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立宪究竟要几年？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1906年5月24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二)，一个晴朗的下午，戴鸿慈与考察团另一团长端方，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拜会了57岁的俄国前首相维特。

　　这位俄国著名政治家，刚刚从首相的位置上退下来——确切地说，是被赶下来的。无论是沙皇还是要求更激进政改的左翼，对他都十分不满，尽管在他半年左右的任期内，推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缓解了火药桶般的局势。

　　或许正是苦于俄罗斯的政治大跃进，当大清国宪政考察团前去咨询讨教时，维特强调得最多的，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准备，以中国的情况，要用50年来准备。

　　“解悬之势”等不起

　　根据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记载，维特告诉他们：“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

　　维特认为，搞立宪政改，“欲速不能，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则有暴动之举。”这也正是他的切肤之痛。俄罗斯的立宪政改，与中国一样，也是受到日俄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后，才开始推行。但推出后，却因为步伐与节奏无法达成共识，政改本身成为撕裂俄罗斯的重要原因。

　　对于维特的讲解，戴鸿慈赞赏道：“语多罕譬，颇切事情。”但是，他却难以接受50年的立宪准备期。他告诉维特：“中国今日之事方如解悬，大势所趋，岂暇雍容作河清之俟？准备之功，万不能少，然不必期之五十年之后。”

　　戴鸿慈认为，要加快立宪的进程，必须“知行并进”，从提升国民素质开始。对于立宪期限，戴鸿慈与端方的共同意见，倾向于15年。

　　据《时报》《新民丛报》等多家媒体在当年8月份的报道，考察之后回到上海的戴鸿慈与端方，给各省督抚发去了一份电报，征询他们对立宪期限的看法。报纸上都刊登了这份《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

　　“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故诸政可因时制宜，惟宪法则一成不变，是以上下相维，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摇也。然亦有改革之初秩序不明、基础未善，致形式相似而效果大殊者。观于日本立宪出于朝廷之远见，俄罗斯之立宪由于人民之要求，一得一失可为前鉴。” 日本的立宪是主动的，俄国的立宪是被动，俄国不仅在战场上被日本战胜，而且也正在承受国内的政局大动荡，如此的对比，对大清国来说的确堪称触目惊心。

　　电文继续说，政改之事，既不可操之过急反而欲速则不达，又不能保守滞后而失去人心，之间的分寸如何拿捏，的确需要有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资源。

　　因此，他们提出：“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划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民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我公公忠体国，虑远谋深，必能观古今中外之通，为宗社人民之一计，祈指示遵旨，俾有遵循。”

　　督抚们对此反应不一。

　　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立宪事必不可缓，以十年为期，甚乐赞成”，比端、戴二人的15年期限更为激进。反对者中，据报道有绥远将军贻蔼、云贵总督丁振铎。丁振铎倒并非反对立宪，而是认为“此次考察各国之政治，概无我国可以仿行者”。两江总督周馥提出，如今要做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全注力于此，使他事窘废，似亦非算”；盛京将军赵尔巽则赞同15年的期限。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回电中干脆表态不愿意参与这种“串联”：“立宪一事，关系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时，敝人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以备采择，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祈鉴谅”。陕甘总督升允也附和说：“候旨垂询，再陈管见。”

　　定国是 安大计

　　最能准确反映端方、戴鸿慈对立宪期限的看法的，当属他们回国后给中央递交的报告。这份题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收录在端方的《端敏忠公奏稿》中，虽然有诸多证据证明这其实是梁启超代笔，但也的确反映了端、戴二人的真实思想。

　　这篇洋洋万字的奏折，其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中国非立宪不可”，二、“速立宪又不可”。在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国非立宪不可”之后，这篇奏折笔锋一转：

　　“虽然，中国为救亡计，即于今日采用立宪政体，实行宪法可乎？臣等又考列国宪政制度所以能实施之故，而窃以为中国此时尚未可也。何也？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故谓此时即行立宪者，臣等实确见其不可，而未敢主张此有虚名，而无实益之政策也。”

　　客观地看，这的确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宪政本身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是一套精密的“技术活”，只是为了虚名而推行，未得其利，先蒙其害。

　　奏折随后还详细地分析了日本的立宪路线图：

　　“查日本开设国会，实行宪制，在于明治二十三年；而预定开设国会之期，则在明治十四年……此其所以能从容变专制为立宪，无丝毫之流弊，大之利益。故开议会后仅五年，而其国力己足胜我也。今日中国之情势，本当时无异。而有莫实与日。”

　　因此，奏折建议中央应立即“宣示”立宪的决心及时间表，“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为什么要设定15-20年的期限呢？

　　从欧美日考察宪政归来，端方、戴鸿慈在万言奏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奏折解释说：

　　“预备时代必以十五年至二十年为期者，则亦以中国数千年来无宪制之习惯，且地方辽阔，交通不便，文化普及非可骤几。若为期过促，则一切预备未周，至期不能实行，反为阻文明之进步矣。”

　　端方、戴鸿慈接着指出，即便20年的预备期，因为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其实并不宽裕，不能有丝毫松懈：

　　“是则此一二十年中，乃最忙迫之时代，而非宽暇之时代，不得谓约期之非促也。”

