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戴笠如何襄助宋子文归国重掌民国财政大权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根本的不同点，这就是他们是一个政党的党属情报组织，更确切地说在本质上它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的特务组织。戴笠与他的军统局因其工作性质及其作为所决定，除了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外，在国民党内也是一个不受多数人欢迎的对象。提起戴笠和军统局，人人多存恐惧，唯恐躲避不及，即使是一般得宠于蒋介石的派系，多亦对戴笠敬而远之，生怕惹上麻烦。当然，其中也有与戴关系密切者，以及自恃权势对其不买账者。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努力与党内各派系大员特别是蒋介石的亲密左右搞好关系，以为自己和军统局铺垫前程创造方便。但在对付党内政敌方面，戴笠是毫不留情的。对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民国人物与政治活动研究的深化。这一课题内容涉及面较广，且缺少档案可资利用，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先行初探，敬请指正。

　　一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

　　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人际关系首要的公关对象是蒋介石的家人与亲戚。对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戴笠深知其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来极力攀附，以便获得蒋的内助的支持，得到她多方面的庇护。戴笠平时在宋美龄面前表现得十分恭敬，并不时送些贵重礼品以维系良好的关系。1928年6月，第十二军军长、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获得了大量的珍宝。在国内舆论的强烈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调查捕捉罪犯。孙殿英为了逃脱法办，把盗来珍宝中的最好的部分，通过戴笠送给了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第266页。在戴与中统徐恩曾的争斗中，有若干告徐的密报，就是通过宋美龄的渠道送给蒋介石的。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试论戴笠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因蒋宋的关系，戴笠对宋美龄是不敢冒犯的。1930年代初，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坚持孙中山路线，反对蒋介石的政策，同情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对这位国母大姨子仇恨至极而又不敢公然加害。戴笠奉命对宋庆龄严加监视，并邮寄子弹等加以恐吓。但戴笠对宋庆龄的企图引起了宋美龄的警惕，她严厉警告戴笠不许对其姐下手，否则唯他是问，戴笠这才不敢造次。这件事说明了戴笠对宋美龄的敬畏，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他也不敢去做了。李继星主编《戴笠传》，第127页。

　　在与蒋介石的亲戚关系方面，戴笠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有所不同。孔宋二人，身为蒋的连襟与妻舅，又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是各方都欲巴结的对象，戴笠与军统自然不会例外。

　　宋子文早年为蒋介石理财，他本对戴笠并无好感，但1931年7月他到上海时，在车站被反蒋的王亚樵刺伤，秘书身亡。戴笠为他提供了保护，并卖力地追捕凶手，给宋子文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两人的关系从此改善。其后，宋子文对军统一直比较友善，曾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后来，宋子文因内战经费拨付事宜与蒋发生冲突，被免职远走海外。在宋子文居美期间，戴笠与其保持比较频繁的通信联络，并向宋提供他所关心的各种情报，同时托宋运用其关系为军统局在美国军政界办事。

　　在戴宋的来往电文中，戴笠为宋子文回国出掌外交或财政大权出谋献策。如在1942年元旦的去电中，戴笠向宋报告了蒋介石视察外交部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并提议军统与外交部合办训练班，广招大学生，以培养外交人才，暴露出军统插手外交的野心。(《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BoxNo：43，FolderID：2。以下简称胡佛研究院，并直接标注箱、卷号。)在这个月的戴宋通电中，戴笠还向宋报告了张学良做盲肠手术的情况、后方各大学倒孔运动的发展等宋子文关心的事宜。《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8月间的电文中，戴笠又报告了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投蒋情况、蒋介石视察西北、外交部所办训练班进展等，并托宋在美为军统代购无线电台、手枪及别克车。9月电文中，戴又谈到军统对美合作的顺利进行，以及他对美方海军代表梅乐斯中校其人颇热诚的良好印象，并告知梅乐斯在印度遇刺受伤情形;他请求宋子文对美交涉，将对华情报工作统交由梅乐斯统一指挥，与他合作进行，要求美方充分供给他无线电器材、手枪、轻机关枪、特种手榴弹等，并派爆破、技术人员来华支援军统工作;戴笠还报告说他的对英情报合作已停止，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藉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戴笠提醒宋子文说英国特工负责人约瑟克现在华府有所活动，此人鄙视我国与我绝无好感，乞公注意。(《戴笠致宋子文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4。)

