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泛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历史根源

土耳其是“东突”势力的重要盘踞地

　　在对“东突”问题、“三股势力”和现当代中亚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界存在着一种较为流行的“双泛”说(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这一阐释路径是中国学者的概括，比较稳准地切中了上述重大现实问题的肯綮。不过，对于“双泛”问题的认识，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明晰之处。“双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我们对一些敏感的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双泛”是中亚的某种内在的主体性叙事话语。对中亚地区的认识，存在着诸种叙事，但多属外在的、他者的——华夏的、俄罗斯的，现在可能还有美国的。把“双泛”作为一种地方的、内在的、主体性叙事，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也只有更为客观地呈现“双泛”的历史形态，才能在今天认清它的缘起、传播过程、失败原因及其当代转型。

　　一、为何要建立历史认知？

　　在过去，国内对“双泛”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建构一种“反话语”。所谓“反话语”，就是一种被有意识地界定出来的对抗性话语，其目标是为了对某种话语进行批判和否定，而这种批判是要建立一种真实与虚假的两分，将批判对象说成是虚伪和虚假的，是不真实的，以此来完成批判。实际上，这样一种“反话语”的批判往往是貌似强大犀利，实则内部虚弱，难以切中对方的要害。对一个可能根本不是“真假”的问题硬要搞出个真假的区分来，其最终结果肯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在当今世界上，关于“什么是民族”的认识，已经大大进步了，那就是从斯大林的“实在论”逐渐过渡到了当下的“建构论”，当然，建构论也并不完全否认民族认同具有某种真实性的基础，但已经不是像斯大林那样把民族搞出几个明确的标准来，以期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就像对待“泛突厥主义”这个历史事物，其关键并不在于其内容的真假，而在于弄清楚它的吸引力何在。俗语说“假话说一千遍也就成真的了”，当然这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即要限定那些说假话和听假话的人。如果在这些人的内部说他们讲的是假的，所以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用，要在它的话语逻辑的内部寻求一种破解的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

　　这种失败不光体现为无法击溃对方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对批判者也进行了蒙蔽。也就是你无法跟己方解释：为什么那东西明明虚假得不堪一驳，却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为什么那些坚持了“假话”的人仍然觉得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如果认为它完全是虚妄的，那为什么它有这么持久的一种生命力？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人们被它欺骗了。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甘心上当？！即令是一种欺骗，那这种欺骗为什么以及是如何会发生作用的呢？为什么谎言早被揭穿之后，“反话语”仍然无法建立起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再去争论是非和真假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关于民族的理解上来。前面我们提到“实在论”和“建构论”的问题。从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和安东尼•史密斯等人以来，以建构论为主要底色的民族理论已经占据主流，而且也比较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真实状况。如果这个判断没什么问题，那么，在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上就会更多地关注“认同的建构”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可能是基于认同的某种建构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基本上也都是近代的产物，亦即新的事物。在这个逻辑之下，贸然地说某种“认同”是假的，显然没有太大的意义。

　　现在，要建立关于中亚的某种常识性的知识结构，这种结构就应该首先尽量避免“反话语”式的武断，也就是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对方为什么会那么想、说和做。常识性的知识结构首先一定要尽可能历史地呈现事物的本来面貌，而避免陷入到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里面去，这样也就才能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并最终明白哪些针对性的斗争策略是有效的，哪些则纯粹是做了无用功，此即知己知彼。

　　我提倡首先用一种历史性理解的视角。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要了解一种疾病或者一种病毒，那么，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目的一般都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也就是你想保护人类免受其害；但你若要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医学方面的专家，那你可能首先会站在病毒的角度去思考，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只有转换了立场的时候，才能最后跳出来，找到一个疫苗，遏制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因为病毒当然会有变异。因此，还得学会与它共处，而不能采取一种完全对抗的立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次性的、彻底的解决。

　　上面谈的都是一些认识论方面的内容，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接下来我将逐渐切入到对“双泛”问题的理解。

　　二、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

　　为什么会有一个中亚地区的“双泛”问题？这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又必须要点出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亚的历史上经历过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此过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以印欧种的雅利安人为原住民的中亚地区，其居民何时怎样变为以操突厥语的民族为主，又怎样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主要地区。” 这句话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亚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进程。这也就是，在突厥人到来之前，在广大中亚地区生活着的是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无论在古代中国西域的城郭诸国， 还是在锡尔河以南的绿洲地区， 直至公元6世纪以前， 都还是住着操印欧语的农民。而绿洲农业地区的居民和草原地区操印欧语的游牧人并无种族和语言上的不同。”

