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轶事：“进化论”是如何走进博物教科书的？

　　姗姗来迟的进化论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中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这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制度正式建立。“壬寅学制”规定，中学堂设博物课，便是后来中学“生物”课程的前身。

　　“博物”一词最早见于我们古代解释名物的辞书《尔雅》：“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里，这些知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除了从《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教本中获取动植物的零星知识外，学子们无缘科学系统地了解窗外“花鸟虫鱼”的无穷奥妙。但是在源自西方的近代分科教育体系内，“博物学”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

　　《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第一年到第四年都开设博物课，内容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和矿物学。自1902年到1911年的晚清十年间，有多种供中学堂学生使用的博物教科书出版。翻看目前能见到1902—1906年出版的21本各个版本的中学博物学教科书，我们却发现其中居然都没有对19世纪三大自然发现之一——进化论做系统介绍。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从1907年上海文明书局的《动物教材》开始，中学堂博物教科书中才陆续开始有了“进化论”的独立章节。这些教科书所介绍的进化论内容有：多姿多彩的动物是由进化而来，人类也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生物进化的证据——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和化石证据；生物进化的原因是生存斗争、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等等。

　　作为解释地球上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命由来的进化论，被誉为生物学中最大的统一理论，几乎可以看做支撑生物学知识体系的“脊梁骨”。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首次科学系统地提出进化论。当时，达尔文进化论就在西方社会里掀起惊涛骇浪。后来，进化论在西方逐渐被广为接受。有证据表明，在19世纪70年代，进化论就通过在华传教士编辑的刊物或书籍，在中国的一些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过影响。参与早期博物学教科书编写的一些学者，本身也是有着良好西学基础的人士，对此应该不陌生。可是，在中国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后最初几年（1902—1906年）里的中学博物学教科书中，“进化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其中，莫非隐藏着什么玄机？

　　“严复版”进化论

　　1898年，福建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这标志着进化论在我国的系统传播。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的。在翻译过程中，严复对原著进行了节译并加以发挥，从而使《天演论》成为一本偏重于政论的书稿。在赫胥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主要关注的是进化论与伦理学的问题，其中的章节名“科学与道德”“资本——劳动之母”“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很能说明书的主旨。严复在翻译时，又增加了很多自己的见解，用了很多的篇幅去阐述哲学、宗教、刑赏等问题。《天演论》的出版，促使国人思维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唤起国人救国图强的警钟。《天演论》的出版和传播，也影响到20世纪初的中小学语文、历史教科书。例如，1905年左右，胡适的国文教师杨千里就用删节的《天演论》做国文课本。值得一提的，是广益书局出版的《新撰小学论说精华》卷二中的《竞争为进化之原则说》，它介绍了达尔文提出“竞争”是进化的原则，文章再由此进一步推演出社会因竞争而进步。

　　相对于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热热闹闹地宣扬进化论，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学博物教科书，却显得颇为冷清。从目前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来看，其原因之一是：“严复版”的进化论更集中关注的是社会变革、种族存亡等政治命题，以这种面目出现的进化论，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它博物学教育价值的判断。在清末《钦定中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学堂的博物课内容是动物状、植物状、生理状和矿物状。该章程对博物科教法的叙述有：“……在据实物标本得真确之知识，使适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细审植物动物相互之关系，及植物动物与人生之关系。”可见，“尚实”是这一时期博物课的宗旨，“适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是其目的。基于这种指导思想，近乎政论纲领的“严复版”进化论在中学博物教科书中不受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情到1907年前后发生了变化。虽然博物课还是那个博物课，但我国的中学博物教科书中却开始出现进化论的内容，即便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学部编译图书局出版的动物教科书中，也不回避进化理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虽然在清末时统治阶级中不少人奉行“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在主管教育的中央机构“学部”，革新力量汇聚，锐意兴新学是其潮流。其二，进化思想理论经过多年的传播和持续的发酵，越来越获得认同，并且随着学界对进化论本身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其科学理论的原貌也越来越清晰，它在生物学中的重要位置得到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1907年及其后几年中学博物教科书中写入进化理论，是教科书的编者审时度势而做的增加，是教科书编者超出“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内容要求所做的创造。到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的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才是我国第一次在课程标准层面明确提出生物进化内容的要求。此后，生物进化的内容一直是中学生物课不可或缺的部分。

　　进化论写入中学博物教科书的历程，体现了教科书中的知识是具有“比较价值”的知识——教科书编者需要对日益增长的学科知识进行甄别，选择那些更有价值的知识安排进入教科书。更有“比较价值”的知识迟早会进入教科书，有的还可能在教科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会影响到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

　　回归生物学属性

　　《天演论》出版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天演论》不是原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更不是真正的达尔文进化论，而是一个再创作的演绎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人对进化论自然科学属性的把握产生了偏差。

　　与《天演论》重点关注政治、社会文化不同，中学博物教科书中进化理论的内容重在进化知识的科学普及。在这些教科书中，重点介绍生物进化的历程、生物进化的证据和生物进化的原因，能让读者较好地领悟生物进化的基本事实、观点。有关进化理论的内容，安排在学习完植物、动物主要类群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以及与环境相适应的知识之后，以这些基本知识为依托，进化观点的形成也就水到渠成。从其教育意义来说，它对当时成千上万的少年获取生物进化的基本科学常识，由这些科学常识而直达科学的理性、形成进化观点，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学习进化理论，有助于学生理解博物课中的植物、动物（包括人）都由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因而能更好地理解生物界的统一性，更好地理解生物和生物学。

　　清末最后几年里，我国中学博物教科书中进化论的出现、传播，没有产生《天演论》出版时惊雷炸响般的巨大反响，而是如潇潇春雨悄然洒落。春雷惊醒沉睡的大地，滋润万物的却是潇潇春雨。此后的100年里，中学博物（生物）教科书中的进化论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的成长，对国人理解生命世界、理解生物学，以及形成进化的思想观念，乃至形成科学的世界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