　　戴笠还指示军统人员、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对中美情报合作等事宜应时时请示宋部长多予指示。(《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最后连戴笠与美方的合作协议都是由宋子文代为签字的。(《戴笠致宋子文来往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4-2。)这些史料说明当时戴宋关系之密切。

　　在蒋介石的亲属圈中，他的连襟孔祥熙与戴笠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孔祥熙接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戴笠及其军统采取比较疏远和抑制的方针。特别是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军统局曾在侦破孔祥熙宠信的爱将、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受贿案中，大大地得罪了孔财神，被孔走了亲戚后门，告到宋美龄处，于是蒋介石对戴笠先挺后贬，使他吃了大亏。因此，戴笠与孔结下了怨恨，但他拿这位皇亲也无可奈何。后来，在孔祥熙与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商人奥迪南(Audient)共做一笔经云南运河内的烟土生意时，为防止云南王龙云截获，找军统帮忙，戴笠为他负责运输和交货，双方关系有所改善。(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942年宋子文自美归国，戴氏时正为某权要(指孔)所扼，(良雄：《戴笠传》(下)，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第512页。)因过去受过戴笠的破案之恩，宋子文对戴与军统自然不同。后来，宋子文在香港私产广东银行的经理邓惟仁，于香港沦陷后被日本人捉去，迫使他回重庆充当和平使者。军统人员知晓后，于宋的公馆内将邓逮捕。戴笠想卖人情给宋，极力化大事为小，而孔祥熙插手，将邓移交军法部门处死。宋子文对此极为不满，最后直到搞清楚是广东银行内部人员向孔告的密，这才与戴笠释嫌。(良雄：《戴笠传》(下)，第512页。)

　　在蒋介石的亲属圈以外，戴笠对于蒋介石的亲信，一贯持拉拢态度，竭力巴结以求左右逢源，但也有走眼和被忽悠的时候。如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文胆、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副官，一次手持戴的名片找到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沈醉，说戴的客厅中一个古玩瓷瓶被偷，要沈快速破案。沈醉唯恐得罪戴季陶，立即派了干员去调查，结论是内部作案或副官自己捣鬼。这种案子是说不清的，沈醉与手下商量后决定给副官一笔钱，不了了之。后来，沈醉奉戴笠之命去戴季陶府上请他题字，为套近乎，他在戴面前提起古瓷瓶案，想讨好一下，但戴季陶指着桌上说：这个瓶子一直放在这里，从来没有丢过呀。随即找副官来问，他支吾其词说早上不见过，中午又有了。沈醉这时才知道可能被人忽悠了。但无论如何，戴笠及其军统局对蒋介石身边的人是不敢轻易得罪的。(李炎锠：《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84~185页。)

　　戴笠对军事力量的向往是一贯的，他认为力量的扩张必须靠武力来支撑，因此十分注意结交蒋系亲信武将，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其中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与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对陈诚，虽然或有争斗，但在戴的苦心经营下，总体保持了友好关系的局面。

　　关于陈诚与戴笠的关系，在国民党内素有两雄不并立之说。陈诚得宠于蒋介石，拥兵自重，傲藐于世;而戴笠亦恃蒋之威，以气自豪。两人难免发生争斗。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大力发展军统武装，在敌后拥有数万忠义救国军，包揽战地情报工作。陈诚对此极为不满：军政部将取消若干游杂部队，如忠义军之类，某战区情报单位，将取代军统局。戴笠闻此，以为他二人如果火并，将两败俱伤，于是决定主动向陈诚示好。1943年底他致电驻美武官萧勃说：辞修(陈诚)先生为现任高级将领中不要钱肯苦干者，吾人自应多多接近，余对辞修先生素甚钦仰，弟可与伯羽先生言也。(良雄：《戴笠传》(下)，第511页;《戴雨农先生全集》(下)，台北，国际部情报局编印，第855页。)他想通过陈诚亲戚谭伯羽的关系，化解矛盾。这种曲线拍马，表明了戴笠的苦心钻营，也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陈戴二人得以和平相处。戴笠死后，陈诚给予他较高的评价。

