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抗衡宋朝的最隐秘王国

　　《天龙八部》，金庸的若干错误

　　金庸先生在其《天龙八部》一书中，关于西夏的部分有这样的描写：

　　徐长老点了点头，道：“西夏国整军经武，还不是来打我大宋江山的主意？”白世镜低声道：“正是如此。凡是进得‘一品堂’之人，都号称武功天下一品。统率一品堂的是位王爷，官封征东大将军，叫做什么赫连铁树。据本帮派在西夏的易大彪兄弟报知，最近那赫连铁树带领馆中男士，出使汴梁，朝见我大宋太后和皇上。其实朝觐是假，真意是窥探虚实。”

　　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历史错误，西夏派遣使者到汴梁，历史记载中确有其人其事，但不是派遣出勇士去“窥探虚实”的。早在宋朝建立初期，党项人就曾经派遣使者到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宋朝进贡。具体的文献记载是公元960年，早于西夏建国时的公元1032年：

　　党项族是我国古老的羌族中的一支，最早居住在青藏高原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在今天甘肃省南部的大夏河流域，随着势力的强大，逐渐占据了青海、四川、甘肃交界处的天下黄河第一曲的玛曲草原。英勇善战的党项族成了这一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一直和周围的其他民族为牧场、马匹而争战。唐代时，这种争战在党项人与青藏高原上新崛起的吐蕃人之间进行。党项人后来向唐朝请求内附，被唐朝朝廷安置在今天甘肃省东部和陕西省北部一带。黄巢起义时，已经被唐朝任命为宥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刺史的党项族领袖拓拔思恭，带领党项军队南下，参加到镇压黄巢起义的行列中，这次行动为置身黄土高原却一直未能被唐王朝重用的党项人争得了一个体面的席位——拓拔思恭被封为夏国公，并被赐李姓，这也是后来西夏建国后，人们一直称呼西夏皇帝为李姓的缘由。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党项人的势力还很弱小。公元960年，拓拔思恭的后人、夏州节度使李彝殷派人到东京进贡，表示臣服宋朝。公元982年，党项人领袖、被宋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的李继捧亲自到东京朝谒，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的管辖的所有地盘，归顺宋王朝，这是党项族历史上第一个走进宋朝国都的首领。宋太宗欣然接受了这份主动送来的礼物，不仅授予李继捧彰德军节度使一职，而且出于更好地控制这些党项高层人物的目的，提出把李氏家族迁到东京并赐国姓赵姓。这一表面上是让李氏家族进京享福、实质上却是钳制党项人的举措，很快在党项人内部激起了风暴，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拒绝迁往东京，他率领少数人马离开宥州。穿越鄂尔多斯高原，在一个叫地斤泽的地方，聚集党项之众，开始了反叛宋朝的道路。这种反叛后来几乎贯穿了他的孙子元昊建立的西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前后一共持续了200多年。

　　公元1032年，李继迁的孙子元吴继承夏国公位后，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朝的控制。他首先弃赵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又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朝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元吴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文字(西夏文)。显道十二年(公元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令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宣布正式登基，国号称大白高国(即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4个月后，元昊派遣大臣野利仁荣给宋朝朝廷送去奏表，说自己就是“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白高国”。这是西夏和宋之间派出的第一个正式的、身份最高的使者。元昊去世后，他的儿子谅祚登基后，重用汉族礼节替代元昊时注重的蕃礼，于公元1061年、1062年，先后两次派使者到东京学习中原礼仪，并以马匹换取《诗经》、《尚书》等典籍。西夏第四任皇帝乾顺即位后，派遣使者到东京，通过上书的方式向宋朝请求谢罪，此后夏宋两国进入了近20年的冷战时期。直到公元1144年，西夏仁宗派遣使者到已经南下的南宋朝廷祝贺天中节，这才恢复了同宋朝的双边关系。

