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横刚愎威权震主：大明宰相张居正悲剧性格

张居正画像

张居正的为人处世留下许多是是非非，不论是赞许的、反对的、持平的，无一例外都对他的倨傲、专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又与他的远见和魄力难分难解，这说明他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

在社会实践中，尤其在社会转折的关头，一切富有创造性的决策，往往发端于个人的智慧和作为，坚强的个性是成就伟大事业的潜在素质，从这方面来说，个人的性格往往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进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会变革。低贱的出身，官场的纷争，强手对峙中的角逐，种种不利因素，都能成为他积蓄力量，提高权力和威望的台阶，这是他性格中的主导面。然而他也有蛮横、短视、气馁的时候，这深藏在内心深处的负面因素，限制了改革事业的深化，也预设了他身后一败涂地的陷阱。

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伟大与渺小，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复杂的个性，恰如湖北人传说中的九头鸟，似鸭非鸭，遍身赤红，“九头皆鸣”，这九头既是神通广大的显示，也是多种声部的呈现。这多声部而又和谐的组成，体现了张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体貌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既帅气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及，这就是

历史

中的张居正，一个让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

寡情而重义

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中的精粹，他就是以这样的铁腕手段行事、执法，**和打击反对派。他崇尚

军事

家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推行以杀止杀，以刑止刑，“盗者必获，获而必诛”的主张，给敌对势力以无情的*。并以打击的强度考核官员，遇有*不得力的，一概杀无赦。所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是

将领

之过；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兵不尽力，是士兵之过，杀之无赦。”这一杀气腾腾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驱使官吏肆无忌惮地*一切不服从朝廷的政见和*。他还放手任用酷吏治理边远地区。殷正茂是个心狠手辣的枭雄，为人贪酷，名声不好，任用他遭到多人反对，可张居正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力排众议，任命他为两广总督。殷一上任即大张旗鼓地*蓝一清、赖元爵起事，杀了上万人，平息了这一风波。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平复南方乱事，立下大功，官员士大夫都佩服公之雄才，也相信我的知人之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刚上台，就面临广东潮州一带的反明势力的叛乱，他在给殷正茂的信中嘱告：南方盗贼犹如野草，铲除又复再生，自古以来南方将领做不到一举荡平。今当申严法令，调动兵力，斩草除根，“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倘有违反者，一律按军法处置，斩首示众，让怀有异见之人胆战心惊，不敢不听命。要不惜一朝之费，确保永世的安全。

“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这是非常残酷的暴力理论，用

战争

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来治理和平时期的内政，必然崇奉暴力。综观张居正的内外政策，除了对蒙古俺答实施优抚外，对境内的*和治安，不论是起义还是偷盗，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均力行诛杀，从不手软。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张居正认为：此事虽然由于殷正茂处理欠当，引起骚乱，但既然圣旨已出，就不准申诉。他明知这是由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本可以协调解决，却坚持不让申诉，只是因为旨令业已颁布，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并保住朝廷的脸面，照样施以*。闹事的机工因此冤沉海底。

他不是不明白事理之人，有的见解也符合民意，例如，他认为地方暴乱之原因，往往是不良官吏的惹是生非。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实为准的实质，实际上重视的仍是镇压是否得力，公然鼓励施暴。毫无疑问，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的反抗，在他看来，不论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杀之无赦。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反抗，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历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题，就是发端于张居正的*理论，他说：微火刚起时，一指就能熄灭，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鹏鸟在未起飞的时候，可以俯视，一旦冲上云霄，虽有善射的猎人，也无可奈何。“禁于未发，制于未萌”，才是预防之道。

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冠以《人主保身以保民论》的命题，说穿了，就是向君主进言：要保持权位的稳定，就要密切注意刚露头的星火，一举扑灭。这就是他“禁于未发，制于未萌”的真谛。

对于暴乱，张居正可以做到不惜工本，务求一鼓荡平，斩草除根。广东岭西的山民从嘉靖时期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动，延续数十年不断，当地督府请求再次*，朝臣多认为山高路远，地处荒僻，难以平定。张居正亲自调兵遣将，出动三十万兵力一举讨平，并宣告：“此后倘有根芽再萌，旋生旋除，决不手软。”

