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生活的宋明样本

　　现代中国人追忆宋代和明代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是士人主导的社会，它的节奏被控制在“词人”的手里。帝国的时间被改写了。越过皇帝时钟的高大围墙，自主的文化时钟在悄然行走。

　　乐曲是文化时钟的第一样式。但这并非宫廷和寺庙的礼乐或雅乐，而是民间乐坊和妓院的“淫乐”，也就是那种跟“词”结合的情色诗歌，其词牌结构时而短小，时而冗长，填词者可以据此调节时间的短长。演唱通常在大堂或密室进行。每一种词牌都是一种秘密的时间约定。诗和旋律在一起流动，抑扬顿挫，跌宕起伏。得意的官员和失意的士人，据此建构着自己的私人时间。

　　这是一个幽闭的场所，诗意的空间在其间徐缓展开，灵魂和肉体获得了双重的满足。而时间是相对静止的，它爬行在女人的床帏、帐钩和枕衾上，然后在那里沉睡，把人送进时间倒转的梦里。八百年后，我们仍然可以从诗词的节奏里读到时间的秘密。它冻结在那里，示范着一种被仔细调校过的时间。

《蕉荫击球图》宋 佚名 绢本设色 纵25厘米 横24.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还有其它类型的时钟。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道：“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是缓慢的雨钟叙事。它是忧郁的象征，代表失眠、孤独和悲痛。灵魂像水滴一样，在绝望中孕育着微小的希望。而在晴朗的白天，巴比伦日晷将继续讲述时间的故事。孤独的晷针向着灼热的太阳，而它的细长影子在晷盘上缓慢爬移，犹如姿势笨拙的蜗牛。

　　明代人发明的泡茶手法，成为文化时钟的第二样式。一盏茶的冲泡和品尝，是一种新的计量单位。明代士人的内在时钟，缓慢地行走在瓷器和肠胃之间，仿佛是一架利用流体原理的水钟。你甚至可以安静到听见水在体内流动的声息。茶桌的流畅弧线、纤细的靠椅、柔软的丝质靠垫、被微风卷起的窗帷、假山四周的垂柳、以及池塘里嬉戏的鸳鸯，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宁静的事物都跟茶盏结盟，汇入了延宕时间的细流。

　　这两种时钟，都曾改变过中国人的生活。到了晚清时分，经过被复制和移植，江南园林和士大夫时间一起，成为满族皇帝及其家族的享用对象。在圆明园、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帝国的时间变得日益缓慢，并最终脱离了时间的世界体系。但八国联军的火焰，焚毁了这种自闭的时间，迫使它跟世界再度同步起来。新的大英帝国时间体系，由一大堆齿轮传动装置所带动，雄踞在各地海关大楼的顶部，向所有殖民地居民发布时间的律法。而后，各种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的计时器(便携式钟表)开始盛行。而另一方面，报时器也变得更加多样，它不仅来自海关大钟，而且也来自广播电台和有线高音喇叭。

《玩古图 》 明代 杜堇 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

　　1949年以后，中国时间开始了第一次加速的进程。政治“大跃进”的时间体系，支配了全体人民，继而引发前所未有的灾难。晚近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人的第二次时间加速，它把全体中国人送入了更加狂热的财经运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成为一种严厉的国家咒语，它点燃了国家和个体的物欲，令所有人都陷入疯狂的时间焦虑。

　　中国式时间综合征的临床表达，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所有人都自我延展工作时间，而把旅游和休闲视为浪费，导致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急剧下降；第二，不断催熟儿童智力发育，从3岁起就开始了汉语、英语、美术、音乐和舞蹈的训练，卷入应试教育的怪圈，而令幼儿完全失去童真与欢乐；第三，把政绩跟市政建设挂钩，令全体官员都成为高速机器的推动者，而以粗暴的方式(如强制性拆迁和暴力城管执法)，加快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而这种加速运动的后果，只能是诸如高铁追尾之类的恶性事故。

　　这正是所有慢时间开始受到青睐的原因。宋时间和明时间，并非是退回农业文明的理由，却可以治疗我们因时间过速而带来的诸多创伤。这是清醒者开始缅怀旧王朝的缘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速度经济运动导致文化退化，以致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就无法正确返回慢生活的时代。许多人甚至无法阅读当时的文献，更无法理解慢生活的逻辑和美学。

《乔松仙寿图》 明 陈洪绶 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

　　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一些禁语课程开始走红起来。报名者被送进福建长汀的某座著名寺院，被迫禁语两周以上，而跟整个尘世发生临时性隔绝。这是强行放慢时间的精神疗法。另一种辟谷课程，则要求每顿只吃一个苹果、三枚红枣和七颗松籽。其中苹果每咬一口，则必须咀嚼81次以上，有的甚至多达120次以上。整个进食过程被严重放缓。而这种方式不仅改变了吞咽节奏，而且改变了整个日常生活的节奏。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介入——从口唇运动开始，“中国速度”的生活模式得到了矫治。

　　然而，传统的道家疗法，只能修正极少数人的生活方式，却无法改变整个中国的时间程序。时间加速体系是一条巨大的贼船，一旦上了，就很难再度逃离，直到你被强制性退休为止。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样悲剧在重演：一个高速运转的个体，由于突然退休和刹车，造成机体衰弱或崩溃，而被疾病夺走了生命。这是急刹车所带来的精神/肉身的双重危机。

　　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慢生活是最奢侈的愿景，它仅属于极少数能够战胜欲望的人。在这样的场景中，无聊、闲适、缓慢和无所事事，正在成为一种罕见的美德，它反对过度繁忙的时代，而向我们发出了心灵健康的劝告。慢生活是一剂良药，足以用来拯救一架在高速运转中崩盘的国家机器，以及那些为物欲而战的肉身。这是唯一的自救方案，此外更无其它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