　　对于那些拖延政治改革的想法，端、戴二人也批判道：“若谓立宪犹可再迟，而约期不妨更缓，则是怠于国事，为苟安目前之计，未尝计及一国前途安危者之所言。”

　　他们认为，只有紧紧抓住这15~20年的准备期，“令举国臣民皆为立宪之预备，庶几国是既定，人心大安，自此以往一二十年后，中国转危而为安，转弱而为强，亦能奋然崛起，为世界第一等国”。

　　梁启超首倡

　　这篇极有可能是梁启超代笔的奏折，体现的的确是梁启超一贯的思路。

　　早在5年前(1901年)，梁启超就在《立宪法议》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宪政思想，鲜明地提出了20年实现宪政的时间表。

　　梁启超阐述了中国必须立宪之后，明确表示立宪需要时间，不可一蹴而就：“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

　　在这20年时间内，究竟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梁启超也列了清单：

　　“次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估计梁启超本人也绝对没有料到，5年后，政府果然是按照他的这份时间表开始了准备工作，并且还悄悄地请他参与了考察报告的撰写。

　　袁世凯没说过

　　对于立宪时间表，媒体的热心，甚至超过政府。毕竟，这种感性的内容，更能吸引读者。

　　1905年7月，在中央决定派团出国考察宪政之后，多家媒体报道说，袁世凯与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建议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这一说法，至今被很多史书采用。

　　这篇报道最早应见于7月2日的《时报》，而《时报》则说明是转载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的消息：“二十四日(6月24日)北京电云，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督近日曾联衔上奏，自今十二年以后实行立宪政体。”

　　对此，8月23日的《南方报》则否认说：“月前东报皆云袁、周、张三总督有会奏立宪之举，兹悉实无其事。惟近日京都政论界颇有主张是说者。”所谓“东报”，即日本报纸，当时中国称呼日本的简称多为“东”，而非“日”。

　　这一无法证实的消息，却被继续转载，它又原样出现在当年7月号的《东方杂志》上，成为《中国纪事》一文中的一条。不过，该杂志明确表明这是转载的。梁启超在海外所办的《新民丛报》也予以转载。这两份报刊，与最早的《时报》，就成为日后研究者引用此消息的来源。

　　但是，遍查袁、张、周三人的文献，均没有这份联名奏折的蛛丝马迹。其最大的可能，是日本报纸摆的一个乌龙，经中国报纸转载后，以讹传讹。

　　拟定立宪时间表，成为媒体与“公知”的一项小小狂欢。1905年4月26日的《大公报》，有作者以强烈的民族自信，提出了10年立宪论：“改立宪政原未有仓碎立办者，必须预为宣告，限若干年改立宪政，日本之前鉴未远也。以中国今日文明进步之速，不过十年国民之程度必己增高，朝廷如果从今日确定方针，期以十年颁行宪法，尚何有不能之虑乎？”

　　1905年第12期的《东方杂志》，则发表了署名觉民的文章《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提出6年立宪：“先颁布于国中，以六年为期实行立宪，庶全国人民皆得有所预备，而不致手足无措，此万全之策也。”

　　1905年11月6日的《南方报》又再度“提速”，在一篇《李大臣拟合词奏请立宪》透露，被选为考察大臣的李盛铎，拟约同四大臣合词奏请，期以光绪三十五年元旦为实行立宪之期。光绪三十五年，即1909年，等于是3年多的预备期。这份3年立宪的奏折，正史不载，不知是报纸的一厢情愿，还是李盛铎改变了主意。

　　不过，当时的著名“公知”、与端方私交极好的甲骨文学者罗振玉，也跨界论证，公开发表《调查政治管见》，给考察团提出10点建议，其中就有政府应预定立宪之期，“以三年为预备期，三年后定立宪法”。罗振玉之所以选择三年，因为时不我待，日本那样的充分准备，“万不能行之于今日之中国”。

　　皇亲国戚盼政改

　　出乎意料的是，率领另一考察团的载泽，却与戴鸿慈、端方不同，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立宪期限：5年，大大超越了戴、端的15~20年预期。

　　5年立宪的提法，最早源自大清国的外交官们。1905 年11月间，驻美公使臣梁诚、驻英公使汪大燮联合其他驻外使臣，联衔陈奏立宪，提出在5年内建立宪政。这就是长期被误以为是载泽所撰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

　　这一看法，的确也得到了载泽的认可。载泽归国后提交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就明确提出：“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

　　这5年中，载泽认为应当做好三件事：一是“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誉黄刊贴，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是推进“地方自治之制”；三是“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他认为，这三者“实宪政之津髓，而富强之纲纽”。与此同时，再派出“考察政治大臣”，“与英、德、日本诸君主国宪政名家，详询博访，斟酌至当，合拟稿本，进呈御览，并请特简通达时事、公忠体国之亲贤大臣，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颁行天下。”这样，大清国就必定能在5年后跻身立宪国的行列。

　　1906年9月1日，大清国最高层终于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在时间进度方面仅仅含糊地表态：“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两年后，1908年8月27日，这个期限被正式确定为9年。

　　谁都没有料到，这个雄心勃勃要通过政改实行中兴梦想的政权，即将跌倒在曙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