叛乱的平定，给张居正带来莫大的兴奋，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四川巡抚*九丝山都掌蛮获得

成功

，他在贺信中连连称道：“喜甚！喜甚！”自述“闻九丝捷音，不觉屐齿之折”，一听到捷报传来，高兴得欢呼雀跃，不觉鞋齿都被折断，这样嗜好*和诛杀之功，是一种魔鬼般的心情。所以他不恤人言，对反夺情的同僚痛下毒手，将他们打得血肉横飞，逐出京城，毫无怜悯之心。

然而，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脉脉的温情。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伯乐，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张居正铭记在心，尽力图报。隆庆初年张居正进入内阁后，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追加恤典，并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关照顾的家属。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由于是庶出，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拜托张居正照顾。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张居正亲自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使其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顾峻应选，张居正又派官船供其遣使。他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顾公所赐，于是尽最大的努力，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

对于徐阶，张居正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予回报。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面嘱张居正“家国之事，一以奉托。”张居正心知肚明，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又尽力加以抚慰，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曲意呵护。如今见到的《荆州府志》是这样记述的： 张居正得罪高拱，是为了救徐阶。徐阶是他的座师，托他照顾家事，就是担心遭受高拱的报复。高拱出任首辅后，徐阶果然蒙祸，三个儿子被放逐，家产被抄，是张居正暗中保护，才使其免除牢狱之灾。隆庆

皇帝

死后，张居正趁机除掉了高拱，为徐阶消除了心头之患，这可谓国士之报！张居正岂不与高拱交好？怎奈这两人一是老师，一是朋友，权衡之下也就不能兼顾了。

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为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已经病危在床，适逢徐阶八十寿辰，为作贺寿文，他拒绝家人请人代拟的建议，执意亲自执笔起草。临终前又上疏请求给予徐阶优礼耆老的待遇，他历数徐阶的功绩说：“当嘉靖末年，奸臣当道，时局败坏之际，是徐阶在乱政之后，矫枉以正，矫浊而清。惩治贪官以安民生，制定规章，核算经费，扶植公论，奖励人才。一时朝政修明，官府振肃，海内得以太平无事，这都是徐阶之力。”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

至于高拱的失势，是否出于张居正的主谋？有人指斥，有人辩护，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纷纷扬扬，成为历史的疑案。但从各种记载看，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难时，赠以重礼，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高拱回乡后，郁郁寡欢，有一次派仆人到京师旧居中取些日用器具，张居正得知后，找到来人，详细询问高拱的近况，因得知高拱晚年凄凉而动情落泪，并赠以价值千金的玉带、银两和日用品。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路过河南，探望病重的高拱，两人相视而泣，这年高拱去世，高夫人上疏请求给予恤典，并给张居正呈送千金重礼。恤典，这是朝廷给去世官员以追封、树碑、立坊、建祠的示哀典礼，非是有功之臣，很难得到这种待遇。对于高夫人的礼物，张居正坚持不收，送礼人哭着哀求说：“夫人要我转告先生，相公平生清廉，所爱的就是这些收藏，又无子孙可继承，送给先生，是希望先生见到此物，如见相公。”张居正听后大为感动，收下礼物，很快下了恤典。

虽然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多怪罪张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词，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是真情？矫情？权术？不能说没有因由，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高拱得以善终，不能不说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

张居正为人很讲义气，自认“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把知己与名教并列为他人生必须信守的两大准则，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优容。此种济人以宽怀的情意，在保护人才中也有所表现。隆庆年间御史詹仰庇因为上疏要求清查宫监的账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张居正立即上疏营救，认为经过再三考察，詹仰庇的举动只因钱粮不清，希望通过清查，给国家增加收入，本意良好，并无他意，詹仰庇因此得以免遭酷刑。漕运总督王宗沐因为负责海运十二万石米抵天津，八条船沉没，损失三千石，要受惩处，张居正认为其人很有才干，为之开脱说：“海运初开，小有损失，无害大计，对一个有才能的人，还是要保护，不要深责了。”

道是无情却有情，说是有情却无情。黑白交织，善恶并存，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拒受贿，好谀扬

