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权力之役：专制下的“黑洞效应”

　　陈夔龙（1857—1948）清末大臣。又名陈夔鳞，字筱石，一作小石、韶石，号庸庵、庸叟、花近楼主，室名花近楼、松寿堂等，贵州贵筑（今贵阳）人。起于寒士，官运亨通，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历官顺天府尹、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勋复辟时弼德院顾问大臣，曾反对废除科举。

　　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至，骄阳似火，偌大个京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一天，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盼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姗姗来迟。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年)恰外出拜客归来，于客栈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自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年)，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考卷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而一同中式的贵州老乡赵以炯、李端榘等，均入翰林院，差事清闲而补缺甚快，这着实令陈情何以堪！他不禁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应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年)。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不愤愤不平，而是悠闲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惯例，若不出意外，二十年后(1906年)，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才。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过，一入官场深似海，也许连他们都没预料到，几十年后的自己，居然蜕变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类人。

　　贫寒与无奈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之人。

　　据说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然而他的脑子似乎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能力较差，科考每每积极参与，成绩次次名落孙山。白驹过隙，一转眼徐世昌已近而立之年，往日的那股锐气消磨大半，他也感到入阁拜相的理想似只是一个白日梦。一次，徐乡试结束，几位挚友相邀聚于相国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问徐世昌将来有何志向，徐醉眼迷离，举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河南旧有“金杞县、银太康”之称，堪为各州县中之上等肥缺。可见徐世昌此时颇为务实，在他看来，能管辖一县、衣食无忧已实属难得，什么声名显赫、位极人臣之类是绝对不敢奢望的。陈夔龙亦然。八岁那年，陈父病逝。有人劝陈家三兄弟弃学经商，陈母应曰：“一息尚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于是陈母以“纺绩得赀，藉供馆谷，往往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诵读之声彻于达旦”。虽生活艰辛，陈夔龙倒也安之若素，日复一日挑灯勤读，希冀通过科考改变命运。起初陈之文运颇旺，连战连捷，19岁便高中举人。孰料好运却忽而戛然而止，“南宫累次报罢”，眼看就要迈入三十岁的门槛。与徐、陈情形相似，虽是旗人，但荣庆七岁丧父，家境凄凉，“陋巷逼迫，非复阀阅矣”。不过他天资聪颖，少年得志。要知道，27岁便高中进士，这在清末满蒙权贵中堪数凤毛麟角。

　　既然这三位既不是出自官宦世家，亦非坐拥金山银山之富豪，故他们唯有从基层做起，期盼凭真才实学来为朝廷效力，谋得升迁。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如果成绩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请您继续学习，再等三年。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时任掌院学士的翁同龢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六年，竟未曾获得过一次外出主持地方乡试的差事，甚至连当副手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忙介绍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推荐至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当时翰林院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红翰林”自然是官运亨通的那一类，而“黑翰林”则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员们，徐即位列“八黑”之一。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八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成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其霉运可谓冲天。

　　荣庆也好不到哪儿去。供职翰林后，荣庆之生活似乎未见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官最为清苦，他们时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贷度日。彼时之荣庆，便是这般境况，于是便成为京城当铺和钱庄的常客。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八，他“以马馆百五并贽银百五还大德通。己丑(1889年)八月初一借款，其余二百，另为立据付息。负债累累，今始清二十分之一也。”同时，荣庆之仕途亦颇艰涩。据《清史稿》载，自高中后，他“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之时，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十载京官，荣庆着实惨淡。

　　当然，最悲催的莫过于陈夔龙。这位老兄自从赴任兵部主事后，简直如坠入苦海而难以自拔。兵部在六部中堪称最差，按“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唯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年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这就意味着，即使再出色、再优秀，陈熬到五十岁，充其量还是个六七品的小官。

　　残酷的现实虽无声无息，但却告诉这三人一个铁一般的道理：书读得好，不等于官做得大；志向高远，也必须安全落地。十年转瞬即逝，徐世昌、陈夔龙与荣庆，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黄金年龄渐行渐远。要么改变自己，要么继续沉沦，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诱惑与屈从

　　面对权力的黑光，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诱惑，尤其对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人而言。1895年前后，成为这三位“50后”仕途的共同转折点。

　　徐世昌首先“脱贫”。该年秋，徐与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凯重逢。眼见老大哥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于是延请徐进入小站，掌管参谋营务。起初徐还犹豫不决，想保留翰林院岗位。后眼瞅编练新军事业蒸蒸日上，其势头迟早会坐大，高升自然机会多多，徐索性辞去编修一职，全身心辅佐袁世凯，为其献计献策，结交各路人脉，于是稳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

