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盛到衰微：18世纪大清帝国的盛衰之变

　　持续百余年（1681—1796）的康乾盛世，曾以国力强盛、气象宏伟震撼一时，其时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人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是对当时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而在朝官僚和皇帝更对大清帝国的未来充满了自豪和自信，坚信“海甸巩于金瓯，邦家奠于磐石”。

　　然而，历史并没有沿着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康乾盛世并未长期延续。自18世纪80年代以后，民众反抗就不断爆发，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更为清朝的盛世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大清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坠入凄风苦雨、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世。“变起一朝，祸积有素”，清帝国的盛衰之变，既源于传统社会“盛极而衰”的一般规律，更源于当时统治者在指导思想、内外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失误。

　　持盈保泰：一个不思进取的治国方略

　　每一个时代，统治者都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施政方针。乾隆二十年前后，随着统一新疆战争的顺利进行，乾隆帝感到清朝进入了“全盛”、“盛满”时期，从此将“持盈保泰”作为自己基本的治国方略。乾隆帝谈论“持盈保泰”并非始于中叶，但作为一个基本的为政方针， 它是在统一新疆战争过程中逐渐确立的。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时，阿睦尔撒纳已经覆灭，乾隆帝在诗中写道：“重熙累洽诚斯日，保泰持盈亦此时”，“遗孽廓清永砥属，持盈益励敬皇皇”。及西师彻底告捷，“持盈保泰”更是屡屡见诸诗文，如“赤县东西一蔚侯，黄图南北共车书。家饶室备均希彼，保泰求安敢懈予”。“于今祇凛持盈念，绝域宁夸拓土材？耆定新疆筹善后，共勤耕牧辟汙莱”。乾隆二十四年，在关于统一新疆的上谕中更明确宣布：此后，“惟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愿与中外臣民共之”（《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二十四年十月）。

　　“持盈保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主要指当事者处盈泰之时，更滋敬慎之心，以保持事物的圆满状态。《诗》“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讲的就是“处泰虑否”。《论语》所谓“君子泰而不骄”，《抱朴子》所谓“每居卑而推功，处泰而滋恭者，谦人也”，均要求人们以谦慎之心处盈泰之时。就防止个人因盈泰而骄奢，“持盈保泰”当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一种保守观念的产物。“持盈保泰”，说穿了，就是要维持现状。而在历史上，通过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状态的，只有不断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才能促进繁荣的深入发展。社会演变是不可能停止的，停止的只可能是人们的进取与奋斗。而统治者一旦丧失了开拓原动力，丧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醉于已有的辉煌，各种危机和矛盾就会酝酿和滋生。18世纪就是这样，乾隆皇帝“持盈保泰”的结果，就是集中精力“护守成宪”，对眼前的问题作小修小补，而用更多的时间享受盛世的繁华。我们看到，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统治者逐渐丧失了过去长期保持的那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点缀盛世、装点繁华成为皇帝和官僚的重要工作，享受升平之福成为危害清朝统治前途的巨大政治问题。当时对清朝微妙的社会形势保持着清醒头脑的著名理学家蔡新对此忧心忡忡，在给皇帝的经筵讲义中，他将“堂陛之玩愒”作为盛衰之变最重要的征兆，他说：天下之乱也，不于其乱而生于极治之时。何也？开创之始，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无非为天下谋治安，为子孙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贯，天人实系赖之。履泰以后，上恬下熙，渐忘其旧。君以声色逸游为无害民生，臣以持禄养交为安享暇豫。进谏者，谓之沽直；远虑者，谓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谋画，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图一己之利。夫图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贻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来日后之悔者也。则堂陛之玩愒，其一也（《清经世文编》卷十，蔡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随精神萎靡、持盈保泰而来的是严重的政治腐败。

　　腐败严重：盛衰之变的直接根源

　　腐败，必然导致衰微和灭亡。在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从根本上讲，直接取决于人心之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又系于政风之好坏。乾隆中叶以后，清朝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官僚队伍出现了严重的一发不可收拾的腐败局面。这种腐败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普遍公行，呈集团腐败趋势。“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故恣行不法之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10页）。比较典型的如乾隆中叶的甘肃省，大小官员串通一气，捏报灾情，贪污赈灾款项，结果仅被处死的贪官就多达22人。乾隆后期福建吏治败坏，“上下通同分肥饱囊”，以致仓库“无处不缺”，其情形较甘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是贪污数额巨大。乾隆前期，官僚贪污数额较小，多者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两者。中后期不同，官僚贪污动辄上万，甚至多至数十万。像闽渐总督伍拉纳，贪污事发，仅抄家发现银子就多达40余万两，同案所涉福建巡抚浦霖家中仅现银就多达28万余两。乾隆帝怒道：“二人贪黩营私，殊出情理之外”。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他身边的大学士和珅，贪污数量更大，多至2千万两。三是高级官僚犯案增加。一般地说， 高级官僚作为朝廷意志的体现者，精心选拔于千万人中，皇帝对他们信任倚重，俾以事权，所作所为应该对得起自己的政治良心，保持起码的清廉品行，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乾隆中叶以前，高级官僚贪污营私者尚少，到中期以后，形势为之一变，“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乾隆六十年八月）。甚至连官至“宰辅”的大学士，也肆意营私。像大学士于敏中，不但“潜受苞苴”，而且令地方官为自己修造花园，开了乾隆朝“首辅”勒索地方官的先例。至于和珅，贪污所得更不计其数，嘉庆帝惊呼：“似此贪酷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嘉庆起居注》嘉庆四年正月）。