在张居正身后最遭非议的是他为官的品性，有说他喜好受贿，也有说他严于律己，多次拒绝受贿，是耶？非耶？莫衷一是。

《明史》中虽有“岁时问居正不绝”的记载，但极为少见，如果不是用以行贿的重礼，一般性的官场应酬或礼尚往来，也并非是出格的事。但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晚明商业繁荣，商品丰富多彩，人们的消费热情日益高涨，在社会上兴起一股去朴从艳，追求奢华的风尚。在晚明笔记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收入担米，就穿绫罗，积蓄没有几两银子，就要戴上珠翠。”有的“积蓄一年之资，制一裳而无余”，有的“从典当铺中觅到廉价的旧衣衫，翻做改新，与豪华公子列座”，一般市民尚且如此，当官的更是争妍斗奇。住所必有雕梁画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水陆珍馐美味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品不惜以金银作为溺器。御史大夫王大参每次出动游猎，随从们吹奏丝簧，服饰诡丽，绵延数里；工部郎徐渔浦每有客人来访，必先让人侦察客人的着装是什么颜色，再挑选自己穿什么，用什么色彩，然后相见，“两人宛然合璧”。吴昌时的家居，在坐榻四周环列梅花一百盆，水仙一百盆，按季节随时更新，读书、办公宛若置身花丛之中。著名文人张岱在他《自为墓志铭》中，说自己“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吃喝玩乐样样都嗜好，连同性恋的隐私，也毫不隐晦。太守金赤诚其貌不扬，家无担储，每外出，遍身绫罗，香气扑鼻，穷极奢靡，“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讲究奢华到了负债的地步，其人还是清官，这在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事，在晚明却不足为奇。负债消费是近代的消费方式，在晚明却超前出现，这是商业领先繁荣而造就的城市生活方式。

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爱整洁、喜好修饰，早晚都要抹香脂，衣服华丽耀目，每日必换一套，所到之处香气缭绕。他癖好收藏古玩，当时赝品甚多，却没有人敢欺骗他，所以其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发现他以权掠夺的记录。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争相趋奉。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各有一个书童为之焚香挥扇，用三十二名轿夫扛抬，沿途府、州、县官全部出动跪接迎送，浩浩荡荡，其排场之豪华，规模之盛大，创下官员乘轿之最。沿途吃饭，每次招待的菜肴多至上百品，由此可见生活之豪华，非同一般。在骄奢的生活中，难以设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宫廷节省开支，带头不戴貂皮帽，可这都是事实。在理性上他治国理财的严明，在生活中他的奢华和排场，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

爱好奢华的不一定是贪官，贪官的生活也不一定都豪华，人就是这样复杂的构成。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只相当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事过近三百八十年，一场“*”的风暴，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据《张居正》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到实地采访后记述：“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玉带是官位的象征，砚台以示文墨，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仅此两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明代官员的俸禄不高，以一个县官(七品官)来说，月薪按米价折算，相当于人民币二千五百元，可是其他无形收入并不低。除俸禄外，配备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所需的花费都由朝廷支付或补贴，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并享有种种特权。张居正在居丧期间，按规定是不领俸禄的，可每月还有大米十石，茶叶三十斤，香油二百斤的供应，折合人民币也有一二万元。所以官员的收入不能只看俸禄，那些合法拥有的特权，折算起来可能远远高于工资，工资低的也能获得高享受，作为一国的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究竟是否是大贪官？当时人们就有不同的议论，留下的史料也有相互矛盾之处，今人已很难考实。但从抄家的清单和随葬品所见，应该说这两项实证，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有说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贿的记录，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张居正批评郧阳巡抚刘虹川为求提升送礼的行为时说：古人言，取不义之财，犹如将自己置于深沟，难道你要将我推入深沟？以你的抱负，又当盛年，自有当用之日，理当静心等待。如果舍大道不走而走旁门，弃礼义不顾而行贿，我不得已，必将公布于朝廷，这将使我陷于薄德，你也永无录用之日，岂不两败俱伤？

