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盔甲鲜明”的明军打不过“光屁股”的倭寇？

　　估计嘉靖年间，小孩不玩官军捉贼的游戏，因为没法玩，官军打不过贼。赤裸半身舞着大刀的倭寇，明明是武器简陋、战术简单的游击队，却打得堂堂大明正规军丢盔卸甲，丢尽了太祖朱元璋的脸。

　　战场上屡见这滑稽一幕：一方盔甲鲜明，面如土色；一方光着屁股，牛逼哄哄。

　　1.倭寇都是老游击队员

　　中国历朝中原王朝，最能打仗的军队全部属在北方，因为要抵御野蛮的游牧民族。而到了明代最尴尬，北方的蒙古人依然虎视眈眈，南方却后院起火。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全面遭受倭寇的荼毒，“（倭寇）联舟数百，拥众数万，沿海如杭之海宁，嘉兴之嘉善，海盐，平湖，嘉秀等县；南直隶则松江之华亭，上海，苏州之昆山，嘉定，常熟，太仓，长洲；常洲之江阴，靖江，无锡；扬州之通洲，海门，如皋，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

　　长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受害。倭寇所到之处，犹如无人之境，一路破城入郡，江南繁富之区，多被洗劫。仅仅昆山县城，被烧了房屋2万余间，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

　　深入异国内陆的倭寇，为何能如此猖獗妄为？

　　东南抗倭总督胡宗宪的帐下，有个昆山秀才郑若曾，他精心编撰了一本明代抵御倭寇的军事百科类书籍《筹海图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倭寇资料。书中，他对倭寇上岸后的行动有着详细描写：

　　“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倭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倭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

　　晨起昏归，分队而行，海螺为号，互相救援，分工明确，纪律严明——真不能小视这些异国强盗！

　　综合前线官员的战报来看，倭寇一方面骁勇敢战，一方面非常狡猾。在优势兵力的官军面前，倭寇经常乔装打扮，“贼多效吾民装束，又类吾军装束，混而无别，遂致常胜。”而一旦交战不力，倭寇被围，还可以鱼目混珠，“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中；或云巾纻履，荡游于都市。”要么披蓑顶笠装扮成下田插秧的农民，要么戴上头巾伪装平民游荡都市，让官军摸不着底细，“或愚而投贼，或疑而杀良。”

　　到异国他乡干坏事，当然害怕受到报复。倭寇下船进了内地，就像进了宅院的夜猫子，时时刻刻打醒十二分精神。行走乡间，一定排成单列的长蛇阵，边观察边慢慢前进，防止遭到伏击；临近城镇，不敢沿着城墙走，害怕城上砸砖头；进了城，只走大路，不敢进小巷子，担心有埋伏；吃饭时，命令当地老百姓先尝，唯恐被放毒。

　　说到底，倭寇就算不是仅凭匹夫之勇的散兵游勇，也不过是“敌后游击队”而已，大明的正规军难道奈何不了游击队？

　　2.“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上）

　　经历过嘉靖倭患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写实的作品——《倭寇图卷》，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是学术界公认的描绘倭寇形象最权威的图画。在这幅长达5米多的绢质彩色长卷画中，倭寇的形象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

　　与迹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是，画卷上的明军士兵全部盔甲鲜明，阵容严整。

　　的确，和官军相比，倭寇的武器装备堪称简陋。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刀枪弓矢等冷兵器，其中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锋利的日本刀。热兵器方面，王直等大股倭寇集团有少量的火绳枪，小股倭寇的战斗中则没有看到热兵器的记载。至于穿戴，小喽啰基本是《倭寇图卷》的形象，“战士身无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裤轻捷如飞。”当时的很多记载都称倭寇裸身而战，“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盔甲只有头目才能穿戴，比如“一先锋衣红锁金短袄”，“贼首号二大王者，躯干魁桀。戴铜兜鍪，衣铜甲，束生牛皮。”

　　倭寇从海上来，登陆、逃跑全仗着海船，他们的海船基本是快速灵活的小船，不是用于水战的。《日本图纂》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船的装载量，一般在20～60人不等，也有个别能载一两百人的大船。

　　硬件方面，倭寇在明军面前没有任何优势。那么，战术方面倭寇有什么强项吗？

　　郑若曾在《筹海图编》里描述了倭寇的战术：“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结合书中的记述来看，“长蛇阵”只是行军之阵，“蝴蝶阵”才是临战之阵。

