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与华罗庚：竞争中的朋友 彼此尊重终生不渝

陈省身

陈省身和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两位巨人。

十年前，2004年的一个冬夜，南开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自发地点燃了蜡烛，悼念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从那时再往前推20个年头，华罗庚于1985年倒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华罗庚出生于1910年，比陈省身年长一岁。但是离世早了许多。王元先生说过：“如果1980年代初，中国普遍能做心脏支架植入手术，华先生不至于这么早离开我们”。是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华先生本可以更长寿。

华罗庚与陈省身年龄相仿，但生活的道路不同。两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清华大学算学系，在那个数学群星灿烂的天空，他们构成明亮的双子星座。然后两人先后出国：陈省身到了汉堡、巴黎，攀登几何学的高峰；华罗庚则由N·维纳介绍去了英国的剑桥，在解析数论的研究上达到世界的前沿。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数学，两人都在拼命往前跑，形成了客观上的竞争。正所谓“一时瑜亮”。但是，他们是竞争中的朋友。彼此尊重，礼尚往来，终生不渝。

早在1936年，陈省身在德国接待途经柏林的华罗庚一起观看奥运会。第二年陈省身经过英国到法国时，专门到剑桥看望华罗庚。仅此也就知道他们青年时代的友情了。抗日战争开始，他们两人同时回到祖国在西南联大共事五年，度过了生活十分困难、但是学术上丰收的年代。他们一度共同居住在一个房间里，彼此开开玩笑，却在煤油灯下各自做出了达到世界前沿的工作。

1943年之后，陈省身去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整体微分几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华罗庚在40年代也有新的突破，完成名著《堆垒素数论》，开始了矩阵几何、自守函数的创新工作。1946年，陈省身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的代理所长。华罗庚本来也有可能担任这一所长职务，却在同年10月到了普林斯顿。1949年元旦，陈省身也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于是邀请在伊利诺大学任教授的华罗庚来芝加哥大学演讲。195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召开。这是中断14年以后举行的大会。陈省身应邀在大会做一小时报告。这样高的学术荣誉，反映了陈省身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不久，华罗庚准备回国，去旧金山乘船途经芝加哥时，两人见面友好握别。以后便天各一方了。

中美之间的长期分隔，给陈省身和华罗庚提供了全然不同的学术和生活环境。陈省身在国际数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几何学的一代大师，而华罗庚则在中国国内的数学界发挥着领导作用，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偶像。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科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1972年，陈省身回到阔别23年的北京。当时华罗庚在外地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得知陈省身回国的确切消息，奉命立即回到北京。华罗庚在东安市场的烤鸭店宴请陈省身。有一次在清华大学演讲，内容是通俗报告《数学的内容和意义》，约有一千人听讲。报告会由华罗庚主持，演讲前两人先后致辞表示了彼此仰慕之意。

为了加强美国和中国的科学联系，遴选一位数学家作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很重要的。外籍院士需要院士们提名。F·白劳德（FelixBrowder。他的父亲E·白劳德[EarlBrowder]是著名的美国共产党的领袖）和陈省身联合其他一些院士为华罗庚提名。提名时要写一份“学术介绍”，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谁来写？很自然请陈省身来完成。在美国科学院的档案中，大概还会保留着这份文件。结果，如大家所希望的，华罗庚顺利地当选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并于1984年到美国出席了院士会议。

1980年，华罗庚应邀到美国做个人访问半年，到伯克利做报告时，华罗庚就在陈省身家里住了两夜。陈省身把整幢房子的底楼空出来，让华罗庚及其随行人员使用。1983年，华罗庚到加州理工学院讲学，陈省身特地自己驾车四百余公里，从伯克利赶去看望。不料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华罗庚

陈省身和华罗庚这两位世纪名人，同行又同事。在漫长的岁月中，社会地位、学术评价、发展机会等等的因素，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碰撞和冲突。如果彼此在某些环节处理稍有不慎，一个小小的摩擦，就会造成隔阂和争执，以至形成大家都不愿见到的状况。但是我们很幸运，这一切在陈省身和华罗庚之间都没有发生。历史将会不断地证明：这是中国数学的幸运。

中国数学永远不会忘记两位数学巨人。中国数学会颁发两个最高的数学奖——一是华罗庚奖，表彰获奖者的终生成就；另一个就是陈省身奖，奖励年轻数学家的工作。

世界数学会永远怀念陈省身。2009年6月1日，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洛瓦兹和秘书长格鲁彻尔宣布：“国际数学联盟（IMU）和陈省身奖章基金会（CMF）将联合颁布数学界新的大奖——陈省身奖章（ChernMedal），用以纪念已故的杰出的数学家陈省身（1911，嘉兴，中国——2004，天津，中国）”。从2008年印度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始，将50万美元奖金授予世界上最富创造性的数学家，奖励他的终身成就。这一奖项将每四年一次永久地颁发下去。

陈省身虽然加入了美国籍，却一直怀有强烈的“中国情结”。他年轻时目睹天津有“日本军营”驻扎，深为痛恨。1937年在巴黎闻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年轻气盛的陈省身竟要和日本同学绝交。有一年应日本文部省邀请去日本讲学，入境时被海关要求打开行李，陈省身把邀请信往桌上一放，说“你要打开行李我就回去了”。日本海关只得赔笑脸放行。1970年代钓鱼岛事件发生，一些华人教授捐款在《华盛顿邮报》登广告“保钓”，主持者正是陈省身。改革开放之后，陈省身回到南开任数学所所长。2000年，离开终年如春的旧金山到天津定居。去世后，遵照遗嘱，将他的墓地永远地置于南开数学所大楼的旁边。

在许多介绍陈省身的文字里，开头多是：“陈省身，美籍华人数学家”。我以为，陈省身受教育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去美国工作之后，晚年再为中国数学发展而鞠躬尽瘁，这样的经历，怎能以“美籍华人”四字加以概括？我在为《辞海》写陈省身条目时没有这样做。《辞海》条目的审查人和主编居然都通过了。在《辞海》（第六版）的第222页上这样写着：

陈省身，美籍中国数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