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愁传统：始于“诗经” 常现于士人精英作品中

《诗经》

　　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诸多观察人士的关注，时间过去月余，尽管多方关注却并未引起有深度的讨论，特别是对文件中提出“乡愁”的政策深意未见有价值的解读，令人遗憾。

　　中国乡愁传统可上溯至《诗经》，通过《诗经》中两首广为人知的诗歌的对比，可准确说明“乡愁”体验发生的微妙性。一首是《小雅·采薇》，经学家孔颖达说这是一篇文王“遣戍役”之作。这篇演说成功地运用“乡愁”来激励士兵，且看这首诗是怎么唤起人们的乡愁体验的：

　　全诗前三节是“遣戍役之辞”，就是鼓励兵士们离家去战争。第四节说：“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这是一个转折。前三节是对一般兵士的激励之辞，第四节则开始描述比普通士兵较高的将帅行止，渲染了将帅的煊赫。第五节则进一步渲染，“驾彼四牡，四牡�Y�Y。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第六节则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段描述乡愁的著名文字其实点出了“乡愁”体验的先觉前提，即唯有在他乡获得成功之后，才有此闲心来弄愁吟赏。因此，“乡愁”体验并非消极体验，而是对离家游子在他乡有所成就的奖勉。

　　《诗经》另有一首诗歌则说明了离家之后、�j惶归来其实并无“乡愁”可言，这首诗是《豳风·东山》。《东山》篇反映的是周公东征。全诗四节，每节开头都是以“我徂东山，����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起兴，这里的归来之“我”应是一般兵士，而且去时是平头百姓，回来也是�j惶落魄，因此，在他眼里的故乡就不再是可以吟赏的对象，而是无比凄惨：“果�I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蛸在户；町疃鹿场，熠�d宵行。”《东山》比之《采薇》，一“悲”一“愁”泾渭分明，盖因去家归来之人是否在家乡之外获得稳定之立身的资本有别。

　　上述解读局限于《诗经》，且仅采其中两诗，以之论中国乡愁传统似乎不够全面，却别具启发意义，以此深入考察中国乡愁传统，可发现：在中国社会传统中，“乡愁”体验实质是离开本乡本土的离家者在家乡之外获取了安身资本，从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回望自己与家乡的“距离”，离家者既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种“距离”，又因自身已获新的安身之所因而对这种“距离”产生了艺术性的赏玩，两种体验杂揉即是“乡愁”的况味。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

　　在中国乡愁传统中，“乡愁”的书写，绝少见于以乡民主体为创作者的民间文学艺术中，相反，绝大多数的“乡愁”吟唱出现在以士人为创作主体的精英作品中。这些士人群体通常是生于乡土社会、壮年游宦他乡，在游宦任上他们对故乡的回顾与书写，构成了中国乡愁书写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离乡历程已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进城务工人员出现；第二个阶段，90年代初叶，进城务工人员大量涌现；第三个阶段，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渐成农村去家离乡的人群主体。自80年代初至今，中国农村的去家离乡群体主要是以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拼搏在城市，但城乡二元体制注定无法获取在城市立身的资本，因此，不管他们在城市如何付出，农村始终是他们的宿命，本乡本土于他们而言乃是“乡悲”的对象，其实并无“乡愁”可言。

　　为何新型城镇化建设要让人“记得住乡愁”？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正在展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在未来创建不一样的中国农民去乡模式。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在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深入的地权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引导中国“农民”向“市民”转变，最终使中国农民在地权流转中虽然去家离土，但在合法权益获得保障的前提下，仍能获得稳定的立身资本与身份认同。其间，地权流转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搬迁进城或在地城镇化。毫无疑问，离土的农民如何延续其在土地上生长并传承千百年的乡土传统将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