同年，他退还知县傅应桢所赠的贵重物品时说：想当初惜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勉励，因此屡次赠礼，都不敢接受，唯恐违背相约之言。想不到礼物愈赠愈厚，难道你以为我是嫌少？你所赠之宝物玉带，价值昂贵，这不是一名县令能持有之物，特此奉还，希望能反思自励。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大理寺卿刘小鲁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的风景区为张居正购买田宅，被拒绝。张居正在信中说：当阳厚意，愧不敢当。看到图纸，结构不小，所费不下千金，这哪是一县能办的事？必然动用公款，纷纷多事，徒增烦恼，何况近来严禁各地造书院、聚众吃公粮，若以身试法，又何以作人之表率，赶快停止，鄙人才得以心安。

在行贿成风的官场，受礼固然有失道义廉耻，但官员们习以为常，不受礼的反而被视为另类，遭受各种猜测，这常常使受礼人处于两难的境地，对此张居正也有自白：如今我所举荐之人，往往用赠礼相报。不受礼，这些人就会说：“怎么对我这样见外？”接受赠礼，不给他们任事，又会受到责怪：“为什么不支持我。”这都是庸人所见，非大雅之才也。

这些信件未必都是作秀，既然是书信就必有对应者，这是两方，不是一方的自言自语，况且这些信件收集出版，是在张居正被贬之后，如果没有其事，是不敢公布于众的，这表明他拒受贿赂是有可信度的。晚明官场的*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滔滔浊流中，能有这样的自律已很难得。但是，对于金银财宝可以毫不动心的，未必能正确面对蜂拥而至的阿谀和奉迎。在张居正事业鼎盛时，家乡为他立的牌坊就有七八座之多。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对这样的颂扬，他欣然接受，高悬于大厅。还有人用黄金制作了一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立山为岳四方颂。”张居正别号太岳，此联别具匠心，嵌入一个“岳”字，隐喻张居正是巍巍高山，受到四方颂扬，并与“万国仰大明”相提并论，这样露骨的阿谀奉承之词，他竟然高兴地接受，还不时地加以把玩和欣赏。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谀扬。明智与浑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悖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权势欲。

张居正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个敏于决断的实干家，他不恤人言，自负甚高，内外大事，都是他说了算，中央六部只能照办不误。他与次辅吕调阳、张四维共事，也只让他们“拱手受成而已”。皇帝年少，一切唯他是从，如此大权独揽，高高在上，众多的官员不过是供他役使的下属，同僚只能看他眼色说话行事。有一天皇帝听讲下课，问起阁臣吕本在家安否？张居正由此生怒，回到内阁随即召来吕本的儿子中书郎吕兑责问：“皇上怎么知道尊公的起居？”“兑大恐，即上疏自罢。”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经他一过问，就使人胆寒得自动辞职。如此独断专横更助长了他的为所欲为，享有许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权。按明制，朝廷颁赐诰命，官员都要在午门金水桥南畔，唱名跪受，而张居正却坐在内阁派人代领，这引起人们的种种非议。对这些非议，他一概置之不理，别人也无可奈何。

张居正具有一言可使人平步青云，也可以致人破家亡身的权力，已形同最高统治者，事实上他已享有无上的威权。在官员见面互访中，按惯例先要“投刺”，即送上名片，在柬面要书一“正”字，这是习惯的礼仪用语。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后，柬面再也不书“正”，就因为张居正的名字中有一“正”字，竟然出现君主才有的避讳。到了这种地步，自然会衍生出种种怪现象。

张居正父亲去世，一位巡抚身穿孝服前往吊丧，一路上号哭不已：“死了老太师，何不死了小子！”堂堂的国家命官，自甘孝子，涕泪纵横地要求代死，已属荒唐，更为荒诞不经的是，张居正母亲进京，地方官一路护送，诚惶诚恐，渡黄河时老太太看到河大水急，有些害怕。为使老人消除顾虑，安慰说：“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再当通报。”利用这短暂的停留，调动大批舟船首尾相接，在河上连成一片，上面再填以泥土，两旁插上柳树，老太太的船行驶其中，如同进入小河浜，快到北京，老太太还以为未过黄河。

在张居正患病期间，为之斋醮，举国若狂。更是见所未见，请看当时人的记述：

“江陵病时两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祷备至，举国若狂。”

