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日本战败日：历史的记忆与失忆

日本灾区满目疮痍

一、大江的记忆与村上的失忆

去年7月，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水死》出版中译本。在这部小说中，大江借助英国学者弗雷泽写的文化人类学巨著《金枝》里的杀王意象，隐喻人们必须杀死自己体内的“昭和精神”。何为昭和精神呢？就是超国家主义精神。《水死》的主人公以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去世的大江父亲为原型。故事讲述日本即将战败时，父亲接受青年军官的策谋，欲飞往帝都东京轰炸皇宫，炸死天皇以挽回战败投降的悲剧结局。但在一个洪水肆虐的夜晚，父亲携带的“红色皮箱”，独自乘坐舢板顺流而下，却因翻船溺水身亡，那只红色皮箱后被警察送回。

这个故事情节当然是个隐喻，隐喻什么呢？原来，遭致日本走向战争，走向战败，走向种种的社会危机，均来源于一个地方，来源于一个有着护城河围绕的一块方圆之地——皇宫。当然皇宫仅仅是空间的表征，但它还操纵着时间。奇妙的是它在操纵时间的同时，又在着实地控制着空间。能操纵时间控制空间是种什么力量呢？或者说是种什么精神呢？大江说就是绝对天皇制。日本人只有奋起斩杀存留在日本人精神底层的这个无所不在、庞大无比的“王”，才能迎接给日本带来和平与安泰的民主主义这个“新王”。

大江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战争时期的昭和精神，也即是超国家主义的幽灵还在日本人心中游荡。大江在担心将来一旦听到“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实际上安倍等人已经于去年4月在冲绳举办的“主权恢复日”的庆典上，高呼过了）再次响起，日本人是否还会疯狂地去杀人与自残？越想越觉得这个前景可怕。因此他写小说《水死》，就是要将超国家主义这个“幽灵之王”杀掉。

1969年8月，大江开始在《世界》杂志上连载《冲绳札记》。这本小册子后来在岩波书店出版，一路畅销了十多年。战争不仅仅是残酷、血腥、压榨、悲剧和荒谬的代名词。战争还必须和看似真实的谎言作斗争，还必须为了还原真实，与谎言作理性的厮杀。这是读《冲绳札记》最直觉的感受。因为在茫然地，或者黯然地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会发出冷笑，连自己都讨厌的冷笑。大江在札记里写道：“某天凌晨，古坚氏突然死去。他生于冲绳、长于冲绳，他的死也清晰地昭示了冲绳。接到他死讯的那天凌晨，我想到自身的死亡问题，想到袭向友人的死有可能也正伺机袭向我，那如死亡的恐惧一样的恐惧、无力感、孤立感和悲观情绪扼住我的喉咙，让我不顾体面地流着泪水：在死亡来临之前，对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能交出自己的答案吗？”

当今年的8·15再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又让人着实感到如何将战败日还原成祭日，还原成对“满洲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为止的15年中战死的250万日本人“英灵”的祭日，这就是战后69年日本人意识形态总决战的最丰盛的成果。套用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话说“这确实是一个用意深远的政治谋略”。而东京大学的另一位学者高桥哲哉早在2005年就出版《靖国问题》（筑摩书房）一书，就将这个意识形态总决战概述成“情感的炼金术”，通过号称具有“神格”的天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把250万死者的遗属的悲哀转化成看似沐浴着“神的光辉的喜悦”。

从这一意义上说，靖国问题的逻辑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为战死而悲痛，而是把对战死的悲痛如何巧妙地转换成欢乐，否则国家就无法在新的战争中动员国民上战场。这也是在每年8月15日的靖国神社里，总是看到游人如织的场景。约会的青年男女与出游的家庭，带着轻慢与轻松，喧腾着，笑闹着。而死者静默着，沉睡着，在阴湿的土壤里消解成无人知晓的无机物。有一些老兵还穿着当年的军服，神气活现地在阳光下拍照留念。有几个是为战死者而悲痛？更有几个是为受害者而悲痛？在“追悼”与“彰显”之间，日本的政治家们总是在笨拙地玩弄历史情结与历史情感的游戏，他们总以为他们有他们的生死文化，他们有他们的传统物语，而一切的责难与批判都是非日本文化圈的人因误解而生。他们想不到的是揭穿这些谎言推翻这些不实之词的，恰恰是来自于他们体制内的“公知”。于是，8·15的战败日就成了公知们的记忆日，政客们的失忆日。对此大江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新一代文学家须在可怕的孤独中进行暧昧的战斗”。

