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娼妓与政府的禁娼

晚清妓女旧照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娼妓最为繁盛的时代，也是禁娼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代。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上看，与禁赌政策不同的是，清代的禁赌政策一以贯之，虽然从来就没有被严格地执行，但制度上严禁的态度是不变的，而禁娼政策却经历了一个由驰到禁，再由禁到驰的流变。

　　一

　　清代是历史上娼妓最为繁盛的时代，除了普通意义上的妓院青楼外，清代也有一些有特点的娼妓：

　　官妓：官妓与礼乐制度有关。清初从京城到各地均曾有官妓存在，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9：“国初官妓，谓之乐户”，“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到康熙时，基本废除。

　　船妓：船妓既有以船为家，并以船为其营业场所的，也有坊院娼妓在船上娱乐客人，形成一种地方特色的娼妓种类的。清代此类船妓极盛，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等 地皆有之，内地如南京、扬州等地，也极负盛名，为清代妓女之一大宗。如清•赵翼《檐曝杂记》卷4所载：“广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 禁也”。

　　家妓：多半是艺妓之属，是大户人家养来用于娱乐的，如招待客人时唱戏陪酒，节庆时，自家人唱戏娱乐等。如“康熙初，如皋冒辟疆襄，家有园亭声伎之盛。歌者 杨枝，态极妍媚，名士题赠盈轴”(清•金埴《不下带编》卷4)。名士李渔亦蓄家妓：“乔复生、王再来者，李笠翁所蓄家妓也”，李氏并将家妓视为“韵友”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娼妓类》，以下所引资料出自本书者不再一一注明)。一些地方民间的“赶店”之俗，从性质上来看，应该是属于私妓的一种，但 又比较特殊，它不同于一般妓院、青楼，实际只是交通要道之地，以家中年轻妇女招待过往行人的一种作法。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0 ：“江苏清河县北四十里，有镇名徐家溜，为海沐往来通衢。附近莠民，每以年少妇女伴宿行人，名曰‘赶店’，即北方茌平、腰站等处之恶习也。”

　　梨园色艺：梨园，为人们对戏班的一种通称，但在清代，其与娼妓业也有一定关联。清代戏曲颇盛，唱戏的女伶，也容易成为富豪权贵们追逐的对象，有一些本身也 兼事淫业，成为娼妓中的一种。不过其间风流浪漫的内容又多于一般青楼妓馆。《檐曝杂记》卷4：“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 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余 皆识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艺称也。”乾隆帝南巡时也曾与梨园名角有过交往，传为风流佳话。《清稗类钞•娼妓类》：“高宗南巡至清江，曾召女伶昭容， 旋以钿车锦幰送扬州。……又有雪如者，高宗尝以手抚其肩，雪如乃于肩上绣小龙，以彰其宠。”晚清时期，京师以“某班”相称的妓馆，不事戏剧，专营妓业，则 不在此列。

　　“近代商埠与租界的“洋娼”：近代通商开埠以后，一些商埠地方及租界中，也有许多外国来的娼妓，成为中国娼妓的一个种类，既适应了在华外国人的需要，也成 为中国士大夫醉生梦死的一个新去处。洋娼以上海最盛，各口岸租界中所在多有，《庸闲斋笔记》卷10载：“乃自同治纪元后，外国妓女亦泛海而来，骚首弄姿， 目挑心招，以分华娼缠头之利。于是中外一家，远近裙屐冶游之士，均以夷场为选胜之地。”“夷夏猱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州处。娼寮妓 馆，趍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清稗类钞》载，晚清时即京城之地，也出现了“洋娼”：“自光 绪辛丑和议以后，京师禁令大开，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为日本娼寮所在，马樱花下，人影憧憧。继而改为西娼，门前遂渐冷落。”

　　与之相对应，各口岸还出现了专门接待洋人的妓女，称之为“咸水妹”：“意即粤东蛋妇，至沪牟利，为洋人所娱者也。间有兼接本国人者。西人呼之为咸飞司妹， 华人效之，简称之曰咸水妹，亦以其初栖宿海中，以船为家也。又有称之咸酸梅者，则谓其别有风味，能领略于酸咸之外也。久之，沪上黠妪辄购贫家女，使效其妆 束以媚远客，猝莫能辨也。”咸水妹以上海、广州、汉口等口岸最盛，京师亦有见于记载者。“沪有女子曰王小娥者，颇知书，且习洋泾浜话。洋泾浜话者，不规则 之英语也。及䈂而不字，遂营丑业以自给。小娥本粤产，以咸水妹可接西人能得多金也，乃居鸭绿江路。一日，有旧识之施桂山过之，谓之曰：卿已上外资之舞台 矣。”(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讥讽类》)而中国妓女出国至安南、日本等地者亦时见于记载。

