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拒做汉奸：兵败流亡蜇居北京

　　吴佩孚（1874年4月－1939年12月），字子玉，中国山东省蓬莱县人。晚清秀才，北洋军阀中曾经为实力最雄厚的军阀之一

　　大军阀吴佩孚曾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尔后又阻挠北伐。然而，就是这个对人民犯过罪的人物，晚年却留下了一段颇为特殊的经历。

　　屠杀工人全国唾骂

　　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但次年即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被革除功名还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只好逃到北京，生活无着不得不靠占卦算命来糊口。1898年在天津投军，从此披上戎装。在以后的岁月里，吴佩孚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1918年6月，被授予“孚威将军”衔。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佩孚于衡阳通电全国，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同年12月，冯国璋病死，吴佩孚成为地位仅次于曹锟的直系军阀首领。1920年9月，吴佩孚任直鲁豫巡阅副使：1921年8月升任两湖巡阅使，控制了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

　　由于吴佩孚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得。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的“仁”道精神，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芸芸众生的生命毫不怜惜。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吴佩孚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他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他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二七”惨案的发生，更暴露了吴佩孚的心狠手辣。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吴佩孚的武力阻挠。总工会由郑州迁往汉口江岸办公。为反抗军阀暴行，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全线罢工，客、货、军车一律停驶，长达10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陷于瘫痪。武汉各工人团代表和江岸工人1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罢工开始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即密谋镇压。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同时，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也操纵军阀代表吴佩孚开始向工人进攻。1923年2月7日，从南到北的京汉铁路线上，枪弹呼啸，鲜血飞溅，3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人权、争自由，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吴佩孚命令其部下萧耀南等派军队包围总工会，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开枪打死工人50余人，打伤300多人，被捕入狱60余人，开除1000余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惨遭杀害，制造了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揭露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和屠杀工人的罪行，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全国铁路工会筹备会、青年团中央也发出了通电和宣言，谴责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

　　兵败流亡蜇居北京

　　曾授“孚威将军”衔的吴佩孚虽然精明、狠辣、战绩显赫，却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到处流亡，最后辗转流落北京。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任讨逆军总司令，因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而大败，率残部2000余人先逃至武汉，不久退入鄂豫交界的鸡公山。1925年3月又逃至岳州。受湖南军阀赵恒惕庇护。10月孙传芳于江苏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前往武汉，通电全国，自称受14省区将领推举，就任讨贼联合军总司令。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但仍然抵挡不住革命的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大势已去，可是他并没有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1927年，吴佩孚率残部投奔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打着“孚威将军”旗号企图东山再起；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往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当即撰写了多首诗作和对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舞文弄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其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1932年1月，吴佩孚到达北平，从此蛰居东城什锦花园，虔念弥陀。

　　借演讲揭日寇阴谋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日寇辖下的高级寓公。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而吴却没有这样做。当北平居民纷纷南下避敌时，吴佩孚仍难舍他的北平旧宅。这样日伪便首先以“吴大帅已进入东交民巷(旧使馆)”为题发表消息，以为吴氏会有意迎逢。吴氏怒言：余虽未南下，但北平也是中国领土，余死也要死于中国土地上。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日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企图造成“汪主政”、“吴领兵”，“北吴南汪”的“合作局面”，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有威望、能站得住脚”的伪政权。汪精卫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对聚集什锦花园的说客冷眼视之。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

　　不惧威逼惨遭刺杀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之后，日本人又让汪精卫出马说服吴佩孚，以实现所谓的“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于1939年6月26日亲自飞往北平，邀吴佩孚在铁狮子胡同日本侵华军参谋长山下奉文的公馆里会晤。吴佩孚对报界称：“吾与汪先生皆中国人也，如商国事，当相见于中国人住所。”拒绝汪的请求。汪精卫又提出在顾维钧寓所会面。吴佩孚又以“在外面晤谈不方便”为由，请汪“来敝舍会谈”。其实他根本不愿与汪精卫会谈。后来汪精卫又派陈中学上门去请，吴佩孚把桌子一拍，骂道：“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个人一定下贱!”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也有人说是吴佩孚无力摆脱日方纠缠，气急交加，突患牙病的，总之吴确实为牙病所困扰。当时吴佩孚周围惟一没有被日本收买的是张伯伦。他是吴的秘书帮办。12月4日他最后单独与吴会晤，吴说：“死了的好，死了的好。”接着又说，“将来美日必有一战。中国定可雪耻报仇。”由此可见吴佩孚至死仍然惦记着中国的抗日战争。下午3点钟，川本和日军医处长石田，以及吴的朋友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用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极力阻拦也没有结果，无奈吴夫人只好抱着吴的头，其子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锐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龈，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地一声惨叫，鲜血从口里喷射出来。顷刻间，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此时是1939年12月4日午后3时45分。

　　吴佩孚生前曾占卜自己62岁必死，如果不死可活百岁，但却在66岁这年突然死去了。吴佩孚的死讯顷刻间传遍了北平城，“大帅没有屈服于日本人”，这感动了北平的老百姓，人们纷纷为吴佩孚送行。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在日本人与汉奸的假惺惺的鳄鱼泪里，在蒋介石悲切的吊唁声中，在家人与部下的号啕哭别声中，北洋集团里的惟一儒将、性情倔强的吴佩孚魂归蓬莱仙山，惟余他手书的那幅长联在故宅正堂的墙上瑟瑟而泣：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