　　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逐渐强大后进入中亚。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突厥人虽然对中亚有所控制和影响，亦有突厥人开始迁入中亚，但并未发生突厥人在绿洲农业地区定居的情况，其与雅利安人的融合也就无从谈起。到7世纪中期，唐朝势力强大，在先后消灭东西突厥汗国之后，通过都护府的形式将中亚地区纳入唐朝的版图。不过，除了对新疆地区外，唐朝亦未曾对中亚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在此情况下，无论在新疆和中亚，本地原先的雅利安人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没有受到大的触动。而在民间层面，则有越来越多的突厥人开始迁入中亚和新疆，而少量汉族人亦开始迁入新疆。中亚地区的突厥元素开始增多。

　　8世纪初，阿拉伯人基本完成对中亚的政治征服。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人遭到中亚本地居民和邻近的突厥诸部的激烈抵抗。此时中亚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还并不普遍。750年，以波斯人为主导的阿巴斯王朝建立。阿巴斯王朝统治时期，为了反对阿拉伯人长期的垄断地位，并出于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等考虑，波斯人和操东伊朗语的诸民族开始大规模地改信伊斯兰教，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波斯获得普遍胜利。这加快了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 。

　　中亚地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10世纪时尚未全部完成。中亚地区突厥化的基本完成要到成吉思汗兴起之时。在这之后，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就沦为中亚历史舞台的边缘地位。在15世纪的时候，放眼广大的中亚地区，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了。也就是说，自世界近代历史展开以来，中亚基本上就是一个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的地区。从具体的区域分布来看，大致来讲，中亚的伊斯兰化有一个南北区分，就是北部的游牧社会伊斯兰化程度相对比较低，而南部的农耕地区伊斯兰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南部居民的伊斯兰情结更深厚，宗教上也更为保守和虔诚。

　　三、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阿富汗尼的思想

　　国内外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研究，在学理上都追溯到阿富汗尼 。阿富汗尼认为，西方优越的物质文明对东方是个威胁，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奥斯曼帝国哈里发 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首先以埃及为主建立起伊斯兰国家，进而克服苏丹和波斯，最后统一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领土，使穆斯林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1892年，阿富汗尼致信给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提出了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计划，随后他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协助苏丹谋划其泛伊斯兰主义政策。阿富汗尼在伊斯坦布尔一直呆到去世(1897年) 。

　　通过对阿富汗尼言论和思想的考察可以发现，阿富汗尼的思想是有革命性的。他有一种深层次的对抗西方威胁的整体考虑，也就是为了使穆斯林世界能够对抗西方的威胁。阿富汗尼力图建构一个新型的穆斯林整体，这不是过去传统时代的穆斯林兄弟之情，而是有一个直接的指向，即西方的近代新式民族国家模型。也就是，他要把穆斯林世界建构成一个能够与西方新式民族国家对抗的实体。

　　阿富汗尼的伊斯兰主义思想不是一种传统的宗教感情，而是与现代反殖、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相通之处，可以被称为一种宗教性的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 。1870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堂建立并开放，阿富汗尼前往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把西文中的nation翻译成阿拉伯语milla(即土语中的millet)，阿富汗尼号召，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的方法以及复兴光荣的过去来重新振兴“伊斯兰民族”(Islamic nation 或 milla)。可见，阿富汗尼是把“伊斯兰民族”等同于西方的单个民族国家。

　　2、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

　　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并杀死了最后一任哈里发。对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而言，哈里发制度在1258年就完结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517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取得哈里发头衔，从此，奥斯曼帝国的皇帝(Padişa)就拥有了两个头衔——苏丹与哈里发。但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极少启用哈里发的头衔，因为，对于16世纪军事强大的奥斯曼奥斯曼人来说，这个头衔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因此，长期以来，除了对外发动圣战、对内根据伊斯兰原则实行划教区(米勒)而治外，奥斯曼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刻意地在国内张扬一种伊斯兰意识，也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强化其哈里发地位 。但在近代基督教列国的压力下，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强化其自身的伊斯兰认同与哈里发制度，实行泛伊斯兰主义。从这方面来讲，奥斯曼帝国以哈里发制为核心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对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力的一种应对。