　　康熙以降，虽然政府对娼妓例有严禁，但人们对各类娼妓的风行，恬不为怪，狎妓宿娼亦为人们所习见。乾隆末，一次京城正阳门外失火，“有娼家避火，群立巷 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某王公率人救火，见此景颇感奇怪，“诧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争笑之。”(清•昭梿《啸亭续录》卷2)人们对于不了解 社会实际情况的王爷感到好笑，亦可见京畿之地青楼之普及。嘉、道以降，“京师妓馆分三级，一等即小班，二等谓之茶室，三等谓之下处。此乃营业等级之区别， 别有南帮、北帮之称，则地理上之关系也。”在各地方，自康熙以降，“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 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妓之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间亦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 其人。流连竟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着”(清•钱泳《履园丛话》卷7)。嘉庆间，“清江、淮城相距三十里，为河、漕、盐三处官商荟萃之所，冶游最 盛，殆千百人，分苏帮、扬帮。”(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而“潮州船妓颇盛，客是土者，大率罄所得不足偿游赀”。官员、文人士大夫与名 妓们诗酒互答，品评妓女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之类风流佳话，各通都大邑，所在多有，并未因政府的禁令而稍有忌讳。法律上虽然严厉禁娼，但官场 交际中狎妓饮酒为普遍情况。私人开办娼寮罪至死刑，但民间以此为业者比比皆是，穷困的小京官也有以此为业的，“京师桐花庄等监狱屋，为户部书吏陈某旧产。 某既尽售其旧业，渐贫窘，乃自设妓寮，沾溉夜度资余润以糊口，蕴香小班是也。”甚至在边远的西藏，蒙古等地也有所谓“名妓”，“鄂云浦中丞(即鄂顺安，道 咸间曾任驻藏大臣帮办。)驻藏时，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价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唤不清即以‘仓场侍郎’呼之，盖其字音相近也。可为 绝倒。”(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瞒精，蒙古妓也，……光绪某岁，陈南村出塞时，尝见之”。

　　有清一代，娼妓可谓无所不在。近代以后，尤其是所谓“同治中兴”后，华洋娼妓云集，更是“繁荣娼盛”。所不同的是，近代以来，它的文化成分下降，旧时各擅 一技之长，与文人骚客诗酒往还的情景已不复旧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肉欲的内容大大增加了。“无锡女闾，元、明时在绮塍街。……至国朝而物换星移， 皆徙附郭之地。自光绪中叶以后，则皆于北门城下，列屋而居，盖以其间有茧市、米市，商贾云集，便于招徕也。”在京师，“丁酉、戊戌间，南城娼寮颇卑 劣，……仆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强邀一宿，群妓亦欣然就之。蜀南肖龙友谓黔卒里使窟穴其中，非虚言也。”

　　二

　　清代禁娼法令，始于顺治时期。顺治八年、十六年，两次裁革京城教坊“女乐”。康熙十二年，重申禁令。此后，官妓成为非法。《扬州画舫录》卷9 ：“至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雍正7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各地(如山西)的“乐户”人等除籍为民。康熙中到乾隆时期，清廷逐渐建立 健全了一套禁娼法律。禁娼及禁狎妓行为首先从官员做起，《大清律例》卷33：“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亦坐此律)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 (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清朝通典》卷81：“生监兵役人等窝顿土娼，照窝赌治罪。如系偶然存留，为日无多，枷号三月，杖一百。若日月经久，杖 徒，再犯杖流。其得受娼家财物者，仍照枉法计赃从重论”。对于旗下官兵及子弟宿娼及卖良为娼亦有严厉处罚，《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17：“八旗有卖良为 娼或将家下妇女故纵为娼者，娼妇入官，其主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不准折赎。常人枷三月，鞭一百。至家人将伊自置仆妇故纵为娼，亦枷三月，鞭一百，其 主不知情者，系官降一级留任，仍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知情者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常人枷三月，鞭一百。族长系官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领催鞭一百， 骁骑校罚俸一年，佐领罚俸六月，参领罚俸三月，都统、副都统罚俸一月。”监生、生员等知识阶层，如有狎妓、赌博等行为，《大清律例》卷33 规定：“问发为民，各治以应得之罪，得赃者，计赃从重论。”概而言之，清代禁娼的法律，是分别官民兵丁和旗民，分别初犯与再犯等情况，分别治以从枷号三 月，杖一百到革职、杖流等罪。并且规定，旗下官员兵丁，宿娼及卖良为娼者从重治罪，鞭一百，不准折赎。清代旗、民不同刑，旗人有罪一般都可从轻折赎，但这 里不准折赎，说明对宿娼从严治罪的情况。对于开办娼妓业者更是从重处理，康熙十九年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 披甲人为奴。”嘉庆十六年(1811年)又增加“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邻保杖八十十，房屋入官。”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1辑)对娼妓活动的处理更加严厉。故清人评价说：“我朝定制，凡狭妓宿娼者，谓之行止有亏，官吏革职，其严如此。”(清• 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8)

