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乃敌国：清遗民为何与时代为敌

郑孝胥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中国人亦由臣民转向国民。然而，有一些著名或不那么著名的人物，选择了同情以至效忠清室的政治立场，后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甚至在日记中称“民国乃敌国也”。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些人物的行为及动机？这一群体的政治立场，是“落后”或“反动”的吗？

　　传统并非不可改变

　　传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不能改变的，因为许多传统本身也是“发明”的，取代了过去的“传统”，只是久而久之这些“发明”也就成了“传统”。

　　说起“前清遗老”或“清朝遗老”那些个人物来，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更不用说现在大名鼎鼎、有说是“殉清”的王国维了，都不陌生，有关研究不能算少。但是，把“遗老”做全面研究，从文化、政治、思想，乃至生活方式逐一扫描，却不多见。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林志宏先生厚厚近五百页、36万字的《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则是此中力作。一部厚重丰富的作品，当然具有“开放性”，引人联想，给人启发。读罢此书，令我想起传统与反传统的复杂性，理论、话语与现实世界“真实意义”的复杂性。

　　提起“遗老”，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多是“辫子”。正如林志宏先生所说：“在遗民的世界中，表达深具意义的仪式和行为，经常是他们体现自我认同重要的方式。”清亡后，“辫子”成为遗老们表达自我认同、坚持传统的重要的象征性符号。推而广之，“辫子”令我想到了“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辫子”其实也不过只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此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但清王朝建立之初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武力强迫汉人剃发留辫时，许多人因其“反传统”而激烈反对，一些地方甚至因此血流成河。然而只二百年时间，也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反传统”的辫子也演化成了“传统”，甚至成为让一些人难以割舍的“民族特征”。

　　同样，在土耳其的现代化历史中，基马尔厥功至伟，被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因他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土耳其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为表明改革的决心，他曾激烈地禁止戴传统的圆柱形土耳其礼拜帽。许多人认为这一禁令违反“传统”，因而引起强烈反弹，一些地方还发生骚动，引发血腥事件，一些人甚至因此被处以绞刑。但一些人为保卫“传统”甚至不惜“以身相许”的圆柱形土耳其礼拜帽，引进土耳其其实也不过才百年时光，是马赫默德二世在19世纪30年代作为一项取代穆斯林头巾的改革措施“发明”的，当时也因“反传统”引起激烈反对。只百年时间，多年媳妇熬成婆，“反传统”的礼拜帽就演化成了“传统”。

　　“辫子”的故事告诉人们，传统确是悠久的，是以往生活、智慧的点滴积累，当然应当敬重。但传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不能改变的，因为许多传统本身也是“发明”的，取代了过去的“传统”，只是久而久之这些“发明”也就成了“传统”。

　　西方是“霸道”，东方是“王道”

　　郑孝胥推行王道思想的动机，除了维持秩序、强调恢复帝制的“正当性”外，它同样也是一面用来抵抗西方文明价值和体制的盾牌。

　　在“满洲国”的建立中，一些“遗老”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汉奸。当然原因是复杂的，有对“朝廷”的忠心，对清王朝复辟的幻想，对“赤化”的害怕，等等。其中一点，是日本宣扬的“王道”。

　　在二战结束前的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也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做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因而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谓的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相信读者对“王道乐土”，都不陌生。

　　在“遗老”中，郑孝胥对“王道”的论述最多，因此，林志宏先生专有一节分析郑对“王道”的理解与阐释。郑孝胥把王道视为东方民族因应西方列强势力的国际策略，以此说明东西两种文明的本质有所不同，认为西方文化是“霸道”，而将王道看成隶属东方的独特精神，代表东方本位的想法，东方正代表王道精神之所在。“综述郑氏对王道的言论，可以发现：推行王道思想的动机，除了维持秩序、强调恢复帝制的“正当性”外，它同样也是一面用来抵抗西方文明价值和体制的盾牌。这个武器既是区别东、西方的差异，还要拿来回击1912年后效习‘西化式民主体制’的民国。当然，重新复兴传统，赋予意涵，也成为追求王道理想的另一种使命。”郑孝胥的“王道”，与日本的“王道”，基本契合。

　　“王道”话语的滥用

　　一套话语体系，其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多年前，我对汪伪政权的话语曾稍有研究，当时就注意到，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王道”是一重要元素。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两个月，由英国人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的新加坡在1942年2月即被日军攻陷。汪伪集团在同年5月编辑出版了《国人对于日军占领新岛后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建设之枢纽论文集》一书，歌颂日本的“赫赫武功”，以表庆贺。书中历数了英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白种强势文明几百年来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强调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和剥削，还对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挞，认为“国人又炫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将数十年固有道德，弃之如敝屣，遂使人欲横流，伦常失纪，戾气所积，国势日替”。“我国数千年文化，以王道为特具之精神……及清季英美文化侵略潜入之后，国人震于物质文明之新异，群相傲效其皮毛，将传统之王道文化，视若糟糠”，这次要借日军攻占新岛之机，“将以前深痼之英美功利主义文化，洗濯清楚”，要“以王道文化矫正其宿疾”，沟通中日文化，“建设共存共荣之新东亚”。现在“西洋人尚以为西洋文化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而我们由于东方文化的不注意与不统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后，在日本清算了追随欧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国转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路线，东方文化，将由此战争为契机，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异彩。”在这种“王道”话语中，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则是英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像“焦土抗战”、“抗战建国”、“长期抗争”、“游击战争”等，都是由于“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而提出的“误国口号，害民名词”。

　　中国儒家理想的“王道”也可以成为日本侵略者、郑孝胥、汪伪集团的重要话语论述之一，说明一种理论、一套话语体系，其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此书从“遗老”的活动范围、政治抉择及其象征性仪式、书写中的自我认同、读经尊孔、学术的挑战及去神圣化、王道乐土和参与“满洲国”等诸多方面勾勒、分析了这一层人物的立体的、全方位的“面貌”，进而与追寻“现代”中国的脉络紧密联系起来：“认识清遗民的历史角色和地位，非但足以再思考‘忠诚’概念自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且将有助于重新检视：中国在20世纪时如何从王朝迈向民族国家的历程。虽然从现实面看到，他们逐渐成为政治舞台的边缘人物，可是让吾人能了解传统思想究竟是怎么进行转向——民国在政治制度、组织改造的同时，也使得思想精神面临何种清理和再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