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蒋介石是什么反应？

1971年10月29日16时45分，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周书楷一行如约抵达白宫，准备与刚刚从北京归来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会面。在焦灼的气氛中，周书楷一行在走廊上等待了近半个小时，终于得到允许，被请进了基辛格的办公室。据说双方见面后气氛尴尬，基辛格对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老布什破口大骂，声称老布什没能拖延投票时间，最终导致了美国与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失败。

这位刚刚与中国共产党人敲定了尼克松出访中国细节的犹太人愤愤不平，言之凿凿地表示：“我仍在北京时竟获悉投票将提前举行，此中关键现今反省，实在是我没有介入实际战术的运用。布希大使（即老布什）应有办法使投票拖延……当我们变更对中国政策时，我个人认为贵‘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最少尚可维持五年。”

基辛格的言辞之恳切、态度之坚定，让刚刚被驱逐出联合国的台湾当局“外交部长”一行人稍稍感到了一丝安慰。周书楷等人随即问道，既然眼下木已成舟，中国重返联合国已成定局，那今后美“台”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呢？

在周书楷这些人面前，基辛格展现出了一位外交家的真正风采——他一方面语气坚定地表示“美国绝不背弃贵‘国’”，另一方面却顾左右而言他，对周书楷等人提出“美国应以公开声明确保美‘台’关系维持”的要求置之不理。在他精妙绝伦的话术之下，周书楷等人竟然深感基辛格“态度诚恳”，较罗杰斯（美国国务卿）“友好得多”。

几十年之后，这些“中华民国”的“外交官”们终于从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中拼凑出了事件的全貌，让他们惊愕不已的是，经常让这些“外交官”难堪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其实是真心实意想把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而看上去“态度诚恳”的基辛格，却始终都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不过眼下，这些“外交官”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回到台北后，究竟会被蒋介石如何对待。

1971年10月25日深夜，联大第 1976 次会议做出第 2758 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台湾当局“代表团”退出会场。

蒋介石的心理准备

1971年11月2日22时，周书楷一行飞抵台北。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前来接机的蒋经国并没有对他们予以责备，反而是对其好生安慰了一番。而差不多一个月后，“代表团”成员向蒋介石亲自汇报时，更是惊讶地发现蒋介石看上去态度平静，甚至声称自己“已预做退会的心理准备”。

蒋介石真的看开了？

其实不然。

周书楷这些人并不知道，当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的时候，正在花园散步的蒋介石泪流满面，连为自己戴上帽子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完成，直接将帽子掉到了地上。对蒋介石来说，他上一次这般失态还是在1964年——那年中国大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蒋介石大受震撼，迅速约见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因，在会面时蒋介石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包括“大陆的原子弹就是为了摧毁我的”“一旦我被摧毁，大陆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展核武器！而你们则无法对其进行核报复，因为欧洲人会阻挠你们”“我被摧毁之后，中苏关系就会迅速缓和，因为苏联人知道，只有我能够埋葬毛”。

根据美国对外关系文献记载，与美国人沟通时一向用语谨慎的蒋介石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写了一封据说是“又长又乱”的信，在信中提出了种种匪夷所思的建议。而美国人则非常克制地表示自己不会因为中国核试验成功了就考虑跟其打核战争，恰恰相反，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实际上突出了‘红色中国就在那里’的事实，彻底摧毁了蒋介石的‘内战还在进行’的命题”。由此，美国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

不过要说蒋介石对此没有丝毫准备，倒也未必。台湾当局以一隅之地托庇于美国武力之下，与大陆对抗20余年。单只是一个联合国里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先后就出现过数次波折，因此你说蒋介石对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那肯定是不对的。

实际上在1951年，蒋廷黻就已经请示过蒋介石，道是远洋沟通颇不方便，若是大陆乘朝鲜战争之威重返联合国，那么他们这些“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的“外交人员”，究竟应持怎样的态度。蒋介石毫不犹豫，立刻便作出了抉择：“我们复国基础有二——在国际上，法律地位的凭借，则为联合国；在内政上，则为复兴的基地台湾。这两个基础，皆甚重要，但其根本，还是在台湾。如两者不可得兼，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而确保台湾。这是我政府到了最后不得已时之唯一政策。”

1971年5月20日，蒋介石（右）在台北为去往东京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送行。此时的蒋介石面对国际外交现实，勉强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双重代表案”，但表示至少要确保台湾当局的安理会席位，“以保障中华民国的基本立场和联合国宪章”，否则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对蒋介石来说，联合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社会的重要舞台，乃是他博取外国承认的重要战场，当然马虎不得；但台湾地方虽小，却是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后一块能够承载其权力的实体所在。从二次革命到抗日战争，失去地盘军阀的下场，蒋介石已经见得足够多了，因此他一口咬定，台湾才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东西，为此他甚至可以放弃自己在联合国的一切。所以在万不得已之时，放弃台湾在联合国里的代表权，他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