　　从17世纪末起，随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处于守势的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进入18世纪，扩张中的俄国在黑海和高加索方向上多次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夺取了原属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俄国的长期目标是占领全部黑海沿岸地区，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将黑海变为内湖，并向地中海发展。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的军事与政治力量骤然衰落，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战败之一。针对局势的改变，在应对内外危机方面，奥斯曼帝国开始采取不同的策略。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优势已经完全显现。那么，对于穆斯林世界来说，诉诸于利用哈利发来号召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抵抗，是一个很自然的诉求，这也正是阿富汗尼的目标方案。从当时的现实来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伊斯兰国家能够担纲，只有一个没落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启用哈利发制度，目的是做一个防御性的工具，渴望能够获得内部团结的力量和外部广大穆斯林的支持。马丁认为，在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推行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并不是出于把全世界的哈里发人民统一成一个伊斯兰帝国的理念，苏丹只是力图利用它为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区的穆斯林带来一种统一于中心的感觉。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帝国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整合政策的继续，也是“建立某种原型民族主义形式的努力”；泛伊斯兰主义只是一个政治手段，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关心的是巩固自己在日益没落的帝国的统治 。

　　当然，刺激奥斯曼人动用哈里发这一工具的还有别的因素。18世纪末，名义上还在奥斯曼统治之下的阿拉伯半岛兴起了瓦哈比主义运动 ，这对帝国提出了宗教和军事方面的双重挑战，并直接威胁了帝国对边疆的统治。瓦哈比主义者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伊斯兰继承人，否认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性。在19世纪早期，瓦哈比运动攫取了对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动摇了奥斯曼帝国作为伊斯兰帝国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宣称自己是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皇帝的自然选择。

　　19世纪后期，俄罗斯人已经击溃了中亚的穆斯林汗国，包括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并将阿富汗作为与英国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开始后，苏丹派遣了一个高级使团前往阿富汗，希望能得到阿富汗人的帮助，联手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俄国。奥斯曼的使者还顺访了印度孟买，在那里受到印度穆斯林的热烈欢迎。随后，苏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还派遣了很多代表前往穆斯林地区寻求支持。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统治者，包括乌兹别克的可汗、克里米亚的可汗以及在东印度苏门答腊的苏丹们，都承认奥斯曼统治者的哈里发地位。他们有时也认可奥斯曼人是自己的世俗领袖。比如，中亚喀什葛尔(Kashagar)的统治者【阿古柏】就曾在19世纪发行过带有奥斯曼苏丹名字的硬币；阿富汗的埃米尔不但承认奥斯曼苏丹是真正哈里发的继承人，而且还同意在星期五的聚礼日上诵念他的名字 。

　　在新疆地区，19世纪60年代阿古柏入侵之前，并没有崇拜奥斯曼苏丹的情况，阿古柏入侵新疆时，一方面打着“伊斯兰教解放者”和“伊斯兰教捍卫者”的旗号进行所谓的“圣战”，另一方面又以求得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册封(埃米尔)为荣。为了彰显其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关切并强调自身的领导地位，哈米德二世曾经向世界各地派出宗教使团，宣扬泛伊斯兰主义。1901年，哈米德二世任命哈桑•恩威尔•杰拉莱丁帕夏为团长，率领一个宗教使团到中国的新疆地区。一路上杰拉莱丁帕夏遍访各穆斯林地区，并以苏丹的名义慰问这些地方。1908年，奥斯曼帝国还试图与中国官方取得联系，允其设立奥斯曼帝国领事，并由该领事负责中国境内全体穆斯林的利益问题。该要求遭到满清政府的拒绝。

　　1903 年，新疆的毛拉木沙•赛拉米完成了其关于阿古柏政权的史书，初名为《安宁史》，后又将该书修订和增补。毛拉木沙•赛拉米为了表示对当时奥斯曼国家的哈里发阿卜杜•哈米德(伊米德)的尊敬，他把这部修改完成的历史著作称为《伊米德史》。因此，如果说1903 年的《安宁史》更多的是表现了作者对和平安祈盼和渴望，那么，《伊米德史》则更多得寄托了作者暮年的浓厚宗教情结。作者用奥斯曼皇帝哈米德作为其书名，可见“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声称哈米德二世是“全体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这说明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已经为新疆的宗教界人士所接受。

　　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失去了巴尔干，同时也就丧失了向欧洲异教地区扩张伊斯兰教的声望。作为对这一劣势的反弹，奥斯曼帝国开始更强调其伊斯兰特征。1914年，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宣布对协约国进行“圣战”。但这次战争却沉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在大战期间，以恩维尔为首的帝国政府曾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策略，即利用伊斯兰教来煽动英、法、意等国家穆斯林殖民地的反抗，但这一做法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阿拉伯人的战时态度更为严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1914年，阿拉伯人对“圣战”没有响应。1916年，在麦加的谢里夫•胡赛因的领导下，一大部分阿拉伯人与英国缔结秘密协定，以求在战后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这样，对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兰团结就成了幻想，以哈里发为框架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在实际上也遭遇了失败。