　　同时代的日本，战国群雄正打得如火如荼，但查遍资料，战国阵法只有鱼鳞、锋矢、鹤翼、偃月、方圆、雁行、长蛇、衡轭等，没有“蝴蝶阵”这一说。猜想这个“蝴蝶阵”是倭寇自创的，大概和“鹤翼”有点近似，就是两翼包抄进攻，像飞鸟和蝴蝶的翅膀，所以得名（我很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中国文人起的）。

　　不过，“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也不算什么高明阵法，只是注重号令和进攻而已。其实，倭寇最令明军苦恼的绝不是所谓的“蝴蝶阵”，而是他们灵活机变的作战方式。

　　从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倭寇作战时的大致情景：对阵时，一两个倭寇率先出阵，半裸持刀，“跳跃而蹲伏”，极尽挑衅之能事，诱使明军火枪、弓弩齐发，然后乘明军火力衰减，倭寇头目或吹海螺或挥扇子，倭众舞刀进攻，长驱直入。此外，倭寇擅长埋伏，“战酣必四面伏起，突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最后，还得提提倭寇的单兵能力。倭寇的先锋手舞锋利的双刀，余人使长枪、长弓，一招一式往往出乎中国人的意料。“双刀上诳而下反掠，故难格。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弓长矢巨，近人则发之，故射命中。”

　　说了半天倭寇，来看看明军吧。

　　武器上，和倭寇基本大刀长矛相比，明军虽然也是冷兵器为主，但阵中的热兵器强大得有点不好意思。单眼铳、子母铳、喷筒这些管状火器已经不算什么，火绳枪、佛朗机才是那个时代最可怕的武器。

　　火绳枪，明朝称为鸟铳，最早是明军从双屿岛战役从倭寇手中缴获的，经复制后少量装备军中。鸟铳形状上类似现代步枪，有细长的枪管，弧形的手托，准星，扳机，靠燃烧的火绳来点燃火药，喷射铅制的弹丸。鸟铳射程远（可达300米），准度高，杀伤力大，是十五世纪世界上最新式最有效的单兵武器。戚继光对它的评价相当高：“诸器之中，鸟铳第一。”

　　来自西洋的佛朗机相当于原始后膛炮，炮弹能在远距离杀伤敌人，而且它的器型可大可小，小者形如手枪操作便捷，嘉靖年间已在军中普遍装备。对佛朗机的威力，明人叶权在笔记《贤博编》做了堪称最佳创意的广告词：“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盔甲方面，明军更是全面领先，虽然和北方边防军身上重量惊人的连体式盔甲不同，南方的明军基本身着镶着铜钉的轻便棉甲，头戴高大的铁盔，但无论是式样还是坚实程度，都远胜“裸身跣足”的倭寇。

　　倭寇再狠，能狠过吕布？拿着能“击毙十个吕布”的武器，身着坚实的盔甲，明军看似胜算在握，却在一次次交手中溃败——

　　拿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三十二年（1553年）为例，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

　　当年把蒙古人打得屁滚尿流的堂堂大明正规军，到底怎么了？

　　3.“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下）

　　中国历史上，再强大的王朝，无论开国时期军事上多么强盛，都无法抵挡住政权腐败和国力衰退的侵蚀，慢慢地走向没落。打败一代天骄蒙古人的明朝军队也是如此，只不过，相比汉唐，明朝军事实力的滑落之快实在惊人。

　　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蒙古后，明朝的军事力量就不足以支持主动性的战略进攻了。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耻辱的兵败身俘，更加给此后两百年的明廷定下了“战略防御”的军事基调。嘉靖一朝“北虏南倭”，更是战略挨打。

　　明朝的兵制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高达18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户世袭制和屯田卫所，本身没什么大缺点。但是，朱元璋无法想到，摊上后世一个个懒上金銮殿的皇帝，一群群以霸占田产为己任的官僚，一批批以克扣军饷为威武的军官，什么样的无敌军队都得垮掉。

　　到了明朝中叶，因为不堪田产被占和军饷被扣，军户大量逃亡，有一些县镇，军户全部跑到城里，宁可做地方官的衙役听差，也不愿当正规军。由于军户的逃亡率高得吓人，大量内陆卫所形同虚设，昔日热闹的营房变成了冷清的狐狸窝，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一个人！嘉靖年间，明初驻军高达30万的海防前线，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50多个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有的“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

