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尚武精神是如何消磨殆尽的？

750年之后的今天，在一个有着同似名字、也同样十分袖珍的岛屿上，中国人脊梁的硬度再度面临挑战。
迷蒙的雨雾当中，嘉陵江、涪江和渠江都只剩了影影绰绰的一个影子。山风浩荡，在穿过树梢时仿佛还带着哨音。
2010年10月24日，北方来的寒潮侵袭重庆，重庆北部合川(古称合州)城畔的钓鱼山被笼罩在浓重的乌云之中。尽管是周日，游人依然很少。一块写着擅入工地罚款50元的告示牌，立在已经被彻底拆除、且无丝毫防护措施的护国寺工地上。“被拆迁”的浪潮也没能放过那些石雕的菩萨们，这些来自仙界的“动迁户”被凌乱地搁置在废墟中，苦候着新居的建成。只有古老的城墙垛口上，大条石满是苔藓，记录着岁月的峥嵘。
一切都十分的静谧，丝毫看不出750年前的烽火狼烟。在那同样阴冷的冬日里，4万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钓鱼城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为大宋王朝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 山航海行”(明代杨慎凭吊钓鱼城诗句)。
钓鱼城之战(又称合州保卫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
“独钓中原”的匾额，在宣示着这座城堡骄傲历史的同时，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与无奈。偌大之中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却是中国的悲哀。
750年前那一闪而逝的亮剑阳刚，俨然成为绝唱。620年后(1884年)，一位日本人告诫他的同胞，不要被庞大的中国吓住，因为，中国看上去“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又’睡觉’矣”。这位日本人名叫伊藤博文，他提醒说，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只需要韬光养晦，抓紧把自己的建设搞上去，中国自然会等着被日本迎头赶上，并引颈待戮。十年后(1894年，甲午年)，他的预言实现了。
750年之后的今天，在一个有着同似名字、也同样十分袖珍的岛屿上，中国人脊梁的硬度再度面临挑战。从高山之巅的钓鱼城，到大洋深处的钓鱼岛，中国人钓出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
上帝折鞭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兄弟)。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1251年)，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这座小小的钓鱼城已经5个月了，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春天、春天又成为夏天，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帜依然飘扬在钓鱼山巅，尽管已经被战火弄得有些残破。
他对这座城堡及其驻守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在钓鱼城东门对面的脑顶坪上，搭起一座 望楼，设置了类似今日电梯般的车厢，以缆绳升降。
两年前(1257年)，他在成吉思汗的旧殿圣地上，洒下了马奶，誓师出征。次年5月越过了黄河，在六盘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进攻鄂州(湖北);大将兀良哈台率部攻击云南、广西，然后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四川。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兵分四路，第四路负责攻击襄阳。
各路蒙古军队的攻击十分顺利。蒙哥亲自率领的主力，在以天险著称的四川，势如破竹，南宋守军往往不战而溃。1258年3月，蒙哥顺利地占领了成都，这是他们所享受到的位于南中国的第一个花花世界。
年底，挟战胜之威的蒙古军队，浩浩荡荡开向重庆。但他们没有料到，钓鱼城要塞的守军并没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样，或投降或溃散，反而在山头升旗放炮，将前去劝降的汉人晋国宝斩首示众。
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继续向东攻击。但蒙哥就是不听，非要将这座堡垒攻陷。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 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 望楼。此时，看到翎顶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 望楼彻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1259年8月17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 “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蒙哥之弟)，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 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而一直供奉在钓鱼城忠烈祠中的王立牌位，则在后世不断地引起激烈的争论。

“山之后无中国”

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 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北京)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

“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当时，日本同样面对着蒙哥铁骑的威胁。

在钓鱼城投降前5年(1274年)，忽必烈派军3万、战船近千艘，东渡大海，攻击日本。元军在博多湾登陆，进展顺利，但遭遇台风，死亡人数高达13500多人，被迫撤军。此为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

钓鱼城投降2年后(1281年)，忽必烈再度讨伐日本，东路军4万人、战船900艘，从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江南军10万人、战船3500艘，从庆元(宁波)渡海攻击。军队甚至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永久占领日本。大军在日本节节获胜，会师后却再度遭遇强台风袭击，“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死亡人数高达5万~6万人，余部被日军击垮，逃回人数只有不到3万人。日本史称“弘安之役”。

蒙元大军两次征日，都败于台风，日本因此将此台风奉为“神风”，这也是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名称的来源。吊诡的是，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后，日本人将其中的“南人”(元代种族歧视政策下最下等的民众，指原南宋政权下的百姓)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他所有“靼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尽。清代思想家徐继畲在其那篇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 (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22日1850期D7版雪珥专栏《华盛顿的定情信物》)其实，日本人并非“轻中国”，而是“轻”占领了中国的“鞑虏”及被占领的汉人。

宋亡之后，扛住了蒙古铁蹄两次东征的日本，日渐以“小中华”自居。这种“中华”使命感，在明亡清兴之后更为强烈：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与虽被征服却未被占领的朝鲜，在“中原沦陷”之后，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有关朝鲜的“中华情结”，请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23日1874期“先锋话题”《半岛之殇》)。

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看透了中国的病态。

9年后(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纵观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这种“中华情结”，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自己包装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在鄙视蒙元、满清等“鞑虏”及懦弱的汉人的同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抗战英雄，却日渐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中国武士道”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

中国的文弱，普遍认为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德川幕府《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虽然很早就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日本的精英们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精英们，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日本精英群体已然具有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当梁启超呼吁“中国武士道”的时候，革命派和立宪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飞、洪秀全，标准是种族革命;而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在一个尚武年代到来之时，中国却又悲剧性地陷入了“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难题之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传统剧目持续上演，经久不衰。

尽管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他人都在使用更为有效的拖网甚至炸鱼的方式，国人却依然喜爱“钓鱼”的闲适感觉。而钓鱼城上那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阳刚，似乎被滔滔的嘉陵江冲走了。

“独钓中原”，固然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勇气，可也是一种十分可耻的孤独。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指望一竿独撑，不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

1925年3月，一位26岁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纽约写下了7首诗歌，组成《七子之歌》，他的名字叫闻一多。其中的“台湾”篇提到“琉球是我的群弟”，而这群“弟弟”中，最小的那位正好也名叫“钓鱼”：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