四、泛突厥主义

　　1、沙俄统治下的泛突厥主义

　　一般认为，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操突厥语诸民族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最基本的政治内涵可概括为世界上讲突厥语的各民族联合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土耳其领导下建立一个庞大的突厥帝国。按照“泛突厥主义”理论家的说法，位于伊朗东北、咸海东南的图兰低地，是所有突厥人的发源地，被视为所有突厥人的“原乡”。因此，“泛突厥主义”又被称为“图兰主义(Turanism)”。其实，“泛”是后人加上去的，“泛”即“大”。按地域顺序，泛突厥主义先是在俄国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鞑靼人中出现的，而后扩展于中亚的乌孜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最初，泛突厥主义思潮是为了反抗沙皇俄国民族压迫的暴政，同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

　　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境内的“双泛”并不仅仅是一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文化反弹。随着俄罗斯资产阶级对鞑靼人经济特权和进步的日益威胁，鞑靼人还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反抗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的工具 。出生于克里米亚贵族的易司马仪•加普林斯基(1851-1914)，是俄国泛突厥运动的鼻祖，有“泛突厥主义之父”的称号。在加普林斯基等人的领导下，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在俄国全境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中发起了“扎吉德”运动。“扎吉德”一词乃“新的”之意。这一运动成为当时鞑靼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面旗帜，而且对于整个操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的资产阶级也发挥着动员组织作用，从而为俄国泛突厥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他们主张俄国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为了争取民族复兴，首先通过建立共同的、规范的语言和文化，而后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而在思想上、行动上联合起来，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

　　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解体之后，中亚再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大政治体，在16世纪逐渐兴起了希瓦、布哈拉、哈萨克、土库曼等大大小小的汗国。沙俄在19世纪末先后征服了中亚诸汗国，并于1884年在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从此，整个中亚地区正式划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亚地区的社会结构 。在沙俄政府的怀柔统治之下，伊斯兰教在中亚得到了发展，“在沙俄时期，伊斯兰教不仅是穆斯林的最高精神支柱，而且也是沙皇政府颇为青睐的一支有组织的民族政治力量。”

　　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大量俄罗斯移民涌入中亚地区。斯拉夫移民的到来，开始改变中亚地区的人口格局，也骤然使经济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文化冲突问题凸现出来。斯拉夫人瞧不起广大穆斯林，将他们视为“低等人” 。“俄国政府在中亚的大规模移民和土地剥夺与转拨，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亚地区社会动荡和1916年民族暴动的重要原因。”

　　俄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对中亚的高压和掠夺政策，激起了中亚当地平民、僧俗上层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俄国对中亚的殖民政府具有两面性：一是掠夺和高压；二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进步的思想观念。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有不少穆斯林人士参加，唤醒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中亚民族主义从此正式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随着历史的发展，中亚民族运动开始提出自己的目标，即结束俄国在中亚的民族压迫，给予穆斯林广泛的自治权。中亚民族主义最初是以本地穆斯林代言人的身份登上舞台的，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以往学者比较关注“双泛”的影响，相对忽视了中亚地区的复杂性，尤其是本土性民族主义的发展实况。首先，在北部草原地区，由于历史上伊斯兰化程度比较浅，加之与俄国中央地带接触更多，从而在哈萨克大草原产生了带有欧洲式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他们力图将哈萨克民族运动纳入在俄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开展自由主义改革的轨道中，主张同立宪民主党合作，认为这种方针对哈萨克民族比较有利。另外，他们还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游牧主义。但在南部的突厥斯坦总督区，由于离俄国本土比较远，历史上伊斯兰传统影响深厚，民族成分复杂，斯拉夫移民很少，这里“双泛”普遍流行。

　　在中亚地区，泛突厥主义比泛伊斯兰主义更受欢迎。泛伊斯兰主义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外交而传入中亚；泛突厥主义则通过鞑靼穆斯林直接影响到中亚。扎吉德运动就是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发起的，这一运动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既反对沙皇专制，又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愚昧。总体来说，扎吉德运动是一种改良运动，多数成员并不主张与俄国分离。到一战爆发前后，扎吉德运动的政治功能越来越强，成为后来突厥斯坦民族主义政党的先声。

　　2、十月革命前后中亚的民族主义

　　二月革命后，中亚地区相继成立了苏维埃，但参加中亚苏维埃的各党派的基本成员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很少有当地穆斯林的代表。中亚穆斯林组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组织。1917年3月，塔什干居民自行成立了穆斯林代表委员会，其基础就是扎吉德运动。随后，突厥斯坦各地城镇很快都建立了穆斯林委员会。