　　所以，金庸先生所说的派遣武士到中原的事情，显然是不真实的。西夏的“整军经武”是通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具有军事优势的“铁鹞子”等武装力量，而不仅仅是武术方面的人才。同时，赫连铁树这个明显带有匈奴人色彩的名字，在西夏时期的上层人姓氏中，目前还没发现有姓赫连的。

　　在《天龙八部》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这时马蹄声已近，陡然问号角惠响三下，八骑马分成两行，冲进林来。八匹马上的乘者都手执长矛，矛头上缚着一面小旗。矛头闪闪发光。依稀可看到左首四面小旗上都绣着“西夏”两个白字，右首四面绣着“赫连”两个白字，旗上另有西夏文字。

　　金庸先生已将以上的这个场景安置在了南方，是南宋时期了。这时，西夏和宋朝经过了上百年的战争，双方的悲恨情缘互相交织，但宋朝对西夏的敌意依然存在。而且，江南离西夏故地有着几千公里，西夏武士怎能浩浩荡荡地进入江南?而且大摇大摆地骑着马?还把自己国家的名字绣在旗上?关键是“西夏”这个名称是中原汉族人对党项人建立的国家的叫法，而他们自己称其国家为“大白高国”，称宋朝为“大夏”。“右首四面绣着‘赫连’两个白字”更是不可能的，旗上写的是西夏文字就显得更为荒唐。西夏文字即便是当时西夏境内的老百姓也不能全都认识，何况远隔数千公里的江南人。

　　金庸先生还写道：“原来西夏人在这顷刘之间，已在杏子林中撒布了‘悲酥清风’，那是一种无色无臭的毒气，系搜集西夏大雪山欢喜谷中的毒物制炼成水。”

　　西夏境内当时最大的山是祁连山，整个祁连山脉绵延几百公里，也只有不多的几段能有积雪，金庸先生又把他常常用的昆仑山，天山等“盛产毒物”的山脉套用在了祁连山上。

　　另外，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有关西夏公主的一段，在从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到西夏国都的路途中，出现了很深的沟壑、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流水，在这里，地理上的常识性错误很明显。从灵州到兴庆府，直线距离不过50公里，路途平坦，没有任何高山，而且灵州周围多是荒漠戈壁地貌。在灵州和兴庆府中间，黄河从中流过，两岸没有任何森林，而电视剧受小说的影响，将沿途描绘成风光旖旎、路途遥远且地貌复杂，这是不尊重起码的地理常识。

　　汉族谋士，帮助大白高国

　　公元1037年5月，从今天的陕北黄土高原通往宁夏平原的路上，出现了两个汉族打扮的年轻人，他们叫张元、吴昊，都是华州(今陕西华县)人。这时的宋朝和盘踞陕北的党项人常年交战，使得陕北一带成了宋朝的边境地区。张元、吴昊在屡次科考不第后，便想到边关地区投身行伍，以期取得功名。到了陕北，他们听说党项人已经在黄河岸边的宁夏平原上建立起了军事政权，而且，党项人的首领元昊正在筹划建国称帝，同时大规模地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他们便决定走进那片陌生的地区。这个决定，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张元、吴昊渡过黄河，就到了今天的银川市境内，党项人已经将这里彻底变成了一个具有浓郁党项风格的都城，豪饮善酒的党项人，使这里的大街小巷遍布酒楼。这两个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加上人仕之路并不是很顺，只好整天出入酒楼之中排遣惆怅。一天，他们在一番豪饮之后，乘着酒兴，在酒店的墙壁上大书“张元、吴昊来此饮酒”。这一情形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一了解他们不是党项人，哨兵便捉拿了二人送去见元昊。元昊首先问他们为什么要从汉地闯入党项人的领地。张元回答说：“听说党项人在这里招募汉族优秀人士，我们便来了。这有什么过错?”元昊接着问他们为什么要犯忌讳地称元称吴。张元回答道：“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邵?”当时，元昊用的仍是宋朝皇帝赐予的赵姓和元昊的名字。听到张元的回答，元昊“悚然异之”。他认为这两个人是治世之才，便决定重用他们。

