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出了一些大师就能说明民国时期的教育好吗，你怎么看？

敬畏知识，尊崇学者养成温良土壤

精神独立，思想自由造就民国大师

一张照片 + 一段轶事 + 一句话诠释大师的生成环境。

民国当然有很多弊端，比如战乱、落后、腐败……要不然它咋会被打败？但它似乎还有那么一处两处亮点，比方对知识的敬畏，对读书人/学者的尊崇，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包容。

照片。这个题目同时让我想到上面那张照片，看胡适在民国老大面前那幅悠然写意而非诚惶诚恐的样子……心中实在是感慨万千。

据说1958年，胡适从美国归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亲自出席胡适的就职典礼，并发表精心准备的祝贺演讲词。

但胡适答辞时并未体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反而当场指正:“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 这种不给面子对当时在台湾一言九鼎的蒋介石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以致夜不成寐。当晚他在日记中写到:“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轶事。我国比较文学开山鼻祖、著名学者吴宓，“有红楼癖”，且自比“怡红公子（贾宝玉）”。据说当初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牛肉面馆，老板大概有那么一点两点文化，就给自己这个牛肉面馆儿取名叫“潇湘馆”。不料给吴宓发现，勃然大怒。于是有天吴宓就跑去面馆，挥手杖把招牌给砸了，并勒令老板改名，以免“亵渎了林妹妹”。迫于压力，老板不得不改了店名。

换成现在吴宓可能吃官司，因为第一这显然有点儿“无事生非”，其二他肯定是违法了——但抛开时代背景（即现代意识/法治意识）来看这件事，那老板儿之所以不得不最后屈从，却说明当时文化人（特别是有名望的）地位之尊崇/自在，就如胡适敢在老大面前跷二郎腿、“指正”老大那样。

一句话。国学大师/清华四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投水自尽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追思不已，于是为他立碑纪念。碑文由另一国学大师/清华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撰写，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对王的描绘，也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写照。

民国的教育肯定谈不上有多好。无论从教学/研究环境、设备设施、就学条件、教育投资……等和教育有关的要件随便捡一样说，都一般般。但它有一处，即这句话所推崇的氛围——把科学/学术研究和教育发展的经脉体现了。

所以它得以产生那么多煜煜生辉的大师。

盛世出学问，乱世出大师，从来如此。

其实说实话，如果真要比各方面的软硬件设施，民国时期的教育怎么都不可能比得上如今的教育条件。如果说那个年代的教育好，那真的是高估了。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出大师，如今就很难有大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自由。

乱世之中，自由的气息不可避免地扑面而来。当政客和军阀们都在争权夺利的时候，没有谁有心情去收拾这帮学问家们。因此，在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大师便可以被不受限制地野蛮生长，因为官方对学问和思想意识的控制是相对无力的。

不仅不控制，为了体现自己的胸怀，有时候对大师们还必须客客气气的，而在掌握大权后，往往又会对思想进行控制。比如很著名的刘文典掌掴蒋介石，又比如在抗战胜利后，闻一多被残忍杀害。

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由于读书困难，自然选择出来的就是一些豪门子弟或者是天赋异禀之人；又比如民国时期的大师大多都是社科方面的大师，很少有一些大科学家闻名等。时代已经发展到如此，自然不能也不应该退回到过去的那个战乱的年代。但是如何恢复学术的自由，以及学问者独立的精神，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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