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之祸：明朝倭寇大多数是中国人假扮

乱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战国时代，无处不燃战火，无人能得安宁，田园荒芜，尸骨遍野。丧家野犬般的浪人、无粮可种无鱼可打的流民、烂命一条的无赖，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软弱的中国，一艘艘倭船出发了！

明朝军民对这些”髡头鸟音，赤体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为恐惧，而在异国他乡干坏事，来自日本的倭寇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 乱世日本太难混了！

看过黑泽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对电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纷乱的日本战国时代，丧失了家主的武士们犹如丧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为了饭团就可以用生命战斗。

嘉靖年间，日本国内的情况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捣翻的蚂蚁窝一般混乱不堪。

名义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实权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养着，完全是寄人篱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从足利义满后，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十一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征夷大将军已经空有名号毫无实权，听任有实力的权臣摆布。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国类似中国的州县），其中的五十三个藩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大名们强弱分明，强的占据几国率众数万，弱的占据几个村子率众数百，为了达到权力的顶峰，整天你争我杀，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都不算稀奇。当时的情况往往是：今天家臣们造反杀了主子，明天却被邻居的大名杀死，后天当胜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儿子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进入了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下克上”的诸侯争霸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战乱中，尸骨遍野，无数人流离失所，农民无法安心下田耕种，饥荒当然随之而来。老百姓无路可生，强壮点的当盗贼或者参加宗教组织”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发源地，日本九州的情况怎样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岛，有肥前、肥后、平户、大隅和萨摩等诸多藩国。如同日本各地一样，九州岛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毛利元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有战争就有失败者，在战争中失败、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浪人，怎么办？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流民，怎么办？下海！做海贼！与其在陆地上饥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运气。

除了死里求生，发财梦也是下海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当时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交易，导致海盗走私团伙日渐猖獗，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都是日本的抢手货，日本不少富商、无赖也打起了做海贼赚取厚利的算盘。不仅仅如此，海贼的背后还有大名的资助和庇护。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贡贸易正常的百余年内，倭寇到中国劫掠的次数并不很多，因为日本的将军、大名为了保护航路也进行严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才为之大变。

明代，从日本到中国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从平户的”五岛”或萨摩出发，经过大小琉球（冲绳岛和台湾），到达浙江、福建、广东。当年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到中国，在海上要航行几十天甚至数月，旅途之艰难骇人听闻，我们在中学课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阿倍仲麻吕），就是因遭遇风暴死于回国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们对季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加上船只的制造技术有了发展，从日本出发，如果掌握好风向，只要几天就能顺利到达中国。

《日本图纂》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至于船的大小，从能载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载二百余人的大船。

就这样，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贼，满怀对财富的渴望，乘风破浪地向大海彼岸进发–富裕而软弱的中国，就是他们的目标。

2. 真倭的姓名哪里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没有丝毫警惕性，像看动物园猴子一样。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个普通的早晨，浙江嘉兴盐邑县早起赶海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还带着枪刀弓矢。当地的巡海官军百余名围了上去，问他们为何而来，无奈语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张小木柜铺上纸，用笔交谈，船上一个懂汉字的人写道：”我们是日本人，从本国而来，停船是因为舵坏了，想问你们借点粮食，等修好舵就走。我们不是坏人，不要逼迫我们，不然我们就和你们拼命。”

海边来了好多外国人！整个县城的人都轰动了，扶老携幼地赶去看稀罕，当时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没有一个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发一声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赶紧关上城门开始防御。

上述描写出自嘉靖年间明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之事并记录成书。对于倭寇的侵扰，除了朝廷官方的记载，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猎。

但是，倭寇虽来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却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现，大多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类模糊称谓。笔者手上的资料中，能确定是”真倭”的只有”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彦太郎”、”和泉细屋”、”善妙”、”庄公”等寥寥数人，而且这些名字不一定确切。

真倭姓名少见，除了后面要提到的有中国人假冒外，还有两个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数日本人只有名没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阶层，而且全日本也没几个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颁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了”凡国民，必须起姓”，否则受罚。说来有趣，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马行空般地海量发展。据统计，现代日本的姓氏数目超过了十万，而中国十三亿人，加上少数民族的姓氏，才不过一万出头。

日本的姓氏复杂，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彻地弄明白。不过，他们的名却简单得多。拿日本男子来说，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结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标志，长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说的几个知名倭寇，日向彦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则是老五，善妙则是和尚的法号。

除了日本人姓名复杂怪异外，明代人对日本也了解太少，没有语言翻译。抓到真倭后，”赴官司讯问，言如鸟语，莫能辨也”。当时，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着、语言以及长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扰上海地区，市民自发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守城。当时正好涨潮水，倭寇不知深浅，挽着手在濠水中行动，准备连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间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丢弃营垒从南浦逃走了。地方志记载：”城中人见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尸，皆受重创，头颅肿大如斗，口圆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而万历年间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3.剃头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错了

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真倭，明史说的”十之三”看来还夸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国人了。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话：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许栋是逃跑的犯人；萧显、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

书生也做贼？没错。看看下面这首诗：

“海雾晓开合，海风森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明朝睛更好，飞翠泼征鞍。”

这首五言律诗词句清丽，意境恬淡，大得唐诗三昧，作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倭寇。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记载，他曾亲眼见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有个善卜筮的书生，专门出谋划策，这首诗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题在庙壁上的。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为感慨：”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

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仅有二百人，真倭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发型”和真倭并不一样。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筹海图编》直截了当地称：”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4. 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头跣足”，穿着日本服装，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掩盖身份。生物学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过来说，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岛屿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南方之祸”，才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国倭寇。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禁海的弊端明摆着，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老鼠洞”的比喻，说：”禁海越严，则获利越厚，而趋之者愈众。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罢日本朝贡，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

对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时人形象地讽刺道：”片板不许入海，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全民皆寇，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元气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