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智慧与野心

伊藤博文

　　人物小传：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近代政治家，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第一个枢密院议长，第一个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1909年10月26日9时，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

　　甲午事迹：战争发动、组织者。

　　伊藤博文，早年在吉田松阴创立的松下村塾学习兰学(荷兰是幕府时期日本接触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1863年，他与后来的明治重臣井上馨等人一起秘密逃脱幕府将军势力的监控偷渡至中国，中转前往目的地英国，进入伦敦大学学院进修海军。此外，伊藤还学过汉语、汉学。所以，比较他的中国对手李鸿章等人，伊藤有着更为开放的视野和格局。梁启超曾言：“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这就决定了他不仅懂得如何跟清政府这样的老大帝国打交道，也因为亲身经历了“西洋事情”，对于西方列强制定出的国际游戏规则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大权从幕府将军系统转移到萨摩、长洲势力以及以天皇为首的皇室公卿手中。到了1881年，由于所谓“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后死去，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成为日本政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这一年，伊藤秘密联合政府中的萨、长系维新元老及皇室公卿，发动明治14年政变，将大隈重信排挤出局，从此成为最有实力的政坛大佬。大隈重信则通过组党等现代政治手段影响政坛。

　　伊藤博文青年时代亲自参加“尊王攘夷”运动，当时，伊藤是积极的抗英分子，参与和见证了日本由幕府时代迈入明治时代，他有足够的动力和野心，试图为日本帝国政府“开拓万里波涛”做出巨大贡献。

　　依托天皇光环，协调军政各界

　　1891年海军大臣再次向内阁提交进一步扩大军备的议案，由于明治政府财力有限，议案一经提出，就遭到自由党和改进党为核心的在野党反对，而政治手腕略显稚嫩的松方正义内阁无法应付，此前的山县有朋内阁则因太过强硬也遭致失败，军事预算案两次都遭致否决。

　　1892年8月，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倒台，伊藤博文在争议中第二次组阁，此时，整个日本的对外政策重心已经放在了对朝用兵和挑战中华华夷秩序方面。

　　在第一次组阁时期，伊藤就十分注重依托天皇的权威，开展备战工作。1886年，时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提出庞大的扩充海军军备计划，伊藤认识到仅仅依靠内阁官僚和行政部门的世俗力量，无法筹备足够资金，甚至议案无法在议会中通过，便将艰难情形上呈天皇。

　　明治天皇做出从宫内省捐出日元30万的决策之后，伊藤随即在鹿鸣馆召集各级官僚发表鼓动演说，要求“有志之士”(实为变法之后受益的豪农豪商以及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各地实力派)以天皇为学习好榜样，捐出“海防献金”。此举起到了巨大效果，全国的华族和富豪为表达对皇国之效忠，无不为之动容，半年之内，捐款达到203万日元，并在朝野上下掀起了扩充海军的浪潮。

　　伊藤在政治上的成熟在于，他不仅熟悉萨摩、长洲系明治元勋的想法和实力，也对新出现的政党很了解，更重要的一点，作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重要起草者，他在设计宪法之初就已经为对外扩张、富国强兵等国策留出了活口——当政府与内阁无法说服在野党、元老或阁僚时，只要借助天皇，就可以让整个国家机器高速运转起来。

　　《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

　　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有权决定陆军之常备兵额，有权对外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他把独立的统帅权归于天皇，陆军、海军直接对天皇负责，当军政各方争执不休时，而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只要对军政方的决定有所不满，就可以使用帷幄上奏权，让天皇来做出决定，而天皇可毫无障碍的做出裁决，进而推动整体的运作。

　　当政府预算案再次被搁置，内阁陷入困境时，伊藤博文直接让天皇下诏，强制议会就范。 明治天皇下诏从皇室经费中拨款，并谕令政府和议会“协衷共济”。依仗天皇而最终让军费预算案得以通过的伊藤，不仅实现了他的原定目标，将日本一步步地引向了更为长远、更加冒险的对外扩张道路。

