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购房也很难：称找工作三个月找房三年

　　我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来研究中国居住史，发现中国历史上至少有四个时期闹过“房荒”，包括唐朝中期、南宋前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

　　在这四个历史时期，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不但买不起房，甚至连租都租不起，即使租得起，也未必租得到，因为空闲住房实在太少，远远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

　　其中又以民国时期的房荒最为明显，尤其是从1945年日军投降到1949年大陆解放那段时间，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居住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

　　不信您可以翻翻民国文献里的相关记载：

　　在上海，“居住问题本来就严重，战后更加严重，街谈巷议，除了房子和金条，别无话说。”（1946年第6期《香海画报》第七版）“大多数的勤劳大众无家可归，住茅棚，睡马路。”（1947年第2期《香海画报》第四版）

　　在重庆，“找房子比找工作还难，三个月可找着一个工作，三年还找不着一间房子。”（1945年第81期《西风》第338页）

　　在武汉，“人口众多，房屋稀少，致房租高昂，现在汉口之房屋租金不收法币，多至数十银元至百余元，至少需银元十元，一般市民因收入太少，不能负担，数家聚住一屋，苦力劳工则连数家聚住亦不可得，只好搭窝棚住宿。”（汉口市社会局1947年6月编写的工作报告）

　　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居民，如果在抗战前没有买下房子，或者其房产在抗战中不幸被日军炸毁，那么抗战胜利以后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一套房的。绝大多数无房市民决不奢望能买上房子，他们只盼望有一天能租上一所大房子，从此不用再跟其他家庭拼租，并有能力负担起高得吓人的房租。

　　在那个时代，只有权贵、富商和大明星敢于买房，而大明星买房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影后胡蝶在上海住的是租来的石库门，名伶吴素秋在上海也是租房居住，曾经跟孟小冬齐名的曲坛大腕童芷苓不但租房，而且还住在小小的亭子间里面（参见1946年第42期《快活林》第7页，原题《十根金条租房，童芷苓住亭子间》）。京剧演员李世芳抗战时在北京椿树胡同租房，抗战后搬到无量大人胡同租房，后来看中了兵马司前街的房子，一问价，居然要二十万美元（当时美元非常值钱），只好望房兴叹，继续租住。

　　民国明星的收入并不低。上世纪三十年代，唱京戏的名角一天可以拿到几十块大洋到几百块大洋的“包份儿”，相当于丝厂工人半年的工资（参见1933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本市附刊》，原题《天津市的梨园生活》），跟梅兰芳齐名的京剧演员程砚秋一个月能挣八千块大洋，是著名作家鲁迅月收入的几十倍，是普通技工月收入的几百倍，是农村保姆月收入的几千倍！所以在抗战前，很多明星大腕都住着豪宅，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他们买得起。但是抗战后就不一样了，房价飞涨，货币却在迅速贬值，靠工资吃饭的公务员和教师饿了肚子，进得起戏园子、买得起电影票的观众越来越少，明星的收入自然也开始暴跌，所以凡是抗战前没有买房的演员，抗战后就别打算再买房了。

　　只有极少数明星敢于在抗战后置业。1947年，从上海返回北京定居的梅兰芳从北平电车公司手里狠心买下一所二手的四合院，花了法币整整七亿元！当时法币已经贬值，但七亿法币仍然是绝大多数民国市民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巨款（参见1947年6月30日《中外春秋》第一版，原题《梅兰芳北平买房子》）。

　　为什么抗战胜利后的房价会那么高？住房会那么紧张？因为八年抗战消耗了中国的人力和物力，日本军队毁坏了城市的道路和房子，可供居住的住房比战前少了一半还要多，而战后返回家园的难民和复员军人又急需住房，故此一时间房屋供求矛盾极为突出。

　　除了战争因素，通货膨胀和囤积居奇也是造成解放前房荒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由于国共内战，财政赤字，国民党大量发行法币，使得法币从1946年起开始迅速贬值，物价一天一个样。为了使手里的财富得以保值和增值，一小撮有钱人纷纷囤积商品，囤积地皮，以及尽可能多地购进房产。这样一来，大量房屋在短时间内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市面上的住房供应肯定更加短缺，房荒肯定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