　　腐败严重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矛盾激化，“官逼民反”。腐败的最终受害者是普通百姓，而一旦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社会动荡就会来临。所谓“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圣祖仁皇帝起居注残稿》）。二是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能指望一个萎靡、腐败的官僚队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腐败，必然破坏行政机制的正常运转，降低朝廷的治事能力（像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清朝带兵大员“在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出师三载，耗资七千余万，“皆由各路领兵大员任意滥用所致”《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九），这在客观上又为民众反抗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而康乾盛世的终结，也是由民众的反抗最终完成的。

　　安全与发展：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

　　和以前各代相比，清朝历史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西方殖民势力正在东来，中国传统的以“贡”、“赏”为特征的外交体制逐渐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对外交往中许多不为时人注意的新现象、新变化，正预示着未来国际形势的巨大变迁。康乾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基本情况是：以产业革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社会变革，将西方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社会进步和技术革新，西方国家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欧洲列强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正在变成现实。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如果我们将康乾盛世说成是一幕辉煌的悲剧的话，那么，这出悲剧最发人深省的地方就在于中国是在全盛的时候，是在盛世的喧嚣声中落后于世界的！

　　从知识结构上讲，康乾时期的中国皇帝和官僚们绝非平庸之辈，他们大多学问渊博，贯通古今。尽管他们对欧洲新的文化革新和政治变革知之不多，但对下面两点是非常清楚的：一是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上已经落后于西方。有鉴于此，康熙帝以浓厚的兴趣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帝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保持着相当的兴趣，并主动了解英国造船业方面的情况，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喜欢询问外国事物，对外国科学发明俱感兴趣”（《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84、406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而清廷“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二，南怀仁传），也反映出清廷对西方科技水平先进地位的承认；二是西方殖民势力的进逼。清廷用于战争的“制胜要器”如大炮等，其制造技术传自西方，而西洋船舶之坚，火器之猛，都不能不使统治者在处理中外关系时惟慎惟谨，动以安危为虑。更重要的是，康乾时期的中国确实面临着西方侵略的严重威胁。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对分裂势力的支持，促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西方列强在远东地区肆无忌惮的扩张，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非法活动，也使清廷深感忧虑。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康熙帝强调“海防为要”，“凡事不可小视，往往因小失大”，预言：“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324—232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即生动反映了清廷对西方侵略的担心。正是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清朝统治者必须在安全与发展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发展，要改变中国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就必须和西方交往，就必须适当开放门户，以便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而要扩大交往，就得冒招致西方更大侵略的风险，就得冒国内反清势力、分裂势力和西方侵略势力勾结串通的风险，如何处理二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成为摆在盛世时期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清朝统治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处理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通过减少和西方的往来，求得暂时的安全。一些西方学者说：“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外国商人自己的残暴行为应视为他们被享以闭门羹的主要原因”（Blakeslee China and theFar East P35，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12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即反映了这一历史实际。从雍正起，清廷开始厉禁天主教传播，“耶稣会士，由利玛窦迄于当时，一切传教之设，一一销毁，不遗余迹”（北京主教樊国梁准：《燕京开教录·中篇》）。乾隆时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当时，清廷鉴于西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四十六）。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尽管中外贸易在严格的限制下仍在进行，但其发展十分有限，而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则基本上限于停滞状态。在此后数十年中，大清帝国凭借其统一的雄姿，繁荣的国内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以及她在东亚地区源远流长的国际影响，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地位，但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则越拉越大，近代落后挨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预言“英国从这样急剧的变化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加强它的霸权地位（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20—5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入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从清朝统治者处理国际事务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定要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选择安全当然是正常的，也在情理之中，但不能忘记，没有发展的安全，归根到底是不可靠的，苟且偷安，换来的只能是落后挨打的历史屈辱。

　　康乾盛世衰落了，封建的盛世一去不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它需要的是崇高的精神，坚韧的意志，开阔的视野，辩证的睿智，需要的是万众一心，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奋斗，这将在未来的历史中得到充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