　　二月革命后，中亚也出现了“两个政权”——临时政府与各级苏维埃。但在这两个机构中，实权都掌握在俄罗斯人手里，当地各族居民虽然也有代表，但没有多少发言权 。因此，中亚当地居民的要求并没有受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重视。二月革命之初，中亚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自治或自决皆无明确概念，所追求的还是在“同一个俄国”享有与俄罗斯人平等的权利 。因此，1917年9月举行的突厥斯坦边区第三次穆斯林代表大会，还宣称要支持临时政府。

　　但随着对俄罗斯人的日益不满，中亚民族主义者终于走上了建立地方民族政府的道路。在突厥斯坦区，由于受“双泛”的影响，他们根本不提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主张的是全民族(实际上是中亚全体穆斯林)的统一，鼓吹建立代表整个民族的统一机构——“穆斯林委员会” 。1917年4月29日-5月6日，四十二个地方穆斯林委员会的代表在塔什干举行边区穆斯林首次代表大会。大会主张建立一个以民族自治和“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突厥斯坦联邦自治共和国。他们并没有提出脱离俄罗斯的要求(这次会议的450名代表中有93名俄罗斯人)。代表大会最终选举产生了一个名为“穆斯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组织，哈萨克人卓卡耶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1917年夏，从穆斯林委员会中分裂出一个极端的“宗教委员会”，它极力主张突厥斯坦脱离俄国，从而成为“泛突厥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这反映出一部分上层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要求。

　　由于临时政府没有在中亚实行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致使突厥斯坦民族主义分子的不满情绪日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从温和转向激进、从自治转向独立。1917年9月，一批有影响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聚集浩罕，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其首脑就是卓卡耶夫。

　　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并没有什么感觉，认为那是俄罗斯人的“内斗”。初期，布尔什维克和临时政府都没有关注穆斯林。在原突厥斯坦总督区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也基本上没有穆斯林的代表，更谈不上他们的权利问题，这导致1917年11月底在塔什干召开的穆斯林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视立场。边区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向浩罕集结，这里成为中亚民族主义的大本营。

　　1917年12月10日，浩罕召开第四次穆斯林非常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临时政府，通常称为“浩罕自治政府”，虽未脱离俄罗斯，但反对任何俄罗斯人的政党干涉穆斯林的内部事务。浩罕政府虽是一个民族自治政权，但带有较浓的政教合一色彩 。对于浩罕政府的自治要求，1918年2月初的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团提交了“关于突厥斯坦自治”的决议草案。但是，这个决议只提到“努力建立边区无产阶级自治，”并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治”。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用阶级话语取消了民族话语，使得浩罕自治政府的要求毫无进展。

　　浩罕政府自知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已经不可避免，于是抓紧拼凑武装力量，并联合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最终，1918年2月20日，苏维埃军队攻占浩罕，自治政府垮台。胜利者对“顽抗分子”进行清洗，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致费尔干纳省后来长期成为“巴斯马奇运动”的根据地 。

　　在布尔什维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它逐渐认识到穆斯林的力量，于是，在消灭了浩罕政府后，便着手在突厥斯坦筹划建立自治体制。1918年4月30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条例》，建立了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实行自治的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但这个自治对当地穆斯林来讲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被选进这个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穆斯林微乎其微 。另外，自治是区域自治而非民族自治。

　　1918年6月，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但党员当时基本都是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党人日益重视穆斯林问题，1919年3月，突厥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在党委会中设立穆斯林局，负责制定推行共产党对穆斯林的政策 。但突厥斯坦党委的政策遭到了自治共和国政府的抵制，这一矛盾引起苏俄中亚的高度重视。1920年1月举行的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民族主义者获得了重要胜利。当地共产党员占了大会代表的多数，大会通过决议，要把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的“突厥民族”共和国，同时突厥斯坦共产党改为“突厥民族”共产党。此举表明，不少当地共产党员深受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他们要把突厥斯坦变成俄国境内所有讲突厥语诸民族的统一体，同时要吸引境外的突厥民族 。中亚本地党员的民族主义倾向引起莫斯科的警觉，突厥斯坦共产党五大的动向使以伏龙芝为首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意识到，民族主义是当地最大的威胁。俄共布中央在1920年3月8日发表指示，强调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突厥人的自治共和国，而是“居住在那里的各主要民族：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自治共和国”。从而否定了建立讲突厥语民族的统一体的主张 。

　　在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过程中，直接隶属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权力也日益膨胀，俄共布明确拒绝穆斯林参加该委员会。在一份来自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中，针对穆斯林党员的指控是：他们企图僭夺权力，企图用民族主义的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来取代共产主义，以及支持巴斯马奇运动。结果，民族主义分子被清除出党，党委会的穆斯林局也被取消。经过清洗，党内本地人的比例明显下降。