　　从理论上讲，清代对娼妓的此种禁令，到了“斩决”这一程度，嘉庆时更严厉地进行诛连，也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禁娼令之一。

　　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官妓明里暗里继续存在，如干、嘉时期著名文人金士松(后 官至礼部尚书)，年轻为诸生时，曾与潮州船妓春姑有旧，为官后曾任广东学政，“向例，当道往来，蜑船应役，时春姑犹在舟，未脱籍。”他复践前言，赠五百金 而赎之。可见，官妓革除后数十年间，官场旧例仍未完全改变。以民间船妓应官场交往之役，成为官妓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动了私妓进一步 泛滥。《扬州画舫录》卷9： “官妓既革，土娼潜出，如私窠子、半开门之属，有司禁之。”

　　当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也不难找到禁娼法令实施的例子。康熙三十八年，奉旨前往湖南审案的京官刚五达为地方官员弹劾，遭到查办，原因之一就是他途经武昌时“接娼妓歇宿，以致百姓鸣锣喧哗”，移住汉口时又与属下“每日每人接妓女一名，歌唱作乐”的不端行为(清•郭琇《华野疏稿》卷2)。康熙时著名的“清 官”于成龙，就曾颁布过“驱逐流娼檄”，对所属各衙门官员及吏胥的狎妓宿娼行为进行惩治，并将境内娼妓驱逐出境(清•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卷5)。雍正 《广西通志》卷80：县令蒋芾因“革陋弊，严烧锅、赌博、娼妓、伶人等禁”，受到巡抚的常识“下其事于所属以为法”。直到晚时期，仍能见到由于宿娼而受到 惩处的例子，如同治间有个叫张其翰的京中恶少，“山西人，家富于赀，少无赖，善斗，入赀为坊官……。旋以宿妓拒捕，革职论戍，遇赦释回”，不久，又因为宿 娼拒捕受到官府追捕，不得已逃往胜保的军队大营中(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从法律层面来说，禁娼令一直没有废止，从京师到各地，也不乏执行 禁娼法令的事例。

　　有时候，禁令也会成为官场斗争的利器。清•刘体智《异辞录》卷2载：光绪时宗室、礼部右侍郎宝廷，光绪八年(1882年)主持福建科举考试，归途中娶妓为妾，“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县令诘其伪，欲留质之，侍郎大惧。以平时风骨，颇结怨于人，恐疆吏发其覆，遂于道中上疏请罪，部议褫职，报可。”显然，狎妓这类事，大家都可以做，甚至是公开的做，但是法律上却是不允许的，因此这种行为也可能造成“道路指目”，乃至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一个出京主持科举考试的侍郎，甚至也会因此惧怕一个县令。宝廷自己就曾以此类题目弹劾别人，现在只好自请去官了。而《清稗类钞》所载，嘉庆间，山东某地的一个县令也曾因 狎妓而罢官，但却是另一种情况：“山左有知县蒋因培者，字伯生，江苏举人，善诗律，少负文名。仕齐鲁，日为平康游。夏插花拥髻，放舟大明湖，遇上官，亦不 引避，惟躯唱诺而已。后为钱中丞臻劾罢，遣戍。吴中士大夫尚惜其才，为之延誉，未期年，复其职。”显然，蒋氏被罢官，实不为狎妓而是因为对上官尊重不够，以狎妓劾罢，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但总体上看，康、雍时期，禁娼法令渐趋严密，乾隆时形成完整的制度。实际社会生活中，至乾隆时期，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禁娼令已经徒法不行，成为一纸“具文”，造成了事实上的驰禁。至嘉庆时进一步重申并加重了处罚力度，再度严禁，但积重难返，禁娼法仍未得到认真贯彻实施。

