这两种“政府”的界限也随着内忧外患频仍而不断模糊。

　　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社会稳定，广东与全国一样，不时需要招兵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的报道，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而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往往在内忧外患略有好转后，就立即遣散新募的军队，却又难以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这些军人，无论之前出身黑道还是白道，此时面临着下岗，不少干脆带着武器加入了帮会。张之洞曾报告中央：“近年海防多事以来，各路投营遣撤之游勇，纷至沓来，纷纷勾结土匪，打单吓财，入村拦路，劫掠惨杀。”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匪患”，广东又不得不经常加强“警力”。

　　要打黑，就牵涉到经费筹措的现实问题。治安之外，各项洋务改革举措，也都需要大笔经费，如何寻找新的财政税收增长点，就是每任广东督抚必须面对的难题。

　　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有一次例行抓赌，被抓的一个赌商斗胆提出，愿意缴纳高额罚款，代替受刑。这大大启发了郭嵩焘，之后，“以罚代禁”便成为广东治赌的土政策，罚款收入也成为地方财政新的增长点，皆大欢喜。

　　1875年，新任广东巡抚张兆栋有点书生意气，宣布严禁赌博，结果导致广东的赌徒大量流入澳门，仅“闱姓”一项，澳葡当局每年就能获得30万两白银的税收，自此奠定了澳门博彩业的基础。但这种“利权”的流失，大大刺激了广东的爱国人士们。在他们的呼吁下，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得到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著名的湘军将领彭玉麟的支持，说服中央同意放开“闱姓”赌博，公开招标，每6年为一个承包周期，承包费用高达440万元，相当于每年73万元，掀开了赌博合法化的红盖头。在出任封疆大吏前，张之洞以高唱道德高调而闻名，如今则被人嘲讽为：“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

　　吊诡的是，赌博合法化虽然能为政府带来丰厚的“赌饷”，却也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广东的社会治安，陷入了“治乱缺钱——开赌增收——更为添乱”的怪圈。“捕务废弛”成为中央经常批评广东督抚、督抚们又经常拿来敲打下属官员的主要问题。

　　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拉锯

　　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两种。

　　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出动正规军“清乡”，这成为广东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民国。

　　根据张之洞的奏折，“清乡”就是要“示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围捕，痛惩积恶，重治窝家。”

　　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两种。

　　团练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时兴的办法，著名的湘军、淮军，都是团练出身，从民兵升格为国防军、乃至成为国防军的主力。团练在打黑中的作用，显现于1878年，当时清远黑道欧就起、姚庚人、陈鑑等，率200余人占据佛冈厅城数日，结果被当地团练剿灭。当时刘坤一担任两广总督，十分高兴：“官军既难节节设防，全赖团练相为捍卫”，因此要求各地大办团练，“无事则安耕凿，有事则习战攻”。团练自此在广东各地蓬勃兴起。到1898年底，两广总督谭钟麟成立了全省团练总局，“统计68州县，挑壮丁65万6000余人，始练88100余人”(《谭文勤公奏稿》)。显然，这个庞大的计划，也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办团练的同时，广东全省大力设立“保甲局”，“遴其族内诚实绅士十余名为局首，一面悬赏花红购线捕匪，一面分造户口册籍，编立门牌”，并“将户口人数造列清册，仍按十家为一甲，立甲长一人;五甲立党副一人，十甲立党正一人，百甲立联董一人，以次递加，钤束村民;一经犯法，以次责成捆送，徇庇者查出同罪，同甲十户知而不举发者，按以连坐之科”(《不自慊斋漫存》)。水上人家也一样，“无论轮船、帆船，必编列号，互相保结，如无号数，不许驶行”(《申报》1899年5月9日)。

　　这种源远流长的“秦王政”，试图以连坐的威慑力量，形成遍布城乡的预警网络，让黑道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广东的黑道力量实在过于强大，连坐政策反而逼着他们大力降低入会门槛，吸引更多的成员。一般民众、包括不少地方乡绅，为了自保，也只好靠向黑道，客观上令“保甲”成为“黑道”的“保甲”，谁敢通官，倒是一定会被“连坐”。