　　苏俄建国初期的内战期间，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外交和军事权力被取消，并通过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和红军第四军掌控了自治共和国的更多权力。

　　
3、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

　　随着苏维埃政权赢得内战的胜利，以及随后在中亚拿下中亚的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苏联领导人开始通盘考虑对中亚的治理，于是民族划界提上议程。

　　在民族划界之前，中亚的情况是：“中亚居民中民族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尤其是在中亚居民人数占压倒优势的突厥语诸民族，由于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更不愿意把他们划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不仅这些民族旧的上层人士坚持‘突厥族’的整体观念，就是在中亚共产党员中间，这种观念也颇有市场。” “泛突厥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塔吉克人讲伊朗语族语言的权利。

　　“十月革命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1920年以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河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而在原沙俄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则有建立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的自治共和国的呼声。在吉尔吉斯(在当时是指今天哈萨克的误称，说明当时对中亚所谓的各民族/部族根本没有清晰认识)和花剌子模还有建立‘中亚联邦’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批驳，但俄共中央还是得认真面对如何破除拥有2000万人的庞大‘突厥民族’自治共和国的怪影的工作，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中亚的各‘突厥民族’进行认真‘识别’。”

　　“最初列宁建议绘制划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突厥斯坦民族志地图，详细弄清这三部分合并与分开的条件。这表明，当时苏俄最高决策关于中亚民族识别、划分方案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和土库曼三国。但后来如何出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土库曼、卡拉吉尔吉斯(即吉尔吉斯)、塔吉克5个民族的识别和划分，目前尚无权威档案材料。按照一个德国人的说法：‘1920年突厥斯坦前线指挥官伏龙芝向列宁轻视突厥斯坦分离问题，列宁指示不作任何行动，紧接着列宁就这一问题指示成立委员会，于1921年下令划分突厥斯坦，并编制民族志地图。这件事交由突厥斯坦省长官署的秘密工作头领柯恩办理。柯恩建议把突厥斯坦分成5个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一说法尚待考证，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中亚5个民族和5个自治共和国的划分方案是在办公室内构思和最终决定的。”

　　那么，苏联为什么如此重视在中亚进行民族的划界呢？为什么特别要把中亚划分为5个民族国家？首先，是为了在政治上取消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中亚居民历来不强调民族差异，而是以穆斯林的统一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有必要将“穆斯林整体”划分为多个民族，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分而治之；其次，各民族“分居”之后，就会逐渐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进而冲击传统的中亚政治统一性，也就是取消“双泛”的影响。

　　综上，苏联对“双泛”一直存有防备之心。这种防备之心的体现，就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当时的中亚资产阶级们显然看出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话也反映出来了。斯大林后来在解释中亚地区的民族划分是说：“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不久前完成的民族的划界，可算作这样接近群众的榜样(即，使苏维埃接近群众—引者)。资产阶级的报纸把这种划界看作‘布尔什维克的诡计’。”

　　泛突厥主义分子对苏联的这种“诡计”不能说没有认识，也不能说没有反抗。但他们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抗衡强大的苏联。实现突厥语系各民族的统一，特别是政治统一，当然需要一个有能力充当核心的实体。沙俄统治下的任何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包括民族意识觉醒最早的鞑靼在内，由于政治、经济、人口等种种原因，显然都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当时泛突厥主义者的目光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向土耳其人占统治地位的奥斯曼帝国——突厥语诸民族中唯一存在的国家实体。沙俄境内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如胡赛因扎德•阿里、优素福•阿克储拉、阿赫迈德•阿加奥卢、加斯普林斯基等纷纷去了土耳其。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Zeki Veldi Togan在政治努力失败后，曾投奔巴斯马奇运动，但他在改造巴斯马奇运动失败后也去了土耳其，后成为著名的突厥历史研究专家。

　　对苏俄建国来讲，中亚的“双泛”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个威胁。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到中亚的民族划界，到最后成立五个加盟共和国，内中其实一直管穿着一条苏共与“双泛”进行斗争这样一主条线。对于中亚五个共和国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统一的超“国界”的共产党等级制度实现的，这便是苏联特色的“党国体制”。

　　中亚民族划界与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双泛”在中亚的发展方向。作为民族主义的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只得龟缩于文化领域，这是其政治失败后的不得已选择，况且，它还不断面临来自苏俄和中亚本地新民族主义的双重挤压。中亚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他们就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也就是从封建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到了资产阶级阶段(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实际上，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的方案。