　　海上的水师同样缺员严重，诸多水寨人去寨空，战船也荡然无存，《明史》载，“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剩下的战船也多半破损不堪，根本无法出海作战。以至于和倭寇作战时，发生了水师官军花钱雇用渔船的天下奇闻——这是《明史·日本传》里记载的：“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

　　卫所荒芜、战船破损都是表象，更加致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能偶尔率队巡逻一次，就算是很尽职了。前线官员谭纶讽刺道：“比来法令废弛，行伍空虚，各该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玩钝无耻。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

　　士兵则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卫所里的士兵年轻力壮的都逃走了，剩下的都是羸弱之辈，就算勉强出战，当然一触即溃。

　　从前线官员的记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前线官军的作战情景：对敌时战战兢兢，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敌人一冲过来，立刻溃不成军。

　　对于官军的战斗力，有两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段子。一则来自戚继光：“（明军）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战斗中，倭寇有兴致拍着屁股嘲笑官军，实在是滑稽而无奈的画面。一则来自郑若曾：“我兵鸟铳手虽多，不能取胜，何耶？倭人忘命，我兵望之辄惧而走，或铅子堕地或药线无法，手掉目眩，仰天空向。”

　　朱元璋要是活过来，看到自己一手草创的军事力量变得这样混账，能气得再死过去。

　　4.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

　　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在中国南部，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的事件。

　　一股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歼。

　　这个事件很有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个经典的段子：说者眉飞色舞，听者瞠目结舌，最后总要再追问一句：是真的吗？

　　是真的。让我们不厌其烦的再回顾一遍吧。

　　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时年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6月7日。上岸后他们一路暴走，遇小县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杀。《明史·日本传》里的记载用了大量的动词：“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这股倭寇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他们特种部队一样的战斗力。《筹海图编》里称：“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南陵之战，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率领“芜湖骁健”，力战独进，全部战死。江宁镇之战，明军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股倭寇攻打南陵县城的战斗中，一共四个县的官兵包围了他们，官军“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这段记载出自《明世宗实录》，个个能手接飞矢，除了明军弓软无力，倭寇的武艺之强确然无疑，难怪官军愕然后一起崩溃。

　　这股倭寇窜到南京后，开始了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他们开始攻城了！

　　《明史》记载：“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城坚墙厚，守城兵力就算刨去空额，也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姑且不论。但就是这样区区五十来个倭寇，居然敢肆无忌惮的进攻，其首领穿红衣，“乘马张黄盖”，好整以暇来回指挥，真是令人骇异又好笑。

　　突遭袭击，南京举城鼎沸。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

　　关于攻城的详细情况，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记载道：“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对这伙倭寇的人数，时人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的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正确。

　　5.谜一样的夏天

　　这股嚣张的倭寇，最终的下场是被全歼。

　　8月13日，这股倭寇在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这时的浒墅关防线，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领佥事董邦政、指挥张大纲、把总娄宇等，督率数千官兵，在陆地、太湖边布下了天罗地网。之所以杀鸡用牛刀，实在是这股倭寇闹的动静过大，不剿灭无以上报皇恩，下对黎民。曹邦辅战前训诫部下：“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而后入城！”

　　以逸待劳的官军终于和疲惫不堪的倭寇接战了，在吴林庙官军擒斩了二十七人，剩下的倭寇逃横泾前马桥，躲进一间民舍。

　　官军团团包围民居用火攻，倭寇抵挡不住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跑出一大段路后，四散藏在田禾中。官军头目看见田里“草露微动”，就让手下齐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草木皆兵的倭寇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逃掉一人。

　　这股倭寇的最终战绩是：横行三省共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包括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郑若曾对此感慨无比：“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关于这股倭寇的身份，和他们只攻击城池和官军的自杀式行为，一直是个谜团。曹邦辅和郑若曾猜测这些是日本侦察兵，意在大举入寇，尚有一定道理。当代有位著名史学家认为这些倭寇是王直的部下，全是中国人，意图打回歙县老家，这就显得破绽过大，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如果说倭寇不是日本人，而是回乡的歙县人，那他们一路攻打官军甚至攻打南京，岂不是自找麻烦自寻死路？他们路上还抓过两个老百姓带路，难道连自己老家都不认得？

　　不管怎样，谜一样的五十三个倭寇，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三千里暴走，扯掉了官军最后一块遮羞布，将大明军事上的羞处，赤裸裸的暴露在嘉靖三十四年的那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