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是什么时代（三星堆遗址朝代）

三星堆遗址几乎比夏朝还要早，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传说中的“夏朝”，只是三星堆偏离了中原文化圈，且没有文字表明三星堆就是历史中的夏朝。所以，史学界也不会承认，毕竟在古蜀国的遗址上面发掘出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古蜀国在夏朝时期并没有与中原交往，他们认为古蜀国比较封闭偏远，属于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个文明。

不过三星堆遗址的挖掘，也狠狠的打了某些专家的脸。以前很多专家鼓吹中原文明优先于周边其他地区的文明。意思是除了中原，其它地方都很落后。但是，三星堆遗址被挖掘出来以后，竟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玉器、象牙等等，有的东西在中原都没有被挖掘出来，而在三星堆里面却出现了。所以说，三星堆的挖掘，狠狠的打了某些专家的脸。

至于三星堆是不是夏朝，这个也不能妄下结论。中国最早的史书都集中在中原文明，且三星堆又没有文字记载，很多史书里面也没有说夏朝在蜀国。所以，就导致了一个盲区，考古学家把考古的重点放在了河南和陕西，且不知疲倦的去寻找，也没有考古出关于夏朝的物品，以此来证明夏朝就存在中原地区。假设，三星堆就是夏朝遗址，那么很多历史都会被改写。尤其是《史记》里面的记载，就会被推翻。所以，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史学家们还是相信书里面的东西。

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三星堆遗址，该遗址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我认为三星堆文明发源于长江流域，甚至要优先于黄河文明。但是，历朝历代争夺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中原地区，没人关心中原以外的文明。所以，导致考古进入一个盲区。总之，三星堆是不是夏朝，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最大的障碍在于，没有文字记载，三星堆到底属于那个国家。而像《史记》这样的正史，又把夏朝定在了河南一带，假如，在中原地区真的没有夏朝，那么古蜀国地区，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夏朝也有可能。我认为，三星堆甚至比夏朝还要早的一个文明。《竹书纪年》中说禹的母亲脩己，生生大禹于石纽（四川北川县），且大禹早年也在四川治理过洪水，历史上的夏朝多次迁都，根本不固定，说不定华夏最早的文明，是从四川迁移到中原的也有可能。

　　这是一个已经156个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三星堆多年的人，我知道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一下说清楚。这里，我就试着回答一下：

题主问题：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一直都未找到的夏朝都城？

我的答案：三星堆文化分四期，其第三期的青铜文明确实属于夏朝都城。

具体分析过程：

第一，名不正则不顺。在正式进入分析前，我们必须要先处理相关的概念。

　　题主问题中的”夏朝“属于历史学概念，”三星堆遗址“属于考古学概念。相对来说，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分期是比较清楚的。三星堆文化共分四期：第一期，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到前2000年；第二期，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600年；第三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前1200年；第四期为公元前1200年之后。其中，著名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属于三星堆文化的第三期，大家说三星堆文明的时候，也往往指的是这个阶段。

　　按照三星堆的分期，显然我们不应该认为三星堆遗址与夏朝都城有关。然而，问题就出现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夏朝体系本身存有疑问。众所周知，当大家说到夏史体系时，首先想到的都是《史记》。《史记》视禹为夏的开端，但先秦文献《竹书纪年》却视黄帝为夏的开端。这说明《史记》理解的夏与《竹书纪年》理解的夏是不同的。

　　此外，《墨子》视虞、夏为一代，清华简《楚居》说楚人祖先季连以盘庚孙女为妇，《山海经》被称为禹益之书却记载了成汤事迹，这些记载都与《史记》的夏史体系存在冲突。同时，目前我们已知的一批重要考古文化，如三星堆、金沙、盘龙城、新干、齐家文化等也无法在《史记》的历史体系中得到合理解释。同时，用《史记》体系我们也无法解释中国大量西部民族的形成，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形成的脉络，无法解释早期中国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在长期的研究中，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夏分三段的观点。

　　第二，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夏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可能是石峁遗址；第二个阶段，为三星堆青铜文化，第三个阶段，是金沙文化。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体系，三星堆遗址确实属于夏朝都城。

　　第三，那么，笔者的观点可以被证实吗？这里我举几个例：

　　（1）按照笔者的观点，三星堆的毁灭就是《左传》中提到的后羿代夏。三星堆有青铜神树，出土时完全被砸碎，德裔美籍学者罗泰把这一事件与”后羿射日“神话联系了起来。事实上，从文献整理来看，确实可以看出“后羿代夏”事件逐渐演化为“后羿射日”的文献痕迹。

