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立德立功与立言
历史网 2023-06-16用户投稿
《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愚以为,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能够全面实现此“三不朽”者,唯管仲一人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在思想领域里也呈现出诸子争鸣、百家蜂起的繁荣局面。这样一个时代,确实为形形色色的“士”提供了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广阔舞台。但仔细比较一下,则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的诸子百家多为布衣之士,他们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因而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无从检验自己理论的正确与否,更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这两个人例外。
管仲和商鞅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就有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的理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如果再进行一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个人角度看他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子》的许多篇章都讨论到这个问题。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还说过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两千多年来,这句名言曾经被中国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反复传诵不绝,也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之论。在古代,人们还无法掌握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但管子的这句名言却与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若合符节。
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在古代,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管子与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
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处偏辟的西部内陆地区(例如商鞅),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胸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如何调节呢?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