　　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天皇的决断力和影响力虽然是经常置身于内阁、军部背后的，但每有重要决策，天皇角色都会发挥出超出一切世俗势力(覆盖军政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天皇对于这一决策权的节制使用，是对皇室威信的最大维护——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金口玉言；说了不该说的，反而会引起世俗势力的反弹。伊藤博文就是这一微妙的“君主立宪制”的重要设计者。

　　伊藤博文的“战争艺术”

　　朝鲜东学党起义之后，军方按捺不住要急于采取出兵行动，陆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和炽仁 亲王催促政府以“陆军大陆演习”为名义迅速行动，伊藤为首的政府方面虽然主张缓进，但也仍然决定发动战争。他们的分歧只是缓、急之分。不过伊藤考虑的比军方更为周全，他和外相陆奥宗光一致认为，日本需要在《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框架下，采取让西方世界看来“合理”的方式缓进，才能收到更多的战场收益和讹诈收益。因此，伊藤召开内阁会议，在取得阁僚同意并与军方参谋本部川上操六商议之后，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

　　当朝鲜东学党起义迅速被朝鲜政府镇压之后，日方暂且找不到继续增兵和发动战争的借口，伊藤博文设计出了中日两国共同敦促朝鲜“改革”的手段。留学西洋、深谙文明大潮的伊藤经过多日筹划，认为利用“文明开化”的改革方案来做突破口，可以取得朝鲜开化党人的支持以及西方列强的谅解。伊藤的如意算盘在于：如果朝鲜和中国接收改革案，那么日本就可以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削弱中国在朝传统势力，扩大操控权；如果朝鲜和中国不接受改革案，那么就可以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增兵发起战争，所以，无论中国清政府是否同意，日本都不会从朝鲜撤兵。

　　而得知大鸟圭介武力进入朝鲜王宫，软禁国王李熙胁迫大院君成立傀儡政权之后，伊藤博文虽深感忧虑，认为仓促行事会打乱既定计划，但实际上还是对驻朝鲜军方的冒进行动表示了默许。这一军、政表面有分歧，内里相互协同的手段，在此后的对华战争中屡次上演，且不断得手。

　　而当日方不宣而战于丰岛发起对中国清军的袭击时，伊藤博文在后方协调军政、议会，保证了战争更为顺利地展开，让日本帝国以最小的损失获得最大的利益，尽管伊藤相比激进的山县有朋、活跃纵横于外交领域的陆奥宗光，对战争的直接参与度并未十分明显，但对整个战争进行总体把握、总体操控得最恰好的人，除了他之外并无其他人。

　　1894年8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战。

　　与此同时， 在丰岛海战爆发的前一周，伊藤博文成功达到“联英拒俄”的目的，与英方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双方相互作了些让步，英国以放弃在日“治外法权”换取日本对抗俄国，日本以全境自由通商取得英国的支持。

　　日本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攻朝鲜和中国了。从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在签约后致陆奥宗光的信件中将此条约的意义如此形容：：

　　总之，英人的意思，请日清两国把力量置于朝鲜北端或全部，而自己不费劳力以防止俄国南侵，金伯理勋爵恳切的对我说，这个条约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

　　9月份，伊藤随日军大本营来广岛，亲自参与指挥战事。在整个甲午战争的激战或和谈中，日本军政两界作出的重大决策，他无一不深度参与，对于整个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甲午战争之战果，对于成长中的日本帝国来说是异常丰厚的大礼。明治日本一举将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打趴在脚下，并且进行了毫无保留的羞辱和掠夺。从军力来说，它成功地实现了从“挨打”到“打人”的扬眉吐气式转变，结结实实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它在这条不正常的强国路上也越行越远，最终成为一架无法遏制的战争机器，最终害人害己。

　　在二战结束之前的许多日本首相身上，都可以看到伊藤博文留下的政治遗产和抹之不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