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制度

古代办案重“口供”，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办案特别是打击政敌时的不二法宝。

一些朝代规定了法定刑讯工具，唐朝使用的是“囚杖”，宋朝使用的是“荆子”，清朝使用的是“竹板”或“夹棍”，也就是说，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使用这些刑具是合法的。汉朝重用张汤、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武则天重用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朱元璋、朱棣等明朝皇帝创立的锦衣卫和东、西厂等机构，无一不是靠“刑讯逼供”而臭名昭著。

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不仅“以其人之道”，刑讯逼供了自己的“同伙”周兴，发明了成语“请君入瓮”，还撰写了一本让世界人民震惊的著作《罗织经》。

此书不仅是“整人经”、“害人经”，还是“刑讯经”，收录了“凤凰晒翅”、“玉女登梯”、“仙人献果”、“突地吼”、“死猪愁”等刑讯逼供手法，比“躲猫猫”的科技含量要高得多。审讯前，来俊臣一般先请囚犯“参观”刑具陈列室，囚犯们看后，很少有两腿不发抖，冷汗不直冒，精神不崩溃的，再清白的人也都乖乖认罪。明朝锦衣卫和东、西厂等机构，又把《罗织经》的精髓发扬光大，酷刑之下，不知平添了多少冤魂。

尽管刑讯逼供肆无忌惮，但史上仍有一些人勇敢的人站了出来，给残酷的刑讯逼供史平添了些许温情。

首先，一些明君通过法律抑制刑讯逼供。《秦律》规定：“能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根据这一原则，秦朝又对审讯罪犯做了进一步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更言不服，其律当治者，乃谅（笞掠）。”东汉时期，有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充斥司法领域，东汉拷讯之酷、司法之黑暗不难想像。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意思是只能对涉嫌抢劫的犯人审讯时动刑，其他类别的犯罪不得搞刑讯逼供。

尽管有法律抑制，但仍有不少官员为了提高破案率，也会钻法律的空子，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引得天怒人怨，于是，历史上第一个向刑讯逼供宣战的人闪亮登场。

此人就是东汉和帝皇后邓绥，她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近16年，临朝期间，她不仅6次大赦天下，而且通过亲自审问囚徒，平反了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中免去死罪的有36人，其他罪过的80人，并严惩了16名为泄私愤而搞刑讯逼供的官吏。

如果说邓太后是以一己之力，点燃了古代反刑讯逼供的第一缕光亮的话（春秋时期曾有“晏子巧谏齐景公减刑戮”的事，但那是针对刑罚酷刑，而非针对刑讯逼供），那么隋文帝则是从理论和制度层面，第一次全面规范了审讯工作，被称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皇帝。

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勤劳思政，励精图治，实行开明统治，不断减轻刑罚，宣布：“尽除苛惨之法”，然后颁布《开皇律》，不仅从法律上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还禁止在审讯阶段，对囚犯实施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隋书·刑法志》就规定了审讯囚犯的数量、方式以及实施刑讯的前提等，凡违法进行刑讯逼供的，要严加追究。

不仅如此，为了有效防止地方官刑讯逼供、草菅人命，还规定“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复核”。隋文帝的做法，成为中国法制史的里程碑，对后世审讯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不仅承袭了隋朝的做法，还做了难能可贵的具体规定：“对于年长、年幼和残疾人不得进行刑讯逼供，对于违反规定的，统一以故意违反法律论处。”《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当前，我国刑法规定的对于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罪的，一般不判处死刑，对于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一律不适用死刑，可能源于唐朝的“不合拷讯”精神。而唐律规定的“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也大抵是当下“一人证虚、二人证实、三人证死”的渊源。

武则天时期，尽管重用刑讯逼供的酷吏，但最终也在民怨沸腾的反对声中，在一些忠直大臣的冒死揭发和进谏下，这些酷吏最终结局悲惨，成为历史的垃圾。如周兴、索元礼等“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个在被流放途中被仇人杀死，一个惨死狱中，而最“酷”的来俊臣被武则天下令斩于洛阳西市。行刑之日，人皆相庆，行刑后，众人争着剜眼、剖肝、吃肉，转眼之间尸体就消失了，又骑着马践踏尸骨。至此，唐朝反刑讯逼供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三酷吏”被严惩后，唐朝就再也没出现过“酷吏时代”。

据此，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评价古代刑讯逼供时认为，“唐代拷囚之法最有节度”。

北宋是史上相对注重人权的朝代，不仅承继了隋唐的进步做法，甚至一度曾打算废除刑讯逼供，尽管最终没有成功，但也说明了当时统治者认识到了刑讯逼供的巨大危害。明朝法律也规定：“对年老或有病的犯人不能刑讯，对于依法需要刑讯的，要使用法定刑具。使用不合规定刑具的官吏,要除名。故意讯问平民的官吏,抵罪。”清朝基本上沿用明律，直到戊戌变法后，古代刑讯制度才基本废止。

尽管历史上一些明君贤臣，在反“刑讯逼供”的斗争中，态度很坚决，成果很丰硕，一些嗜好刑讯逼供的酷吏甚至因此落马或被杀，一些千方百计抑制刑讯逼供的法律也相继出台，但由于专制加上落后的科技手段，决定了刑讯逼供仍是“重口供轻证据”的古代司法无法治愈的毒瘤。比如，明朝虽有法律规定抑制刑讯逼供，但直属皇帝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为了消灭政敌而逍遥法外，大搞刑讯逼供，造成了在那时，一个被怀疑的政敌是否有罪，不是靠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

正如一位曾因刑讯逼供被判处13年徒刑的美国警察布鲁蒂在服刑时说：“并不是我们创立的这种机制，也不是我们发明了凶狠手辣的招数。我们只是从上任那里接过来，我们是这些东西的传人。”

由此可见，即使如现代科技发达的美国，仍存在大量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刑讯逼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我国古代那些与“刑讯逼供”作斗争的人们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