村上春树在2003年发表《海边的卡夫卡》小说。其背景是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他在位的第一次参拜。此时日本国内的民众和文化界沉浸在一种如何面对20世纪战争的历史迷惑中。于是，村上小说的寓意便是：或许是我杀了人，我却没有记忆（失忆），由此获得虚幻的精神慰藉。简而言之，村上作品中至关重要的关联性人物中田是一位在战争中失去记忆的人，是他在“失忆”的状态下杀死了卡夫卡的画家父亲（他乔装改扮成狂人琼尼·沃克）。相反，离家出走的卡夫卡没有杀人，却在梦境醒转之时发现衣服上沾有血迹并获知父亲被杀。

对此评论家小森阳一说，对《海边的卡夫卡》的解读其实无法脱离日本社会的现实语境，它包含了特定的隐喻。比如小说写一块入口石，这块入口石先保存在神社，后来又从神社搬了出来。主人公卡夫卡少年最后走进了死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遇到了从日本军队里逃亡出来的士兵。这里显然的话语语境是，昭和天皇作为最高统帅者发动战争，而为天皇而死的士兵作为英灵被祭祀在靖国神社。但从战争中逃亡出来的士兵就无资格被视为英灵，所以只能在死者世界里徘徊。可见关于战争、天皇制等一些问题，在小说里都有所暗示。

小说中还出现了男性强奸女性的故事情节。小说把这种强奸归结为无奈之举，无形中也就等于将随军慰安妇问题归为无奈之举，这就迎合了当时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理。因为《海边的卡夫卡》发表时，正好是日本关于历史教科书以和慰安妇问题，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时期。（参阅《村上春树论——〈海边的卡夫卡〉精读》，平凡社，2006年）。当然不能就此说村上在反战的历史认识上有问题，不能说村上的那句“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的信誓旦旦是伪善的，但通览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集体失忆”确实是他的意识深层里喜欢玩弄的一个东西。

从《挪威的森林》到《1Q84》，从喜欢做爱的绿子到喜欢用针尖杀人的青豆，你能从她们的身上读出什么是8·15的信息吗？你能从她们的身上读出什么是战败吗？再推而广之，类似于村上小说的当代日本文学，从全体性上看都将战争意识放置于一个“集体失忆”的容器中。这就为当今日本社会越来越坚实地走向右倾保守的道路，有意无意地提供了一种集体逃避的方式或迎合大众的“媚俗”途径。这种“原风景”的丧失，使我们更加追忆一些早年有良知的日本作家。如活了100岁的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战后的1946年发表短篇小说《狐》，写一位知识分子不愿支持侵略战争而在乡村养狐。在小说中作者借主人公�c冈的口，说出了负罪意识：相信总有一天，日本要用同样多的鲜血偿还欠下中国的血债。

二、为什么日本人也嫌弃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被日本人称为“东洋的希特勒”。但是他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干净地自决，这至少是他在日本不人气的理由之一。其实，1944年塞班一役，日本兵大败后，东条家就接到无数个要他切腹的电话。第二年的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作为当时最高位的军人东条英机，理应自杀，这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想法。连美国人都这样想：我们接下来就盼等他早些切腹自杀。因为在担任陆军大臣时的东条英机，曾发布“战争训”说：“被生擒做俘虏是军人的最大耻辱。”但他自己就是不自杀。

在战败后不久，东条英机委托医生在自己的心脏部位，涂上黑墨。入浴消失后，自己再用墨笔涂上。看上去好像有了死的觉悟。但是快一个月了，东条英机还活得好好的。于是，在1945年9月11日，依据麦克阿瑟的指令，美军对东条英机发出了逮捕令。午后4时，美军抵达住宅。东条英机走进里屋，拔枪向心脏部位射击。但离心脏太远了。一个多小时后，医生赶来时，他还有意识。原来，东条英机根本没有自杀的念头。只想演戏给外界看看。

