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北宋著名史学家，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范祖禹(1041年-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三范修史”之一。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范祖禹，生于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据说，范祖禹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因此，被命名为范祖禹。范祖禹从小是孤儿，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范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心不已，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他都面容凄惨，心情抑郁。整日里闭门读书，从不干预人事。后来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叔祖父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

　　进士及第

　　范祖禹在仁宗嘉祐年间，中进士甲科。为了结交京师权贵，范祖禹在汴京象姑馆服侍达官贵人，得司马光、王安石赏识。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洛阳十五年，一心撰写《资治通鉴》，不事进取，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

　　品行高洁

　　《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也十分看重范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没去拜谒。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疏奏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神宗死去，哲宗继位，范祖禹擢任右正言。后吕公著执掌朝政，而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避嫌辞职改任祠部员外郎，不久又辞职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

　　直言不讳

　　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建议哲宗恢复讲读。不久，范祖禹迁任起居郎，又召任中书舍人。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

　　吕公著去世，召拜右谏议大夫。首先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的要旨，请太皇太后每天以天下之勤劳、百姓之疾苦、大臣们的邪恶正直、政事的得失，开导皇帝之心，把这些明明白白存于心中，使今后众说不能迷惑他，小人不能进用。

　　蔡确已经获罪，祖禹说：“自从乾兴年以来，不窜逐大臣六十多年，一旦实行，流传四方，无不震惊耸动。蔡确离开相位已很久，朝廷中大多不是他的党羽，间或有偏见异议的，如果一切都认为是依附蔡确而将他们除去，恐怕刑罚失中，而且人情不安。”

　　蔡京镇守蜀州，祖禹说：“蔡京小有才能，不是正直之士。如果使他镇守成都，他回来，当会让他执掌朝政，不应推重助长。”当时执政大臣打算在新法旧法中有所创立。祖禹认为朝廷既然已察觉王安石新法是不对，只应恢复祖宗旧制，如果出于新旧之间，两用而兼存之，那么纪纲会败坏。升任给事中。

　　吴地发大水，诏令拿出百万斛米、二十万缗钱赈济救灾。谏官认为报告灾情的人是妄言，请求加以验证考实。祖禹封回其奏章，说：“国家根本，仰给于东南。现在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向上要吃，以解脱朝夕之急。上奏灾情即使稍有夸大，正当略而不问。如果稍加惩责，恐怕今后没有人敢说话了。”

　　兼任国史院修撰，为礼部侍郎。论选择监司守令说“：祖宗划分天下为十八路，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乡长、镇将的权力全归于县，收县的权力归于州，州的权力归于监司，监司的权力归于朝廷。上下相维，轻重互相制约，建置的方法，最为适宜。付给监司一路，付给守臣一州，付给令宰一县，都是与天子分土而治，这难道不可以选择吗?祖宗曾有考课制度，专门察访各路监司，置簿书在中书，以稽考其大要。现应委托吏部尚书，取应为知州的，分条别列功绩情况上报三省，三省召见考察，如果其人可以任用，就按次序列表任用。到任，就令监司考核他的课绩，一年之后，可以比较优劣而进行进退升降。这样就得人必多，监司、郡守得人，县令没有才能，不是所要担心的。”

　　上书劝谏

　　宣仁太后崩，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此国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灵，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为不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退，亦顺众言而逐之。是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贴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初，苏轼约俱上章论列，谏草已具，见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经世之文也。”竟不复出其稿。

　　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遗烈，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一言一动，如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专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国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立太平之基。愿守之以静，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则群臣邪正，万事是非，皆了然于圣心矣。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于公;专为邪，故不便于正;专好动，故不便于静。惟陛下痛心疾首，以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报。

　　忽有旨召内臣十余人，祖禹言：“陛下亲政以来，四海倾耳，未闻访一贤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谓陛下私于近习，望即赐追改。”因请对，曰：“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以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县。

　　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复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论：“汉、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摧陷;用臣兴土木之工，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愿陛下念之。”

　　晚年生活

　　哲宗绍圣年间，章惇执掌朝政，有意恢复王安石、吕惠卿时期颁行的新法，范祖禹上书皇帝，极力证明章惇不可大用，皇帝没有听从，于是范祖禹请求离开京城去地方。皇帝当时准备重用范祖禹，但朝廷内外反对的人为数不少，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不久，有人上奏论范祖禹在撰修《神宗实录》时刊落事迹、变乱美恶，再加上曾经上书谏禁中雇乳媪事，于是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二地;不久，又迁往宾州、元符元年(1098年)被贬至化州安置，未几卒，卒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