因此联合国里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一方面在嘴上立场坚定，高喊“汉贼不两立”的口号，在与各国——尤其是美国——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得寸步不让；而另一方面，则不时以默许、暗示等方式对台湾当局的“外交官”们进行遥控，以求在实际操作中能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手段后来被日本学者总结为“重视原则的‘强硬外交’和对美‘协调外交’的实质性妥协”。

只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前夜，蒋介石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外交手段终于出问题了。

沟通的纰漏

我们的故事要从1971年4月24日说起。这天下午4时，蒋介石在台北的中山楼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罗伯特·墨菲。

两人谈话的内容是当时美“台”双方的最高机密，为了保密，墨菲甚至没有动用美国驻台“大使馆”的电报线路，而是在自己返美后手书了一份报告，面呈尼克松。在这次会面中，墨菲表示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最新构想，那就是“双重代表案”——在美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案”节节败退、而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排蒋容共案”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美国人认为以“双重代表”的方式将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里，乃是眼下最为稳妥的办法。但他同时也保证，“没有得到蒋总统同意前，美国不会，也无法对双重代表案骤下定案”。

蒋介石对墨菲的来意心知肚明。因为就在6个月以前，他刚向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下达了所谓“汉贼不两立”的指示，声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谋略皆是枉费不成”。因此台湾当局的“外交官”在多个不同场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双重代表案”的不满，这让美国人十分头疼——就在蒋介石忙着向万里之外的手下们下达重要指示的同时，基辛格也在组织召开“中国代表问题研究会议”，会议研究的成果是一份长达41页的《中美联合国会籍问题全面政策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继续坚持“重要问题案”的唯一下场，就是美国在联合国里遭遇一次彻底的失败，这不仅会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国际威信，而且会让所有国家都对美国死板僵化的外交政策产生怀疑。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现美国渴望永远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诚心与意愿”。

精于算计的基辛格提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乃是“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同时反对驱逐中华民国”。这一方案不仅能在国际社会面前树立美国乐于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形象，更不用背上“抛弃盟友”的恶名，还能从支持“两阿方案”的国家手里分票，最妙的是假如中国坚持“台湾不走、我们不来”的话，那么这次理亏的就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了！

1958 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罗伯特·墨菲（左）和英国前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哈罗德·比雷（右）乘坐飞机去往巴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进行“斡旋”。

基辛格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然而他偏偏忘了考虑蒋介石的反应。所以当美国外交官们四下寻找台湾当局的“外交官”，试图与他们就这个方案进行交流的时候，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都不赞同这个方案，大家的口吻出奇的一致：我们希望美国能坚持“重要问题案”，我们反对“双重代表案”。

在经过了长达数月的暗示、说服乃至恐吓之后，一无所获的美国人终于搞清楚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他们这次派出了“特使”，试图直接与蒋介石进行沟通，当面来说服这位固执的老人。

这不是美国人第一次就“双重代表”问题来征求蒋介石的意见了。1966年时“两阿提案”一度濒临突破，当时美国就曾想让蒋介石答应“双重代表”案，在联合国里搞“两个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曾亲自登门对蒋介石进行试探，询问他对“双重代表案”的态度，而蒋介石对此则嗤之以鼻。作为报复，蒋介石拉着马康卫大谈自己已经策划多年的“反攻大陆”计划，似乎要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虽然寓居小岛，但依然是中国的领袖。

不过眼下时过境迁，就在几天之前，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已经展开，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应邀访问了北京，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开始和解。尼克松相信，任何明智的领袖都会在这种情况下作出让步，以换取美国的支持。而这次被尼克松派到台北的“特使”，身份也颇为特殊：罗伯特·墨菲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负责远赴非洲处理法国投降后的北非殖民地反法西斯势力整合；后来又出任美国首任驻日本大使，参与朝鲜战争的谈判事宜，一度主管美国的联合国事务，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德高望重。因此蒋介石必然不会向当年对付马康卫那样，用荒唐的“反攻大陆”计划来搪塞他。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代表团在北京游览长城。

的确，蒋介石在墨菲面前终于直抒胸臆，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勉强可以理解美国人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难处，但依然希望美国能够以“重要问题案”来阻止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不过万一美国人非要提出其他方案的话，那至少要确保台湾当局的安理会席位，“以保障中华民国的基本立场和联合国宪章”，否则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毫无疑问，墨菲特使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位76岁的退休外交官终于从蒋介石口中拿到了可靠的保证，然而当他返回华盛顿复命时，基辛格等人忽然发现了一个要命的纰漏：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太大的缘故，墨菲在答应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时，竟然忘了自己没有得到授权，根本没法“确保中华民国的安理会席位”！

于是墨菲这一去之后，美方忽然没了动静。

末日的丧钟

1971年7月15日19时45分，尼克松在没有提前通知台湾当局的情况下突然发表全国讲话，表示“我已派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在其最近的世界之旅中前往北京”，同时尼克松将“在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