　　（2）根据《左传》记载，后羿代夏事件之后，又有少康中兴事件发生。少康曾担任有仍氏牧正，传世文献又有少康制酒的记载，这些记载正好可与三星堆毁灭事件发生后出现的竹瓦街窖藏青铜器铭文实现对读。具体论述可以参阅笔者发在头条的文章《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

　　（3）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大禹治水事件因何发生，伊雒竭夏亡是怎么回事，《禹贡》的真伪如何，以及《蜀王本纪》为何与中原传说具有明显的对应性，都是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按照笔者建立的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则可以知道大禹所治之水其实是由大地震引发的，所治水域为岷江流域，大禹即蜀地文献的杜宇。具体论述可以参阅笔者的文章：《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

　　（4）《山海经》的形成，在隋唐以前一直认为与禹、益有关，而唐以后屡被质疑。而笔者运用“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则肯定了《山海经》出自禹益是有历史根据的，并较好地解释了《山海经》的成书问题。具体可以参阅：《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

　　围绕着”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笔者已经在头条号发布大量文章。后续文章在笔者整理后，也将陆续发布出来。这里不再一一细举。

　　总之，当我们重建夏史体系之后，会发现先秦文献与《史记》体系原来存在冲突的地方现在可以更好解释，西部许多民族的形成也可以得到更好的认识，同时，早期中国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可以得到更好理解。因此，根据这些研究，笔者的结论是：三星堆遗址确实中国人一直在寻找的其中一处夏都。

　　以上观点，欢迎大家的讨论。如果朋友们对三星堆、先秦史以及《山海经》研究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我。我的口号是：研究三星堆，关注古史微。最后，请大家记得点赞哦。

这个可能性不小，因为三星堆遗址和已经所谓的夏朝遗迹二里头遗址有着太多的相似点了，简直就像是一个政权下的时代产物。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古蜀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陶器和青铜器）都跟目前公认的夏代晚期遗址二里头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陶器最能体现一个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概况。而作为三星堆和二里头都使用一种叫做陶盉（hé）的陶器。三条腿，手叉腰，顶上半开，插一个短小的管状流；风格上也很相近，都很瘦高（当时其他地区还流行一种土肥圆的陶盉），细长腿、束腰，鋬像宽面条一样而且很长等等。

二里头有一种典型青铜器叫做嵌绿松石青铜牌，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嵌绿松石青铜牌，二里头发现了3件，三星堆遗址发现了3件，造型都极为类似。

在古蜀国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玉钺，其顶部刻有精致的兽面纹，而此纹样居然和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极为类似。

此外，在二里头牙璋是非常重要的礼器，而在三星堆同样出土了不少牙璋，而且造型基本一致。

建立三星堆文明的古蜀国人本来就是从西北地区迁徙到今天的四川地区的。迁徙路线为先从西北地区南下，通过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进入成都平原，最终建立古蜀国。在夏代和西周时期，古蜀国都和中原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人的伐商联盟就是以西部的亲缘部族为主，其中就有古蜀国。

在《尚书·禹贡》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夏人与古蜀国联系密切。

《禹贡》展现了夏王朝丰富的金属矿冶知识，其中一个让人惊讶的点是虽然整本《禹贡》都是以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南部来叙述，但是作者居然对四川西北的岷山有详细的了解，而且对四川所在的梁州居然是以岷山为中心的进行空间定义，这与后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视角有显著不同。

这反映的其实是夏人是以西北部的岷山地区保持与古蜀国的亲密关系的。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尧舜禹时代山西、陕北这两个夏人所在的核心区与川西和甘青的往来，其规模与紧密程度都要超过后来的商代和周代。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禹贡》是一部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学者邵望平经过长期的研究后指出《禹贡》保留了大量上古时代的讯息，该书很可能是龙山时代，也就是尧舜禹时代的作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也认同这个观点。

他曾指出《尚书·禹贡》篇是传颂大禹最具影响力的传世文献。它清楚地定义了禹迹世界的范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一个需要步行历时数月才能横跨的地理空间。在这个想象的文明空间中，《禹贡》的核心使命——导山导水、划分州域、描述地理、土壤分类、田地定级、列举纳贡的物品和路线等内容都凸显出宗教权威与政治理想的紧密结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古蜀国三星堆文明和夏王朝不论在出土文物层面还是历史文献记载方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