　　元吴听取了张元等大臣的建议，于公元1038年宣布建立大白高国，废弃宋朝封赐的姓氏。自唐代开始，党项部首领拓跋氏族一直沿用唐朝皇帝的赐姓李姓，这是他们得以统治西夏4州的合法依据，因此当时的党项贵族以李姓为荣，到后来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向宋称臣，就用宋朝皇帝赐姓，改称赵德明。赵元昊继位时，为了表示要独立开国，摈弃唐、宋所嘉赐李、赵姓氏不用，取名为元昊。南北朝时，拓跋氏曾改姓元，元即是拓跋皇姓，昊即为天。元吴称帝之后，自称青天子，改姓嵬名，并更名为囊霄。

　　元昊利用党项人尚白的习俗，在一袭白袍中登基，成了中国历代皇帝中唯一一个白袍加身登基的帝王，接着，他就接受了张元递上的攻宋总方略：“(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彤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宋朝)一身二疾，势难支矣。”这个方略恰好符合元昊“小则恣行寇掠，大则侵夺封疆”的构想，因此他很快就采纳了。另外这也奠定了大白高国(西夏)和宋朝、契丹(辽)后来将近200年的关系基础。

　　公元986年，正当宋朝第E次进攻辽国时，李继迁乘机联合辽国，双方结成军事同盟，辽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并把义成公主嫁给了他，这是契丹人和党项人结盟的开端。为了对付辽国，宋朝一度对李继迁及其带领的党项政权采取招降政策，但没能成功。宋真宗即位后，干脆授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的称号，允许他拥有党项人曾经拥有的地界，这在事实上承认了党项政权在西北独霸一方的局面。但李继迁并没有满足这个小小的封号和地盘，而是看到了宋和辽之间的战争会导致宋朝无力顾及西北边境，便乘机发展党项人的势力。他们积极向西扩张，占据了北方重镇灵州，并率兵西渡黄河，准备夺取整个河西走廊。李继迁在攻打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时，中箭而亡。经过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和孙子元吴的努力，到1038年，党项人的实力已经完全渗透到了今天陕西西北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宁夏北部、甘肃西北部的大片地区。在这一年，元吴向宋朝正式宣布：建立大白高国。这意味着党项人要求和辽、宋处于对等关系，宋夏之间再次出现了紧张，一系列的战争随之而来。可还没等宋朝发兵，大白高国就首先宣布开战。

　　和历代开国君主夺取政权后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不同，元吴一建国，就立即发动了对宋朝的战争。有人说，这和张元等人的建议有着一定的关系。史称张元、吴昊等一批主战的大臣“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略汉地，而以汉人守之”。从公元1040年到1044年，大白高国和宋朝发生了3次大的战争，张元在这3次战争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最能体现张元思路的是1041年在宁夏南部六盘山北麓的好水川之战。

　　鸽子参加的战争：好水川之战

　　公元1040年，元吴发兵袭击宋朝，双方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一带的三川口发生激战，宋朝在和西夏的首次大规模战争中战败。第二年，宋朝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部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执掌与西夏作战的兵事。此时元昊听取张元等谋臣的建议，扬言要攻打延州。为了加强这一带的防御，范仲淹又亲自兼任延州知州。乘范仲淹加强这一带的布防之际，元昊于公元1041年春二月，领兵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市)。

　　进攻之前，元昊先派人到韩琦那里请和，韩琦告诫部下说：“无故请和，必定有诈。”遂下令各堡加强戒备，并亲自巡边至高平(今甘肃平凉市东)。

　　当宋朝的汉族将士还沉浸在过年所带来的欢娱气氛里时，党项人的军队已经逼近了怀远城(今宁夏固原市西)。韩琦急忙调镇戎军守兵2000余人，并招募勇士8000余人，合计一万余人，由行营总管任福率领，参加战斗。元昊亲自带领士兵，一遇见宋朝主力部队，便假装西逃，诱敌追赶。任福不知是计，率数千轻骑奋力追击，至六盘山下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时，人困马乏，只好屯兵扎营。这时，元昊率领10万精兵埋伏在好水川口，并令人将百余只军鸽分装在一些泥盒之中，放到道路旁边。