　　广东官员指望“办团练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绝匪踪”(谭钟麟语)的思路，在实施过程中，还大大促进了广东的各种地方势力迅速成为武装集团。为了供养这些民兵组织，各地不断出台土政策、土办法，向普通民众强行摊派，民间固有的宗族矛盾、区域矛盾，因为枪杆子的失控而更趋严重，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黑帮化”。

　　李鸿章接手时的广东，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已经没人能够说清，这大好河山究竟是谁人之天下。与前任谭钟麟相比，李鸿章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只是，他在细节的落实上，比谭钟麟更有执行力。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中央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早已喜闻乐见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在为此而于4月23日成立的商务局中，刘学询被任命为局长，而他担任大股东的“宏丰”公司，除了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之外，还承包了山票、铺票的经营。

　　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是大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是李鸿章“最流毒于粤人者”。梁氏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

　　梁氏的指责，虽然在理，但看人挑担不吃力，设身处地为李鸿章考量，还是有求全责备之嫌。日后广东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那些新的大王即便在野时痛责当权者诲毒诲盗，坐上位子后也只能萧规曹随，大征赌税。赌税于广东历届政府而言，不是“饮鸩止渴”的问题，“鸩”早已成了日常的饮用水源了，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广东“黑帮”的可持续发展。

　　严打

　　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大开杀戒，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

　　在大抓赌博这个新的支柱产业的同时，李鸿章开始重拳打黑。

　　李鸿章的打黑行动，也与前任们手法相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而比前任们更进一步的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分兵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而且，经中央批准，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中央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李鸿章的刀因此磨得飞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在《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少数“就地正法”情形中，广东是有这个权力的：“粤东内河盗劫，除寻常行劫仅止一二次、伙众不及四十人、并无拜会及别项重情，仍照例具题外，如行劫伙众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有拜会结盟、拒伤事主、夺犯伤差、假冒职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脱逃二三年后，訧获各犯应斩决者，堩加枭示，恭请王命先行正法。”

　　“恭请王命”，就是所谓的“王命旗牌”，一种代表着中央特别授权的令牌，督抚们向“王命旗牌”行礼，就算是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可以就地杀人。

　　但是，根据《大清律例》，广东的“就地正法”权，被严格限制在“内河盗劫”，而且有详细的条件限制。其实，死刑的审核权主要还是掌握在中央，并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每年，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帝本人亲自核准，皇帝用红笔打勾了的，才可以处决，这叫做“勾决”。这并非因为皇帝对法律的执行有着兴趣偏好，而是因为死刑的核准权不仅是皇权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央权威的重要标志，国家重器，不可轻易下放。

　　但在动乱年代，为了发挥专政机器的震慑作用，从重从快处决人犯，这种死刑审核权会被下放给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地正法”权被广泛运用，乃至滥用，战后，中央和地方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地方大员们，多数都希望继续保留自己手中的“就地正法”权，并列举了种种特殊原因。几经反复，中央最后还是宣布收回。1882年刑部草拟的法案规定：“除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为昔年肇乱之区，且剿办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备录招供咨部核查外，其余寻常盗案，现已解勘具题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经奏明解勘者，统予限一年，一律归复旧制办理。”

　　1885年，张之洞在广东，为了打黑，请求中央批准授予“就地正法”权。他的理由是广东黑道猖獗，“土匪、会匪、游勇、盐枭、斗匪、洋盗七种合而为一”，不从重、从快进行打击，难以奏效。中央核准了张之洞的要求，但到了1898年就下令收回。

　　如今，李鸿章到任，为了震慑黑道，他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拿到了杀人权的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重拳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难以统计。但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12艘巡船配合(《申报》1901年1月16日)，而此时(1900年年底)，早已过了李鸿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时的兵力之大，亦可见一斑。

　　而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但报道出笼时(1900年3月1日)，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至于瓦德西的日记里说的五六万人，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具体的数字，在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清国，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可以肯定的，一是李鸿章的确大开杀戒，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在庚子年由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激起的动荡局势中，广东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之后全国的复苏打下了基础。二是即使李鸿章大开杀戒，其效果依然有限，广东的黑道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李鸿章的后任们依然必须面对这个棘手问题。甚至到了民国，曾经将黑道作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政权，也不得不在当权后调转枪口，大力镇压黑道，“就地正法”，搞得广东到处血雨腥风。