“自六部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设醮词庙，为居正祈祷者，吏部尚书而下舍职业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出赤日中。”

“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

就是这名朱御史，在赤日炎炎下，头顶香盒，一路奔波，他的部下怕他饿着，送上饭食，其中有些肉，他一见大惊，怒骂：“你难道不知我为宰相斋醮，给我肉食，是何居心！”

看到这样的记载又岂能想到，张居正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已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的弹劾，张家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威震一时的宰相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世人对张居正的态度何至于在一年之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能怪罪人情无常，人心不古吗？一个位极人臣的首辅，权势之大，熏天赫地，附骥攀鸿者如蝇逐臭，自古如此，正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言，这是市道之交，不过是一场交易，本不足为奇。奉承某人实际上是奉承某人手中的权力及其带来的利益，权在利存，权失利亡，这权和利驱动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摧眉折腰，阿谀谄媚。张居正喜好谄扬的心态，更助长了此风的增长，导致他利令智昏，不可收拾。

改革时期需要集主权，一号令，不能没有权势，当主少国疑之际，此权势确实有助于新政的推行，却可能潜伏使人昏昏然的危险。《史记》早就告诫人们：“道高益安，势高益危。”这“危”就危在当局者迷。张居正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却抑制不住从内心深处喷发的张扬权势的欲望，日益膨胀，再膨胀，不惜偏信各种阿谀奉承之词，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趋权附势者趋之若鹜。所以他的同辈人，都承认他的才能和政绩，却很少有人与他结成知交。权势欲促使他登上人生的高峰，吸引众多的附和者；也跌入人生的低谷，使朋友敬而远之。正如东林巨子顾宪成的评论：“堂堂相君，其权势之重，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官争相歌功颂德。及其去世，又人人称快，当初附和他的纷纷躲避，唯恐受到牵连。”

如此世态炎凉，是人情之所难免。对一个当权者来说，难道不能由此反思，掌权时人们的趋炎附势有多少可信度？也许在他日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会成为落井下石者。成也是权势，败也是权势，权势会成就功业，也会蒙蔽自己的眼睛，不辨东西，不识好歹。权势太盛而不加节制，陶醉在阿谀的陷阱中不能自拔，是张居正致命的弱点。

豪气、骄气和流气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风俗，一方风俗造就一方人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三秦多剽悍勇猛的好汉，齐鲁多耿直刚烈的英雄，荆楚多磊落放达的人杰。张居正生在楚地，以楚地而自豪，他曾说：“楚地有长江、汉水，衡山、巫山，水势澎湃，高山巍峨，民性多有襟怀坦荡，豁达大度之气概。”又说：“在国家多难之秋，楚人能挺身而出。”在危机四伏的隆庆、万历之际，他疾呼：“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消除天下之患。”这是他对人才的呼唤，也是对自我的标榜。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富有豪情壮志的政治家。他在登临赤壁时，极目楚天，激扬文字，一抒他的抱负和感慨：

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衂；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涬，一瞬皆空。

这首词大气磅礴，俯仰千古兴亡，使他悲喜交集，逸气横发，充满了壮士的豪情。他品评人物，别具慧眼，号称竹林七贤的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由于醉酒酣乐，*不羁，有违名教，常为世人所诟病，他却高度赞扬这七子“不随俗好恶”的品节：“今人非议七贤者，多观其沉湎酒色，恣意妄行，便说这有累名教，贻祸晋朝，此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庸人之见，实在不识良工的匠心独运。”

晚明的儒林、文苑，有一批狂放的学者士大夫，他们有的傲视权贵，愤世嫉俗；有的藐视道学，非圣非经；有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他们张扬个性，崇尚“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王阳明认为这是“狂者的胸次”，“信得此处，方是圣人的真血脉”。这股狂放的心态，类似魏晋的名士。张居正对竹林七贤的称赞，说明他也深受这一思潮的鼓荡。真正促使他缅怀七贤，忘情颂扬的是那七子不随波逐流、特立独行的风骨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惺惺惜惺惺，正是有与竹林七贤相通的豪气，才有如此强烈的共鸣。