日本女学者崛江珠喜在《纯爱心中》（讲谈社，2006年）一书中说，东条英机作为近代军人，整天带着枪，即便不常使用，但射击方法不至于忘记吧。如要自杀，手枪在口腔中发射，这是军队的常识。她写道，东条英机被日本人嫌弃的一个最大理由，就是贪生怕死。他的三个儿子，一个也没有上战场。他的老婆胜子那种多嘴多舌的社交态度，也令人不快。她还想做“东美龄”。

这里，日本人加以对比的是，同是陆军大将，明治时期的乃木希典他真有死的觉悟。日俄战争，日本人虽然胜利了，但在旅顺有6万人的伤亡，乃木希典是责任者。对遗族而言，他是“极恶人”。事实上，在旅顺开战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国内要求乃木希典自杀或辞任或战死的信件就有数千份。回国后，乃木希典认为自己对死者负有道义责任，故对明治天皇提出了切腹的请求。1912年9月13日，在明治天皇大葬的夜晚，乃木希典和他的太太静子先后自刃。这与其说是随天皇而“殉死”，还不如说是对日俄战争所称担的一种责任。

此外，乃木希典的二个儿子胜典和保典都是在日俄战争中丧身。况且在胜典战死不久，保典好不容易被任命为后方的卫兵长，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结果战死沙场。乃木家后续已无香火。二个儿子的死也多少地挽回了他的一些声誉。这也是日本人仍把乃木希典视为“战神”的一个原因。作为祭祀，日本全国仍有五座乃木希典的神社。和乃木希典相比，东条英机真是丑态毕露。

但问题在于《昭和天皇独白录》在1991年由文艺春秋出版。这本有天皇在1946年3月至4月（这期间美国已经明确不追诉昭和天皇的方针）的口述,寺崎英成记录的独白录，第一次披露了昭和天皇对首相时代的东条英机的信任。昭和天皇说，我很同情东条，但是没有强行为其辩护的意思。这句话在平成年间流传之后，日本的舆论对东条英机有了点变化。

1992年读卖新闻出版社出版了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本名岩浪淑枝）的书：《东条英机一族的战后》。以这本书为契机，以东条英机为主人公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于1998年在日本全国上映。演员津川雅彦扮演东条英机。东条由布子带着她的女儿们去看祖父形象的电影，她感慨万分地说，真是时代变了。战后整整50年，“东条”就是一个禁忌，就是一个罪恶的符号。东条恶就是日本恶，憎恨东条就是憎恨日本。现在电影将其形象有所修复，是个好事情。显然，这位孙女嗅觉到了为其丑态毕露的祖父战犯翻案的可能性：日本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异。东条由布子是东条英机的长子东条隆史的长女。1939年出生。祖父被判绞刑她才6岁。

在进入2000年之后，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当时的东条由布子经常在媒体上露面，其直言不讳的讲话方式受到广泛关注。2005年东条由布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希望中国和韩国不要干涉日本内政。不考虑分开祭祀甲级战犯。如果小泉首相对英灵怀有敬仰之情，希望不要说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她曾参拜为供奉战死在菲律宾的日军士兵而建立的“比岛观音”(菲律宾在日本简称比国)，还致力于彰显建有“殉国七士之碑”的“军国主义圣地”爱知县三根山。2013年2月15日东条由布子因间质性肺炎在东京的医院去世，享年73岁。日本年轻的学者林英一在《战犯之孙》（新潮社，2014年）的新著中，将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排在第一位论述。可见，8·15对今天的日本来说，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战败日或投降日，我们需要警觉的也正是在这里。随着集体自卫权的解禁，随着武器向海外输出的解禁，宪法第九条的废弃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当年司马辽太郎说过，统帅权是个魔法杖。扭曲明治国家宪法的是统帅权。历史是否会重演？这是我们今天谈论8·15的最大看点。

三、为什么要授予轰炸指挥官一等勋章？

在美国航空宇宙博物馆里，悬挂着一枚勋章。这是日本国天皇授予美利坚合众国空军大将卡齐斯·鲁美伊的一等“朝日大勋章”。上面标有日期：昭和39年（1964年）12月4日皇宫。盖有昭和天皇的印章。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是佐藤荣作。总理府赏勋局长是岩仓规夫。