　　分寸

　　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种刻意“不问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鸿章最大的“讲政治”。

　　李鸿章的打黑，虽然杀得人头滚滚，却还是谨慎地拿捏着分寸。

　　“打黑”本身，并非一味杀人，而是剿抚并用，这是广东官员们的传统做法。在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时，广东扩充军警队伍的主要兵源，就是招抚改制后的“黑道”弟兄们。如今李鸿章打黑，国际国内形势更为严峻和不可预测，李鸿章自然就更为谨慎，把打黑放到了“讲政治”的高度。最大的表现，就是李鸿章打黑是“打人而不打帮”，只抓刑事案件，不碰政治案件。

　　广东的涉黑政治十分复杂，与朝局紧密相关。

　　1月24日(农历腊月廿五)，李鸿章到达广州仅6天，北京传来消息，正式册立溥儁为大阿哥(“己亥建储”)，作为同治皇帝的后裔。虽然没明确宣布其接班人的地位，但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是为光绪皇帝选的接班人兼掘墓人。

　　两天后(1月26日)，李鸿章曾经的老部下、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马裕藻、叶瀚、章炳麟、蔡元培、吴眺、唐才常、丁惠康、黄炎培等1231人，联名通电，反对册立大阿哥。中央宣布缉拿经元善，经元善逃到了澳门。而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近水楼台先下水，只能承担起缉拿经元善的脏活。

　　“己亥建储”为流亡海外的康梁提供了绝好的壮大声势的机会，康有为致电总署，宣称：“废光绪将引起革命。”康有为早已伪造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此时再打出“勤王”的口号，在一贯的宣传造势之外，学习革命党的做法，也与黑道联手，预谋刺杀慈禧太后、荣禄等。而广州的李鸿章、刘学询，也被纳入了刺杀的名单。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大阿哥溥儁代表光绪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同时，广东文武官员则云集于广州万寿宫，遥贺光绪皇帝。刺客趁机安放了炸弹，目标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偏偏没有出席这一仪式，躲过一劫。

　　没有进一步的报道，说明这次未遂的袭击究竟是何人所为，但康党是最大的嫌疑者。康党与黑道联手动粗，也是因为朝廷日渐紧逼。李鸿章在赴任广东之前，受命秘密翦除康党，实施者正是刘学询。在刘的牵线下，李鸿章曾计划请孙文出马，在海外除去康有为等。而到任广东之后，李鸿章、刘学询的确动手抓捕了一些康党成员的家属，梁启超记载说：“鸿章之来粤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云。鸿章乃捕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孥，骚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虽然，吾不敢为讳。”李鸿章此举，令康有为十分恼怒。

　　康党试图利用“己亥建储”之机会，酝酿在广东等地武装暴动，刘学询则多方堵截。刘学询不仅掌握着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受李鸿章委托，掌管着李鸿章新近购置的6000条枪(《井上雅二日记》)，是不折不扣的实权派。新仇旧恨，康党就惦记上了这只“刘豚”，而将他与“肥贼”(李鸿章是合肥人，多被称为李合肥，因此被康党叫做“肥贼”)一起列入广东必杀名单，主导此事的，就是日后以极大的同情之心写出《李鸿章传》的梁启超。

　　其实，康、梁对李鸿章的仇恨，一是因为对国内政情隔膜而致，二也因为保皇党亟须一张“投名状”来显示实力。

　　李鸿章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康梁的敌人，他本人甚至不惮于自称“康党”。赴任广东之前，李鸿章曾与慈禧面谈，谈及缉捕康有为之事。李鸿章说：“他们都是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用不着怕。”慈禧问：“何以外人庇护他，与我为难?”鸿章说：“外人不懂华情，故拟以国士待之。他终久必弄清楚，驱逐唯恐不及。”慈禧说：“有人说你是康党。”鸿章说：“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不语。(《慈禧传信录》)

　　而在前往广东上任的轮船上，李鸿章曾与幕僚闲谈，说奉太后命捉拿康梁，如抓住，功劳甚大，或许超过平灭“发捻”(太平军和捻军)，或许还可以再进爵。李鸿章问侄婿兼幕僚孙仲愚：“是否康党?”孙干脆回答：“是。”李鸿章问：“不怕捉吗?”孙答：“不怕。”李鸿章说：“我不能捉你，我也是康党。陛辞时，有人劾我为康党。”