　　次日清晨，任福等领兵沿好水川继续西行，快要到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县南)时，发现道旁的泥盒中有动跃声，便将盒子打开，刹那间百余只鸽子从中飞出，盘旋在宋军的上空。这种以信鸽当诱饵让敌方上当并开启，从而作为己方进攻号令的战术，在中国军事史上恐怕是独有的，这也是元昊丰富中国军事史的一个典型战例。西夏军队根据鸽子的飞旋位置，从四面八方将宋军团团包围。元吴站在山顶上，用两丈多长的军旗指挥，伏兵四起。宋军遭遇突然袭击，不知所措。好水川之战，宋军惨败，数十名大将阵亡，兵士死伤近万人。宋仁宗听到战败的消息，十分震惊，而夏竦，韩琦、范仲淹等都由于好水川之败而被贬官降职。不过，范仲淹尽管在自己的仕途上留下了停滞甚至倒退的一笔，但他在塞上抗击西夏军队的军旅生涯，也为他后来创作“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诗词提供了宝贵素材。

　　好水川之战彻底改变了宋和西夏军事力量的格局，令元昊万分得意。踌躇满志的元吴面对取得的胜利，让张元在好水川的山间峭壁上题诗以庆：“夏竦何其耸，韩琦不足奇。满山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在他的眼里，宋朝的将领已经不足为威胁，他的眼光是建立抗衡大宋的大白高国的帝国体系。

　　持续几年的战争，将西夏和宋朝都拖进了对峙中的疲倦状态：西夏国内物价上涨，男丁缺少，宋朝也疲于应付战争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局面。在此情况下，夏宋双方于1043年达成议和。短暂的和平给西夏国内的内乱提供了温床，也为后来双方发生的战争提供了积蓄实力的时机。

　　五路伐夏，中国历史上的正规女兵“麻魁”亮相

　　在好水川一战中获得大胜的元吴，领兵返回天都山(今宁夏海原县南)，并在此修建了行官。同时，在天都山东边，元吴又修建了作为指挥夏军和宋军作战的南线军事指挥所——临羌寨。一个小小的寨子里面驻扎的军队，就占到了西夏总兵力的2％，可见其分量之重。

　　公元1995年，生活在临羌寨周围的居民从这里发掘出很多能换钱的死人骨头，后来当地文物部门在挖掘过程中，又发现了很多比骨头更值钱的文物。更让人惊奇的是，这里竟然出土了女性用的梳妆台、化妆盒、骨梳子、装饰物等。一个军营里面怎么会出现女性用品呢?

　　中国历代军营忌讳女性出现，以致出现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从《商君书》中规定“令军市无有女子”到清代《都门纪变百》中的“军中有女气难扬”，女性是远离战争第一线的，但这一情形在西夏却得到了改写。西夏有着全民皆兵的历史事实，国家法律也明文规定女性可以入伍，这些入伍的女兵被称为“麻魁”，这是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女性合法入伍。西夏“麻魁”不但能征战杀敌，而且还承担了战争期间的后勤杂役工作。西夏大规模地允许女兵参战，这与西夏历史上著名的梁太后有关。

　　梁太后(?～1085)，西夏毅宗谅祚之妻、惠宗秉常生母。公元1067年谅祚病逝，他年仅7岁的儿子秉常即位。由于秉常年幼还不能亲政，梁太后便开始摄政，并任命其弟梁乙埋为国相。1080年，梁太后宣布废除汉礼，恢复了党项人的礼节。此时，惠宗秉常20岁，他主张学习汉文化，这一来就与梁太后的观念发生了冲突。秉常联合大臣谋取实权，结果遭到了梁太后的囚禁。支持秉常的西夏大将纷纷拥兵自立，并向宋朝提出派兵讨伐梁太后。宋神宗认为这是攻打西夏的最好借口和时机，于是在宋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以秉常被梁太后幽囚为由，兴师伐夏。