其实，决定授予鲁美伊勋章一事，是佐藤政权之前的池田勇人内阁决定的。而且尽力最大的是当时的防卫厅长官小泉纯也，即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亲父。

为什么要授予鲁美伊大勋章呢？他是何许人也？原来与空袭东京有关。

美国B29轰炸机开始轰炸东京是在1944年（昭和19年）11月24日。在空军司令官亨塞卢的指挥下，大白天进行相当高度的精密轰炸作战。不巧这天日本上空吹刮强劲的偏西风，轰炸战果很不理想，轰炸机的损伤也很大。华盛顿统合参谋本部对司令官亨塞卢表示失望，他们决定启用曾在德国进行过精准轰炸的少将鲁美伊为战略空军司令官。一开始鲁美伊也参照亨塞卢精密轰炸的方式，但设定的11个目标只炸毁了一个。终于鲁美伊果断地下结论，对纸和木的日本都市，进行1800米超低空的夜间无差别空袭。

1945年3月10日午前零时8分，投下了约有2000吨的M69燃烧弹，东京下町一带成了灰烬。炸毁房屋27万户，死者10万人。二天后，即3月12日在名古屋，14日在大阪，17日在神户，19和20日在名古屋，29日在九州，4月13日在东京，15日在横滨和川崎，连续地进行无差别地狂轰滥炸。就是这样的恶魔，竟然还被日本人授予勋一等朝日大勋章。应该是记忆的他们是失忆，应该是失忆的他们是记忆。对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对这样一个国家的哲学和伦理，你还能期望他们重新审视8.15吗？你还能期望他们能重新梳理罪恶之源吗？

作家坂口安吾在1942年3月发表《日本文化私观》。他这样批判道：《三国志》里的憎恶，《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里的憎恶，喝血撕裂也不足以解恨的这么一种情感，日本人基本没有。昨天的敌人今天的友人，这种往好里想的，或许就是日本人共有的感情。不能把憎恶贯彻到底，立即忘记憎恶，还迎奉犯过憎恶的人，带有这样的民族性，是不能进行战争的，也是不能反省战争的。

1941年日本在偷袭了珍珠港之后，日本《文学界》杂志开了一次非常有名的座谈会。主题是“近代的超克”。这在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近代超克，就是否定近代超越它的意思。次元是什么？不知道。小林秀雄（1902-1983）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的发起人是河上彻太郎（1902-1980）。他们都是当时日本知识人的代表特别是小林秀雄。他们所说的近代不是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近代，而是欧洲的近代。他们要“超克”欧洲的近代。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嫁接了欧洲的近代。这在他们的身上有所表现。击沉了美国军舰，被认为是对美国和欧洲的胜利，所以要超克，迫不及待的超克。

当时夏目漱石在伦敦染上了忧郁症。他带病回国，开设英国文学的讲座，但还是感觉不好。于是到报社拿工资成了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看来欧洲的近代还是很难超克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知识界都染上了忧郁症。他们吞下这个难以治愈的病，所以要谈超克。这个座谈会在战后不被评价被封杀，就在于它为战争作了思想上的协力。这就使人联想到福泽谕吉。司马辽太郎说，我喜欢福泽谕吉，但是我讨厌他的“脱亚入欧”。因为当时的“亚”，就是中国和朝鲜。至今为止被尊敬的中国和朝鲜要脱离它。一定是发生了要脱离的原因。

福泽谕吉是幕末的幕府里的下级官员。因为需要他做口译，外游了二回。二回都经过了上海。那时的上海基本上也被殖民化了。西洋人的耀武扬威，上海的高楼大厦，中国人奴隶般的生活，给他留下印象。他看到的西洋人（基本是英国人），用拐杖在敲打苦力。福泽谕吉对尊王攘夷也相当讨厌。“我的儿子一定让他成为神父”。这是他很有趣的想法。问题是他的儿子根本没有成为神父。他之所以要这样想，是因为如果是神父的话，就不会被西洋人殴打了。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危机感。亚洲在停顿，中国和朝鲜在停顿。必须从这里脱身，必须投向欧洲，必须从朱子学的独断中逃离。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因此司马在《叫作昭和的国家》（NHK出版，1998年）书中说，什么叫亚洲？谁也无法定义。但在福泽谕吉的眼里，亚洲就是停顿。极端的语言表现了极端的思想。停顿是欧洲人用的语言，但他喜欢。