　　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则更是非同一般。早在戴笠还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他就结识了胡宗南，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孙文主义学会中有了共事的经历。胡宗南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戴笠得到胡向蒋介石的推荐，独立门户搞情报工作后，胡宗南已在军队中带兵，他曾为戴提供过许多物质资助，戴笠对其十分感激。后来他们在抗日与反共作战中也曾有过许多合作经历，互相帮助，戴笠对有关胡的情报一概亲自过问，隐恶扬善，二人在蒋介石面前互为对方捧场。戴胡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和合作历史。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保驾，让戴笠立下功劳。戴笠说，双十二事变，我敢于飞入虎穴，下定决心，关键在于宗南的来电。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212页。1943年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在洛阳有过一次秘密会面，三人结下了政治联盟，胡宗南为此写过一首《盟誓诗》，发誓要危舟此时共扶持。(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12页。)即使是在私生活方面，也不分彼此。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直到1947年，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翟介绍给他，使胡甚为满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决定与叶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的纪念。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戴笠说过：琴斋是有恩于我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2辑，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389页。)这句话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戴胡二人在特军两界互为照顾，收到了特殊的效果。

　　至于对蒋介石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共同的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并直接担负对付中共的任务。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派进去、拉出来，进行分化瓦解。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与日伪间的货物来往运输车队也得到了汤的武装保护。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中共与民主人士，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二人也有合作，如先后收买过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因此戴笠曾说：汤长官与我配合得很妙。(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16页。)戴笠死后，汤恩伯还为其主持了追悼会。

　　除了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戴笠还因一时的特殊需要，与孙殿英、周佛海等不同类型的军政实力人物结拜过盟兄弟。但在实际上，戴笠并不会器重他的这些兄弟，不过是一时利用而已。但他的手段足以使这些人对他感激涕零。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与华北宋哲元争夺地方将领，戴笠在武汉密见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两人结拜。戴笠向孙夸下海口，从此蒋介石可做他的靠山，孙殿英感激得倒地而拜，口称：这回雨农兄引我见到了新爹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而戴笠却对派去监视孙部的文强说：孙殿英善变多诈派你去担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我才放心。(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第120页。)

　　在协助蒋介石对付政敌方面，戴笠与军统也是煞费苦心地暗地里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处理与各方关系的种种努力。1932年秋，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与蒋介石因训政时期约法问题产生分歧，公开闹翻，胡汉民避居上海转赴广东。戴笠暗中在沪为其准备了寓所，还派人沿途暗中保护监视。戴笠声称他是怕有人加害于胡而增加政府困难，他身为干部，当为领袖分劳，亦当为之分忧。(良雄：《戴笠传》(下)，第505页。)当然，戴笠此举也是为了日后蒋胡一旦和解为蒋预留退路。如此的用心，自然深得蒋介石的赞许。但胡汉民对戴笠的组织乃至蒋介石的所有特务机关都不买账，且公开批评蒋介石重用特务，斥之为法西斯化的产物。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一直是一股非蒋势力，经常与蒋介石争斗。他们反对蒋介石在党和政府内组织个人小团体。汪精卫在抗战初起之时，曾以蒋的全国团结号召为武器，反制于蒋介石，当面逼迫他解散了复兴社、力行社。所以大凡国民党内在政治上不受蒋重用的人，很多自然向汪靠拢，其中包括如丁默邨这样的特工界高级干部，后来都叛蒋而投汪了，而军统、中统组织对这些人的监视干涉，也是促成其叛蒋的原因之一。如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罗君强原系汪派人物，1938年，他在武汉结识了一名孔姓交际花，与之同居，并欲与其妻离婚。到重庆后，他整天深夜不归，军统刺探罗的私生活情况后报告给蒋介石，蒋下手令查办。于是，罗决定离蒋而去，经昆明、越南转香港，随即参加了汪伪政权。(韩文宁：《自诩为一条恶狗的罗君强》，《钟山风雨》2003年第3期，第42页。)汪精卫逃出重庆后，军统局在河内、上海、南京对他的不断追杀，也是使他彻底与蒋介石决裂投向日本的促进剂。此后，汪精卫与戴笠的军统更是水火不容，拼命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