　　宋军从西至甘肃临洮、东到山西西北部的上千里地方，分兵5路，攻打西夏，史称“五路伐夏”。其中，熙河经制李宪统领来自甘肃西南部的西路军，从西进攻西夏。王中正领兵6万从陕西神木一带自东进攻；种谔率9万多军队从绥德出击，高遵裕带近9万兵从宁夏和甘肃交界的环县一带出击；刘昌祚率5万军队从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固原一带出击。宋朝的5路军队，几乎是齐头并进，东西两线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其中东线的宋将种谔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大败西夏兵，并在无定河边筑起啰兀城。这场小小的胜利使得宋朝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也作诗《闻种谔米脂川大捷》，来描述宋人的欢喜：“闻说将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应知无定河边柳，得共江南雪絮春。”

　　宋朝军队取得的胜利，也导致了西夏都城里一片恐慌。在内政不稳，外部重兵进攻的危急时刻，梁太后对整个战局作出了正确判断，她集中10万精兵保住都城四周的要害，并派出机动兵力切断宋军退路；而她自己亲自带领守卫西夏都城的精锐部队和训练有素的西夏女兵“麻魁”，渡过黄河继续南下，对宋军中最精良的中路部队实施反攻。当宋朝军队看到一帮女兵出击时，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在今天的宁夏南部山区，一场场激战之后，宋军被梁太后和她带领的“麻魁”击退。至今，梁太后带兵奋力攻打的位于六盘山北麓的宋军黄铎堡，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

　　梁太后和她带领的“麻魁”取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西夏其他战场的将士，他们很快组织起了反攻，最终取得了反击宋朝“五路伐夏”的胜利。从此，宋朝再没有组织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夏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使梁太后赢得了在西夏臣民心中的形象，同时也稳固了她对西夏的统治。

　　“五路伐夏”的失败，使宋朝君臣认识到，迅速消灭西夏已无可能，打持久战成了必然。宋朝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采取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宋朝军队开始在宋夏边境地区修筑军事城堡要塞，并将城堡逐步推进至西夏境内，蚕食西夏领土。宋夏两军就这些堡垒随之展开了一系列血雨腥风般的拉锯式争夺战。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双方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帝国家底支撑着宋朝在这场持久战中的耐力。

　　宋徽宗即位后，宋朝渐渐取得了宋夏力量对比上的军事优势，但当宋朝决定开始大举进攻西夏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公元1115年，女真人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在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称帝，建立金国。金辽之间的战争，最终使金国取代辽国并成为中国北方新的霸主。宋朝和西夏的注意力，也被新兴的金国所吸引。宋夏都开始集聚实力，预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战。

　　公元1140年，西夏结束了太后专政的“女当家”历史，进入到夏仁宗(仁孝)的“文治”时期。这时，北宋已被从东北崛起的金(女真)人推翻，宋室南迁。处于中国西北方的西夏，也面临着金人的强大进攻，夏仁宗采取了附金和宋的国策。这项国策在仁宗54年的执政期间，得到了不打折扣的实施，从而为西夏赢得了和平发展的空间。但与此同时，西夏党项人的尚武精神却在逐渐减弱，以至于从1205年到1227年的短短20余年间，强大后的蒙古人先后发动了6次对西夏的战争，而西夏人却已无力应对这个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进攻。公元1227年，西夏最后一位皇帝李睨投降蒙古军队，就这样，一个曾控制中国西北部近两千年的少数民族政权消失在了历史的瞳孔里。而党项，这个曾建立起大白高国的民族，也将一地神秘和众多谜团留到了现在。

　　“塞上何处觅元昊？世上已无党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