实际上，这才是一切罪恶的祸根。何为停顿？即便停顿与你有何相干？何为超克？为何一定要超克？但以停顿与超克为口实，往往就是干预、侵略、战争的顺理成章。日本战败已经69年了，但日本人总是一副心有不甘、意有不从的样子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好像世人忘记了他曾经扮演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正是顺着这个思路，日本人才会做出给狂轰滥炸者授予勋章的“蠢事”。因为日本人感到正是因为你的轰炸，才迫使我止住再战的脚步。美空军司令无意中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大勋章就给了救世主。这就和二个原子弹一样，日本人并不为此憎恨美国人。

四、8·15与3·11：同一逻辑的通道

3·11东日本大地震是日本战后史的必然归宿。把8·15和3·11搭在同一逻辑的通道上，这是日本作家兼学者笠井洁在《8·15和3·11——战后史的死角》（NHK出版，2012年）中，对这场天灾和人祸所做出的最具新意的反思。如果说日本二战中的战败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失败和经济生产力失败的话，那么，战后日本对美国的万事乖顺，以此追求所谓的“和平与繁荣”，则是冷战意识形态的再出发。签署日美安保这个“潜在的核保有”与日本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电力供给，就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日本在荒凉的乡村，在“和平与繁荣”的交叉位置上，建造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战后繁荣支柱——核电站。因此，不对8·15以后的战后日本史作彻底的批判，就不能真正反省3·11的历史教训。

笠井洁在书中指出，看看围绕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战争决策层的丑态，8·15显露出的日本人心性和共同体意识，丸山真男把它概括为“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这种日本人特有的心路历程，作者则把它定位为日本式意识形态——“历史意识欠缺”。以8·15为终结的那场“无谋的战争”背景，确实有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战争决策层的“村落心性”。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对看不到世界大战历史图景这个历史意识的欠缺，才是日本对美国发动必败的太平洋战争的最大要因。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怠慢于从根本上再检讨核电政策的战后日本，犯了同样的历史意识欠缺的错误。因此作者认为如果不对日本式意识形态作深刻检证的话，围绕8·15和3·11的反省也会堕入到日本文化论的庸俗变种中去。

检视从丸山真男到三岛由纪夫为止的战后日本思想，再审视从1960年日美安保到7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再到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破灭，再到三年前的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战后日本史，我们看到其根底部是历史和地理的宿命病理在这个国家起作用。荒凉的“原子能乡村”最深层之处泛滥着日本式的意识形态。8·15和3·11则是这种日本式意识形态所带来的两大历史破局（可理解为一种国家战略的彻底失败）。这里的逻辑力量在于：战败的历史结果必然催生出福岛核电站这个国家肌肤上的“恶瘤”。而对战败的8·15还没有能真正反省的日本人，在追求所谓“和平与繁荣”的战后社会中，又撒上了3·11灾害的种子。照笠井洁的说法，这才是一般人不易看出的“日本战后史的死角”。

3·11破局的意义就在于证实了日本在战前和战后所犯的罪行与错误，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当然，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欠缺历史意识的日本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要摆脱这种深入到根部的“败北的精神构造”。而一旦无法摆脱这种“败北的精神构造”，日本人还将在同样的道路上不思悔改地迈进，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大的破局。

这就使人联想到1969年日本激进的年轻人组建联合赤军，1972年发生震惊内外的浅间山庄事件。之后在1995年发生奥姆真理教徒制造的地铁沙林杀人事件。这些事件的本质就是对战争事实与历史问题没有彻底清算的日本，其暴力这个行为通过一种方式被沿袭被继承了下来。对日本军人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没有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清算，其结果就是暴力结构和暴力倾向残留在当今日本社会之中。快20年过去了，沙林事件的主犯麻原彰晃还活在监狱里，虽然早就判了死刑，但就是不执行。

这就是弥漫在日本社会的一种相当危险的精神倾向：对暴力的清算总是迟到的，总是不到位的，对受害者的牺牲与痛苦的同情，远远不及对加害者的同情。这就又回到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水死》。看来“杀王”意象才是日本的正道。杀死日本人骨髓里的“昭和精神”，才能出现新时代精神的“穴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