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占儿媳的唐玄宗李隆基用何种方式保住性命

唐玄宗画像

　　朝廷“一把手”，不少人都玩过“罪己诏”。有好事者曾做过统计，包括“洪宪皇帝”在内，中国历史上总共有80位帝王下过“罪己诏”。

　　按说，他们刀枪在手，“真理”(天子圣明，罪臣当诛)在胸，走卒鹰犬不计其数，怕谁？倘若看谁不顺眼了，关管杀判，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哪里用得着玩此等栽面小伎俩？

　　然而，世上之事它还偏就复杂在这里，有时候长枪大炮无济于事，“真理”也解决不了问题，不玩“罪己诏”还真的迈不过坎。比如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狼狈逃亡途中突遭马嵬坡兵变，“罪己诏”你玩不玩？尽管他发布的是所谓“面诏”，口头上的玩意，并非白纸黑字，但君无戏言，你敢忽悠愤怒的士兵？结果，杨国忠人头落地，杨玉环白绫处死，依仗“真理”强占儿媳的李隆基这才狗命得保……

　　这说明个甚？这说明所谓“罪己诏”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玩的，不是朝廷处在危难之时，便是“一把手”或皇位不保，或命悬一线，同时也说明它有时还多少管点用。

　　然而很多玩“罪己诏”的“一把手”并没有这么幸运。当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官民矛盾不可调和，时代脚步越过蒙昧阶段，芸芸众生逐步觉醒之后，“罪己诏”就不灵了，尤其玩油了后，非但收拾不了人心，甚至还会成为笑柄。著名者如朱由检，他的那些个“罪己诏”，不过一厢情愿的救命稻草。

　　朱由检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登基的。当时，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啼声初试，中国社会则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历史出现了新的节点。然而，这座东方城堡却已千疮百孔，周身溃烂，无一处不流脓：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阉党横行，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各种矛盾尖锐对立，一触即发。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都有可能崩溃的“大明”，此刻迎来了它的末代皇帝朱由检。

　　崇祯是在生产关系推陈出新的吶喊声中上台的，尽管他怀有刷新政治的抱负，求治心切，几乎一登台便剪除祸国殃民的阉党集团，大力平反前朝的冤假错案，重新起用遭迫害而幸存的东林党人，竭力收拾知识分子人心，除旧布新，励精图治，但他没有(也不可能)顺应历史潮流，维护的是一个既专制独裁，又日趋腐朽没落的政权。再加上“朕即国家”这种封建理念赋予他的刚愎自用、多疑猜忌性格，以及走回头路(前朝宠信宦官，他在对官员大失所望后重蹈覆辙)，他的种种努力，注定不是付之东流，便是徒劳无功。

　　从他执政的第八年(1635年)开始，在随后的九年中，包括“绝命诏”在内，他一共下过六道“罪己诏”。

　　崇祯八年正月，他家祖坟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掘毁焚烧，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数日之久，一时间凤阳百姓色变，天下舆论大哗。这种奇耻大辱，极易被民众看成是祖上缺德遭报应。为了给祖宗挽回颜面，给政权“维稳”，他咬牙切齿，调集军队先在中原地区“会剿”，后在全国范围内清剿痛剿，并于十月初颁布“罪己诏”，将祖上遭“报应”的责任揽过来：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

　　这是他第一次颁布“罪己诏”，首次承认朝廷失误及局势险恶。但从内容、措辞、语气和行文节奏看，此时的朱由检固然心情沉重，但依旧自负从容，不见些许悲凉哀婉。他表面罪己，实则抱怨“诸臣”，说穿了，还是“天子圣明，罪臣当诛”那一套。这种“罪己诏”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见。

　　崇祯十年，他又一次颁布“罪己诏”，表面原因是北方大旱，久祈不雨，实则是吏治腐败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他说：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

　　这种时弊痛陈，与其说是锥心罪己，莫如说是拍案而起。但是，根本原因何在呢？仍然是官员误国，而非制度腐朽。

　　这样，在苟延残喘中又混了五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病入膏肓的明王朝病情进一步恶化，内外交困，腹背受敌，势如累卵：

　　正月，在崇祯的默许下，朝廷派特使赴关外，同清廷秘密谈判，实为乞和。

　　二月，李自成在襄城大败明军，杀害陕西总督汪乔年。

　　三月、四月，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洪承畴被俘叛变。

　　五月，李自成几次三番围困开封。

　　七月，贤淑聪慧的田贵妃病故，崇祯悲痛欲绝。

　　八月，乞和事泄，朝野舆论大哗，崇祯恼羞成怒，遂诛杀兵部尚书陈新甲，“和谈”彻底破灭。

　　九月，黄河堤溃，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一夜之间数十万生灵涂炭。

　　十月，李自成于郏县击败陕西总督孙传庭。

　　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东腹地，杀害官吏数百人，掠走人口三十余万。

　　闰十一月，焦头烂额的崇祯第三次下“罪己诏”：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

　　不用多说，如此“罪己”，何异于自欺欺人，又何异于痴人说梦？

　　第四、第五次“罪己诏”，分别颁于崇祯十六年和十七年，皆因李自成“流寇”烈焰冲天，势不可挡。“……皆朕之过也……又朕之过也……又朕之过也……又朕之过也。……皆朕抚驭失宜……”

　　悲悲切切，泪光闪闪，言词不可谓不恳切，情状不可谓不哀怜。应该说，直到这时这才有点“罪己”的味道。然而，几次三番，连着来，这不成老油条了？哪还有诚信可言？何况人心早已冷漠，大势已去，唠叨这些还有何用？

　　第六次“罪己诏”，即临死前血书于煤山的“绝命诏”。从形式到内容到对象，它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遗诏”。它实际是一份“与李自成书”，是写给死敌李自成的，不再指望天上掉馅饼了。“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内心深处至死不服。因此，绝望之余，他把走到穷途末路的责任统统归咎于“诸臣误朕”。这就说明，他至死都没弄明白“大明”究竟是怎么亡的？

　　后世当然看得很清楚：没落与沦丧的社会风气表明王朝曾经拥有的天下其实早已亡了，政权仅剩了一副骷髅架子。因而有人指出，明朝之亡，乃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的。

　　呜呼，“诏”虽已去，但“先亡天下后亡国”之说，何其惊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