如果张居正也是一位骚人墨客，也许在明代又多了一位文人狂士。可是张居正不是竹林七贤，成书在万历四十年(公元 1612年)的《张太岳集·序》指出：张居正平生“不屑为文人”，他的所作所为“实亦非文人所能为”。在他与高拱共事内阁时，互相以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代名相为表率，谋求治国理政之道。他是名扬荆楚的才子，却不屑于做一文人，从少年时代就放眼天下，以肩负天下兴亡为己任，从政后许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诺言，称“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因此义无反顾地成了一名起衰振隳的宰相。

虽然在张居正内心深处，向往悠游豪放的生活情调，蕴藏了对竹林七贤的钦羡，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魄力过人，也威严过人。他的儿子张敬修描述他：“遇事有执持”，“湛静沉默，声色不露”。自从出任首辅后，张居正更是老成持重，对客人往往不交一言，为人矜持，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课，神宗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张居正一声“应当读‘勃’！”使神宗顿然惊悚。他要一发话，能使“百僚皆惕息”，连大气也不敢出。主持内阁会议时，他气盖群臣；与客人交谈，不数语即行送客。对于同僚，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不屑一顾。

他凌厉的威力，是骄横、刚愎性格的反映。蒙汉和议成功，他恃功逞能，自命不凡，声称：“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豪杰所见，自与凡人殊也。”他多次自比为辅佐商王的伊尹、神机妙算的

诸葛亮

，因此给同僚留下“骄抗，轻弃天下士”的印象。清代学者林潞认为，这是他自恃才高而溢于言表，重蹈韩信的覆辙；谈迁说这是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贻祸于身后。

那么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冷面相对，威严不可一世之人吗？不！在他身上还有与骄气难以相容的流气，使人大出意外。他在受到刘台的弹劾后，当堂批驳刘台说：按军规，巡按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身为巡按，违制抢报军功，是臣请旨予以降职处分，刘台就已怀恨在心。傅应桢下狱，因为是他的同乡，由此猜疑更多，积怨愈深。刘台本是臣的门生，二百年来从没有门生弹劾师长的先例，臣只有一去以谢之。说罢，就伏地哭泣，要求辞职，神宗走下御座亲自拉他起来，“慰留再三，居正勉强同意，犹不出视事。”

一个威风凛凛的宰相竟然当众大哭，伏地不起，还闹得要辞职*，经皇帝再三慰留，也不听，最后用白纸黑字写了手敕，他才出来管事。对于一个并不严重的上疏，何至于这样的撒泼？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夺情风波中，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被处以廷杖时，王锡爵、申时行出面向张居正求情，这两人均是他的好友与同事，也是凭不一般的友谊进行调解。当他们说明来意后，张居正突地转身一拜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能怎么样，那就只有自刎了。

这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生动的叙述：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合上疏指控“居正忘亲贪位”，张居正大怒，欲以重处。马自强出面调解，张居正突然跪倒在地，一手抹须说：“公饶我，公饶我！”王锡爵以好友的身份再次相劝，张居正说：“皇帝已经发怒。”王锡爵说：“圣怒，也是为了你。”话还未说完，张居正突然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说：“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吧！”王锡爵大惊失色，急忙退出。

又是抹须，又是跪倒，又作刎颈自杀状，为了这样一件小事，竟然闹得要自杀，活像一个无赖！这又岂是堂堂宰相所应有的行为？真是匪夷所思，无怪乎连与他共事已久的王锡爵也吓了一跳。张居正出身下级军士之家，自小心高气傲，在民间摸打滚爬，具有英勇无畏的军人气质，但那不甘于人下的心态，奋起急追的泼辣劲，一显峥嵘，便使得同僚手足无措。

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倜傥豪放的翰林，威震当朝的宰相，兼有泼皮样的身手，这些互不相容的多极表现，竟然浑然一体，这就是活生生的张居正。尽管他有进退徐疾、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工于心计，深谙权术，但逃不脱这性格的自伤和伤人，他埋怨：“仆以孤直，不能随俗讨好于人，错当宰相，为众所忌。”殊不知，正是他缺乏这一自知之明，才加剧了身后的罹难。

这是真正的性格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