　　陈夔龙自不甘人后，于次年“开窍”。陈之发迹，与北洋也颇有关联。甲午之后，久蜇西安数年的荣禄重回中枢，出掌兵部。而恰值同时，连襟廖寿恒接替故去的许庚身，进入军机。陈夔龙于是恳请廖代为向荣禄举荐自己。此刻位高权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作说客，在荣面前一番美言。不久，荣禄便亲点陈同其赴津查办小站军民纠纷一事。小站是荣亲自指定的练兵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途中，荣问陈年岁几何，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荣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所谓“骨相气色”，恐怕是三分经验七分忽悠，并不靠谱。然其弦外之音则至为明显：陈若听命行事，不节外生枝，保你补缺升官。吃尽官微言轻苦头的陈夔龙，自然参透荣之暗示，一路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检阅操练时，荣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其实若按兵部条例，仅新军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袁世凯便可遭到严惩。但陈曲意迎合荣禄，在撰写奏稿时笔下留情，淡化过程，抹去罪证，终至此案不了了之。待此事办妥，回到兵部，排在他前面的七名竞争对手，要么病退，要么调走，要么受罚，要么弃权，于是陈名次飙至第一，顺利顶补缺位。可见荣禄已暗中运作停当。不久，荣禄更把参预北洋政务如此机要之事交予陈夔龙，将其引为心腹。

　　反观荣庆，此时他官途虽略露曙光，但在为官之道上似乎“进步”得有点慢。那他又究竟凭何升迁？大致两点。其一，办事认真。一次，光绪口谕整理清秘堂藏书。荣庆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妥善安排下属分工办理，“从此旧书可保无遗”。不久，荣庆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见，从而给光绪留下较好印象。其二，清廉自律。按理说，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应笑纳以解燃眉。荣庆则不然。终其一生，他洁身自好，殊为难得。但凡他人之礼，荣都一律拒收。清末巨贪周荣曜曾以厚礼向荣庆行贿，荣不为所动。荣坚拒贿赂，或许尚有防授人以把柄的考虑，不过此种作风确为他在官场换来极好的口碑。也正因十数年兢兢业业之奋斗，1899年荣庆终于获得外放山东学政的机会。而此时徐、陈二人，在仕途上已将荣庆甩开了半条街。

　　截止到1899年，徐、陈二位早已屈从于权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将所谓家国社稷、担道抗势之情怀置诸脑后。而荣庆好像还经得起诱惑，未完全变质。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为权力的奴仆。1900年初，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拜访荣庆。此时恰逢荣母病重，袁热心为其推荐医生、馈赠物品。荣母去世，袁世凯先是“送经并焰口”，后待荣庆扶柩抵津，令“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实在是殷勤周至。其实荣庆对袁素无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凯背后的靠山是当朝大佬荣禄，与袁结好，便可攀上荣中堂这株参天大树。经过对道义与权势的一番慎重权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荣庆终抛弃了坚守半生的政治信仰，决心与权力合谋。一年后，荣庆便在荣禄的关照下，“奉旨署理仓督”。荣庆事后致函坦露心迹，表示不负栽培：“惟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魄力，究不知撑到几分。”

　　放下了尊严，丢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线，背弃了理想，这三位“50后”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逐名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1901年，陈夔龙如愿外放河南布政使，获取吸金之肥缺。两年后，他升任河南巡抚。1903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特保授徐世昌为商部左丞。徐之前仅是六品官员，一跃成为三品商部大吏，这种超常规提拔干部之举，在整个清代也堪称异数。次年，他更是跃升为巡警部尚书。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旋即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至1905年，荣庆晋协办大学士。仅仅六七年工夫，徐、陈、荣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升迁之路。

　　官运与国势

　　身居高位，权倾一方，拥有如此绝佳之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头的当打之年，这三位“50后”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轻时的宏大抱负。殊不知在威权体制下，权力场中之辈，由于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往往眼光向上，更多从统治者的“最高指示”出发，其立足点无非四个字：“领导满意”。这在三人的政治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06年夏，围绕是否预备立宪之问题，京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西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极力抵制立宪，横加阻挠。然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终却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任交予荣庆。这期间，袁世凯频频私下拜访，以期凭私谊影响荣庆。孰料之后面世的懿旨，无非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限期顺延。想必荣庆当时费尽心机、搜肠刮肚，完全是揣摩老佛爷圣意而已。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统元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上台，他们对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艺、科技等颇为推崇。当时徐恰恰担任东三省总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据曾在东北任职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千万两，两年以来铺张颇甚”。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薕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一次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载沣面前表扬这位“市政建设标兵”。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的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全国学习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并未予以追究。

　　1909年，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下车伊始，便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局势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步，像陈这种官员，敌视新学，拒绝革新，只会激化矛盾，令问题愈加恶化。面对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请愿运动，陈表面安抚，私下命军警强力弹压。一面极力“维稳”，他却一面上书中央，报喜不报忧，声称直隶一片安靖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时疏导，革命便喷薄而出，眼见大势已去，陈只得告病去职，清廷最后一任直督便如此黯然离场。

　　辛亥之后，这三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化身遗老。除了徐世昌于短暂隐居后再度出山，继续在政坛打拼外，陈、荣二人则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经营下的丰厚积累，过着饶裕悠哉之寓公生活。当然，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之余，他们不忘叹一声前朝可惜，骂几句民国黑暗，却从不曾反省己过：难道唯权力马首是瞻的恶果，不恰恰是国势日颓，终致倾覆吗？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经》中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为例，指出人在具体而特殊的社会情境与权力系统之中，往往会走向恶的一面，此之谓“路西法效应”。该理论似对了解这三位“50后”士子的人生轨迹颇有启示。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贡献才智，然在专制制度下，权力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大，几乎吞噬了一切，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它名叫路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