　　尽管我们前面更多地强调，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国家构建，是某种“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策略，但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已充分证明，当时的苏联有着关于民族问题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它的民族划分并非完全是俄罗斯人一手主导的“乱弹琴”，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中亚当地反对泛突厥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了民族划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与妥协的变奏；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也有在中亚地区实现其共产主义版本的现代化的考虑。

　　4、当代泛突厥主义：从土耳其到中亚

　　土耳其是当代泛突厥主义的中心。新疆“七五事件”发生以后，土耳其的态度非常扎眼，尤其是其总理埃尔多安发表的激烈言辞更引发中国政府和国民的强烈不满 。土耳其基于“双泛”立场的言行值得我们的注意、警惕和分析。

　　王治来先生指出，在奥斯曼帝国， 15世纪上半叶穆拉德二世时，开始出现所谓突厥民族意识兴起的迹象。这时奥斯曼苏丹采用“汗”的称号。拉施特的《史集》第一卷就在这时被译成了奥斯曼突厥文。该书所载传说中的中亚的乌古思汗，被信以为是奥斯曼皇室的祖先，同时，研究突厥古文物的风气流行起来。但由于16世纪以后， 在伊朗出现一个由信仰什叶派的操突厥语部族建立的萨法维王朝，使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与中亚的操突厥语部族隔断了联系。其对中亚的影响， 要通过或假手于伏尔加河或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真正开拓操突厥语各族对古代突厥史认识的，是近代对突厥历史文化的研究 。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较早学习西方的，也应该较早地接触到了以法国人德经为代表的汉学家们的著作。德经从中国的古代历史资料里面读到了有关突厥的历史记载。19世纪中期到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读到德经等人的作品后，不免对自身种族的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这到后来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近代的语言学分类中，阿尔泰语系下有突厥语族，突厥语族包含不同方言：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奥斯曼-土耳语等。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资料成了民族主义意识的素材。

　　司托雷平时期，俄国加紧镇压泛突厥运动，使得不少的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纷纷逃往土耳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密切配合，出版刊物，大肆鼓吹“双泛”思想。俄土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更号召俄国穆斯林与土耳其合作，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著名的鞑靼民族主义者优素福•阿克储拉(Yusuf Akçura)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在巴黎的学习过程中，他获得了一般的政治和历史意识 ，他在其名篇《三种政策》中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不切实际，指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最实际可行和有效的是泛突厥主义 。

　　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青年土耳其党的决策人恩维尔等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国策加以推行，鼓吹建立一个以中亚的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大突厥帝国”。他们建立秘密机关，建立以德国人冯•亨蒂希为首的特务组织，向有关国家进行渗透。仅在1915-1916年就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派遣间谍，散发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小册子上万册。他们还在布哈拉和高加索地区贩运枪支，煽动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闹事，这类活动也蔓延到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衰朽而濒临灭亡，其个别领导人在中亚-高加索一带搞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并不全是出于什么政治理想，毋宁说，更多地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 。

　　苏联崩溃后，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泛突厥主义似有重返中亚历史舞台之势 ，而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在土耳其又沉渣泛起。土耳其急于填补中亚的政治真空。美国支持土耳其扩大对高加索和中亚以至新疆各突厥语民族的影响，成为一个“区域领袖”。厄扎尔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极力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境外土耳其人”的联系，特别注意与中亚五国发展关系。

　　在90年代初，土耳其对中亚国家提供了不少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支持，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土耳其转向中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通过施加其在该地区的影响来抗衡伊朗和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防止俄国影响的抬头。土耳其也希望通过此种选择刺激欧洲，使欧洲意识到土耳其的重要性，进而吸收其成为欧盟成员国。不过，土耳其与突厥语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快就受到了较大抑制，一方面是土耳其本身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很快又在中亚地区确立了影响。对土耳其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它最希望得到的还是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2006年7月2日，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到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城市杰伊汉的输油管道正式开通 ，这部分地是土耳其长期以来利用文化亲缘关系来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

　　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有一种迫切地“去苏联化”倾向，主要表现在日益强调突厥语言和文化，消解俄罗斯语的影响。也就是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中亚各国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后，面临着新的国家/民族建设问题。隶属于苏联的时候，这些中亚国家的本土语(突厥语)基本上被俄语取代了；独立后，又需重建民族意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恢复本土语言；但一个世纪的俄罗斯化使中亚社会的发展中增加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与情感因子，已成为影响中亚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之一 ，俄语已经普及为大众语言和官方语言，所以语言本土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向土耳其学习拉丁化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这股民族主义热情很快就退温了，因为，让人们放弃使用熟练了的俄语，要花费很高昂的成本。