这个消息宛若一颗原子弹，在蒋介石的头上炸开了。据说蒋介石闻讯后当场失态，破口大骂尼克松；而台湾媒体也一反常态，称尼克松“险不可测、原无信义可言”“自贬身价、降格以迎”。而也就在尼克松发表全国讲话的这一天，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联袂而至，向第26届联大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

惊慌失措的台湾当局“外交官”们依然在做着徒劳的努力，“驻美大使”沈剑虹不厌其烦地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确认着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然而问题在于罗杰斯压根就不知道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到底是什么！基辛格出访中国的整个行程都是高度保密的，而尼克松几乎没有对罗杰斯透露任何多余的信息。

尼克松长久以来对国务院的厌恶终于收获了累累硕果：7月18日，国务院在备忘录中表示“原本机会很小的双重代表案及任何形式之重要问题案”由于基辛格访华消息所带来的冲击，“机会在减小”。而尼克松却在此时丢给了国务院一个最为棘手的工作：在8月初之前，搞定今年联大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细节。

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尼克松敢于放手让罗杰斯他们去搞，是因为基辛格在北京试探过中国人的底线，而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他，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案”。因此只要美国能让双重代表案进入联大表决环节，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无论有多少张赞同票，中国都不可能接受以这样的方式重返联合国。然而由于缺乏对细节的了解，罗杰斯等人却将问题复杂化了，他们认为既然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那么必须要对现有的“双重代表案”进行彻底地修改。而很显然，单单只是将新中国迎回联合国已经不够看了，必须把安理会的席位一并送给他们，才能把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里！

基辛格日后曾讽刺过国务院在对华问题上的愚蠢，他说：“在对华行动方面，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情，因而他们能够一意孤行坚持要这么干。”

很快，压力便从美国人身上传递到了蒋介石身上：7月1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见了“驻美大使”沈剑虹，指出“如用双重代表案而不与中共安理会席次，而仍由台湾保持之，亦难获通过”，因此希望台湾审时度势，好自为之；23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面见蒋经国，不断劝诱其放弃安理会席位。

玉碎？还是瓦全？

蒋介石很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7日，周书楷正式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了官方说明：“中华民国”愿意接受美方的一切条件，但希望美国帮助“中华民国”尽量留在安理会内。不过，为了保全面子，在明面上他们还是要对“容匪”的“双重代表案”批判一番的。沈剑虹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这个拧巴的政策进行了总结：“台湾愿意策略性的让步，是因为评估中共不会依此‘双重代表’的模式来加入联合国。但台湾对外不会公开表示支持‘双重代表权’案。”

1970 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左）在白宫向总统尼克松（右）报告关于中东问题会谈的情况。

共产党人果然没有让蒋介石失望，8月2日，美国正式声明，表示支持“双重代表案”；而两天以后，新华社对美国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日，周恩来公开表示：“如果两个中国的局势在联合国内出现的话，中共将断然不会接受联合国之席位。”

大陆的声明让原本异常焦虑的台湾当局“外交官”们忽然放松了下来，他们现在相信中国与美国之间应该是没有任何私下密约了，否则中共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连续发表措辞如此严厉的声明。然而峰回路转，由于在联署“双重代表案”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对美国没有明确指出安理会席位到底要给谁，因此不堪其扰的尼克松竟然在9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态：“我们允许且将投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自然，这也表示给他们安理会的席位。”

一石激起千层浪。

原本还在紧张激烈地策划着联署“双重代表案”的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忽然多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双方彼此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9月18日，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黄少谷致电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大家应做最坏的打算，若“驱蒋”提案有望通过，“则不惜推手，决不受辱”。而10月5日，基辛格再度出访中国的消息让分歧重重的美“台”双方再度陷入互相攻讦的状况之中，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台湾当局在联合国里的日子，只剩下最后几天了。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台湾当局的“外交官”从来都是谨小慎微，在联大会议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连联合国语文司中文翻译处里的工作人员都特别清闲——因为怕英美友人听不懂自己的语言，所以台湾当局历任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基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以此为荣。1950年，伍修权率团参加联大会议时曾辛辣地讽刺过国民党代表，道是：“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20多年的卑躬屈膝，依然迎来了末日的丧钟。在最后的日子里，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施展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每日穿梭于联合国总部大厦的各个房间之中，一遍又一遍地估算着票数。然而由于提案时间太晚、美、日、蒋三方对外宣传口径不一、加上尼克松访华消息带来的冲击，这些“外交官”所做的这些努力，最终全都化为了乌有。

1971年10月25日的深夜，联大第1976次会议做出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纽约的街头车水马龙，联合国大厦里掌声雷动。而以周书楷为首的“中华民国”“外交官”们却泪洒街头，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本文经“国家人文历史”（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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