　　李鸿章对搜捕康党并不热心，极为敷衍。到任后，中央在2月12日曾电令李鸿章：“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获。该犯等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其广东本籍坟墓。著李鸿章查访确实。即行刨毁。以儆凶邪。”(《光绪实录》)2月17日的《纽约时报》以《悬赏捉拿改革者》为题，报道李鸿章奉命摧毁康有为的祖坟，并悬赏10万两白银捉拿康有为，死活均可。

　　3月1日，李鸿章给中央回电：“康梁罪大恶极，直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道坟所能制止，请稍候。”不愿意去刨人家祖坟。这令中央极为不满，康有为后来特意给李鸿章写信表示感谢。

　　不仅对于康党，对于孙文的革命党，李鸿章也没将他们列入打黑的目标。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种刻意“不问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鸿章最大的“讲政治”。这其中，当然多少有些“养寇自重”的意味，但更是李鸿章急于清理和稳定广东局面、令“朝廷无南顾之忧”的需要。

　　在京师及整个华北陷入大动乱之时，李鸿章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与康党和革命党之间的默契十分相关，这种默契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广东各界共谋“两广独立”并推李鸿章担任“总统”时，体现得更为清晰。

　　纯治安角度的辣手打黑，与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实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李鸿章老到的政治手腕。

　　和谐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是当中央发布对11国的宣战诏书后，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在打黑的同时，李鸿章也大抓和谐建设，试图削弱“黑”的基础。

　　此时席卷了华北的义和团，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西方教会为了拓展传教而激化了乡村社会的固有矛盾。在列强外交官的支持下，教会利用超国民的“领事裁判权”，为信教民众(“教民”)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利益，不断干预中国的基层司法。这令“教民”在乡村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身份，“吃教”者日益增多。这与宗族矛盾、乡村矛盾结合之后，刺激了非教民对教会及洋人的痛恨，导致了华北农村的族群分裂。(参阅雪珥策划之凤凰卫视专题片《国难1900》)

　　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2个月(2月24日)，就严令地方官，切实划明牧师和教民的权限，不令藉教为护符，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则，以广东历史悠久的帮会传统，很容易与强势的教会及其背后的列强发生大规模冲突，局面会更难控制。

　　在约束教民的同时，李鸿章在处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气势，果断杀伐，不给英国进行外交甚至军事干预的借口。尽管在6月5日，英国议员还在国会宣称：“李鸿章如果不能平西江盗匪，英国将自行处理。”但李鸿章的雷厉风行，令英国难以下手，这也为广东在庚子年的大动乱中不至于糜烂争取了外部环境。7年后(1907年)，治安恶化的西江航道，果然引起了英国的武装干涉，史称“西江缉捕权”之争。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是当中央发布对11国的宣战诏书后，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7月3日，李鸿章明确命令两广地方文武官员，不得张贴宣战诏书。对此，东南各封疆大吏纷纷响应，在盛宣怀的穿梭下，东南各省与列强达成了协议，保持“中立”，互不干扰。这就是“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动荡和战争，为大清帝国保存了元气，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令其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进一步下降。

　　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地方诸侯，都在此时大力购置军火，积极扩军，李鸿章的新购军火，足足可以装备一支25000人的新军队，而张之洞则瞒着中央向日本派出了军事代表团，领头的就是他的儿子。在庚子年变幻莫测的局势中，让自己的势力更高、更大、更强，是他们的首要追求。

　　对于李鸿章的打黑，梁启超评论道：“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督李瀚章、谭钟鳞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符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

　　这种“小安”，为大清帝国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乱中就灰飞烟灭，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赢得了点喘息的时间。但这种“小安”并不稳定，李鸿章离开广东之后，治安问题几乎立即回弹。

　　辛亥前后，白道、黑道日益融合，黑道漂白之后过河拆桥的戏码也不断上演。众多有着黑道背景、依靠黑道起家的民国新贵们，登堂入室、坐稳江山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剿匪”。而中央权威的缺失，令“就地正法”成为地方强者的天然权力，民国初年的广东打黑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势力清洗异己的“黑打”。

　　一池原本就黑的水，搅的人多了，就更为浑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