　　泛突厥主义在后冷战时代已很难引起中亚地区各族人民的共鸣。中亚领导人很快就承认，突厥语各民族之间只有文化共性，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另外，由于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强烈反对，中亚的“泛突厥主义”运动一直处于狂热不减但效果有限的状态。作为当代“泛突厥主义”运动策源地的土耳其，其综合国力有限，其国内的“泛突厥主义”政治势力也受到多方牵制，目前，土耳其在中亚的“双泛”活动，主要是通过居兰运动 。尤其是俄罗斯逐渐恢复生气，重新重视其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存在，在此情况下，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纷纷强调要平衡它们与俄罗斯的关系。

　　五、反思“泛”政治

　　1924年，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废除了哈里发制。从此，以哈里发制为框架的泛伊斯兰主义就失去了它的主要凭靠。但这并不妨碍阿富汗尼所提出的那种“伊斯兰民族”思想继续发展。比如，生于巴基斯坦的伊克巴尔就继续提倡穆斯林民族主义的理念：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穆斯林的民族国家 。这种建立伊斯兰统一体的观念，一方面有其新颖之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传统的依据。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就不是一个民族的宗教，而是一个普世的宗教，穆斯林都是兄弟、“教胞”，共同的信仰就是团结的纽带(尽管有时也因为教派问题而成为分裂的原因)。如果说穆斯林民族的观念有什么新颖之处的话，那可能就在于它模仿了民族国家的形式，用民族代替了“乌玛”。实际上，多数宗教都具有普世性，都有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冲动(在中世纪教权当道的时代，也就无所谓超国家和超民族的问题)。早期皈依伊斯兰的阿拉伯穆斯林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唯一被真主所选定的人群，相反，伊斯兰教不断地扩张，并通过多种手段吸纳信徒，使穆斯林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

　　国内学者将哈里发被废之后的穆斯林联合主张称为“新泛伊斯兰主义” 。 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教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等，这些团体都是伊斯兰世界所建立的不同形式的交流、联系与合作的新平台/机制。新泛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思潮，只是强调伊斯兰团结的不同形式的表达而已。在我看来，强调伊斯兰团结、穆斯林联合，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讲是一个合理而自然的现象，对穆斯林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便捷的选择。对他们而言，穆斯林团结既是理想，更是手段。尤其应该意识到的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作仍然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本规范之上的。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只是个别宗教和知识界人士的理想，当然也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极端分子的主张。

　　整体来看，泛伊斯兰主义既有历史阶段性，又受制于穆斯林世界的复杂性。历史阶段性主要是指哈里发框架下的泛伊斯兰主义在1924年之后已经不复存在；强调穆斯林团结的所谓“新泛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而只是宗教理想表达的不同形式，是宗教本身这样一种超民族联系的正常表现。值得重视的倒是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它号召以“圣战”的方式来推行其宗教理想，通过恐怖主义的手段去实现政治抱负，建立严格的教权主义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信徒来说，这都是不可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因此，重要的是区分正常的穆斯林情感与极端主义的诉求，尽管两者并非全无联系。

　　后哈里发时代的泛伊斯兰主义已经“去中心化”和多元化，包括：伊斯兰国家之间关系的加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日趋活跃，对巴以进程等重大事件的共同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化，等等。沙特则依靠石油美元竭力输出瓦哈比主义，对于原教旨主义在全球的复兴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原来主张建立一个“大突厥民族”的极端泛突厥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但讲突厥语国家通过各种公开机制与平台建立更为密切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常态。对于中亚各突厥语国家(包括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来说，经过近百年的民族国家建设，各国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民族认同。苏联的民族国家建构已经客观上达到了其效果。民族国家在事实上的建成，对于泛突厥主义政治本身就是一个约束，因为，它现在(被)变成了一个超政治的诉求。

　　对中亚及其周边国家而言，重要的可能还是怎样处置所谓的“三股势力”，即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幌子，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双泛”日益地从常态政治到极端主义的转变，反过来也说明它的生存空间正变得日益狭小，对中亚及其周边的大国而言，当下紧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大战略高度上防范极端主义的被利用。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双泛”已经成为超国家、超民族的政治，其极端主义的主张则具有反政治的品格 。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是对“泛”政治的强有力约束。在主权国家时代，“泛”政治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1、要么通过合法和公开的国家-政府间关系这样的常态政治来表达；2、要么就只能龟缩于文化领域，3、或者以极端主义表现出来。对于公开与合法的常态政治，需要在认可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渠道积极参与，而不是避之唯恐不及，以致丧失主动性；对于极端主义，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依法坚决予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