　　而禁娼法令的败驰，当然也要从文化和制度上找原因：

　　清政府禁娼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就是表明自己是正统观念的维护者。至于执行层面上的事情，政策的制订者往往鲜有虑及。典型的如乾隆帝，颁布禁令时将赌博和娼妓视为社会风俗的四大恶习之一，痛加谴责《清高宗实录》卷14：“朕闻奸宄不锄不可以安善良，风俗不正不可以兴教化。”他认为社会上最大的丑恶现象有 四：盗贼、赌博、打架、娼妓，“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娼妓作 为传统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绵延数千年，历来文人骚客多有狎邪之游，亦多有风流佳话，在观念上不以为非，认为至多不过是生活小节问题，“夫夜合之欲，情 不自禁，乃过之小者。”(清•昭梿《啸亭杂录》卷9)总体上，士大夫阶层从来也不认为声色之好是品德不端的表现，通常还认为将纵情于声色与人品牵连是一种 迂腐的表现。“江惟名妓”现象便产生于这种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妓之所以成为名妓，主要是由于她们脱离了某些羁绊，能够与文人们诗词互答、琴棋同乐， 通过文人们的口传笔诵而成名。“所谓天下正人，理学名儒，然而不免于此，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此种氛围中，禁令 没有具体操作性，其流于形式也就在为必然了。

　　清政府的禁娼法令在与传统观念冲突的情况下，不仅难以完全执行，甚至遇到了公然抵制。乾隆35年(1770年)年任广州知府的赵翼就曾对禁令进行抵制， 《檐曝杂记》卷4：“余守广州时，制府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 亦裒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赵翼反对禁娼的这个理由，是当时人们的一个普遍认识，把保持市面繁荣与娼、赌、戏曲等联系起来，作为开贫民就业之道的方 式，清•钱泳《履园丛话》卷1：“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 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这种理念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一种公然违法的行为。沈葆桢为两江总督时曾厉行禁娼，但格于社会实际情况，不久就驰禁：“沈文肃 公葆桢帅两江时，下令严禁娼妓，曲中诸姬咸风流云散。适扬州太守来见，文肃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询以扬州曾禁娼否，守对曰：‘大帅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 多。妓女多扬州产，卑府不能不许其回原籍也。’文肃为之悄然，遂驰其禁。”另一个典型事例是：近代理学名臣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进入江宁，以行动来 支持秦淮河上娼妓业的恢复。“金陵克复后数月，画船箫鼓，渐次萌芽。时六安涂廉访守郡，亟飞牒县厉禁。次日，谒曾文正公。公笑谓曰：‘闻淮河灯船，尚落落 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又次日，公先约幕府诸君，买棹游览，并命江宁、上元二邑令，设席款太守。一时士女欢声，商贾 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信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公真知政体哉。”(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7)曾氏的用意，亦与赵 翼等人相类，无非是地方繁荣，小民谋生，不宜禁止而已。雍正时的著名封疆大吏李卫不禁娼妓则另有一番道理：“李敏达卫长于治盗，所辖地方，不逐娼妓，不禁 樗蒲，不扰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而在官方文件及李卫给雍正帝的报告中，李卫却是一个积极 禁赌禁娼的干将。这种官方文件与地方文人的私家记录形成的巨大反差，从另一个角度，给禁令难以落实作了一个注解。事实上，当朝廷反复重申禁令时，官员也许会 应景的抓一下，一阵风过后，出于缉捕盗贼的需要，娼赌之所就成了李卫之流捕盗的眼线所在了。“一逢禁令，辄生死逃亡不知所之”(《扬州画舫录》卷9)，禁 令一过则又繁盛如初。

　　干嘉以降，吏治败坏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贿赂公行使所有政令难以落实。胥役人等更是藉政府禁令横生事端，乾隆初就有人看出政府法令在贯彻中的流弊：“赌博、 流娼、私贩、私销，诸奉禁之事，惟衙役勾串瓜分包揽，护庇小民，乃公然违禁。官即清查，先令躱避，稽查愈严愈得藉端勒索，是上而阻挠功令之弊也。凡有差票 到手，视为奇货可居，登门肆横，索酒饭讲差钱，稍不遂意，百般恐吓，乡民畏事莫敢声言，是下而剥削小民之弊也。”(《清朝文献通考》卷24)查禁官员与吏 胥，往往以得贿为目标，所谓禁令，成为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管道。道光时任福建汀漳龙道员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 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规。”地方查禁娼、赌，也不过是索贿常例，同一时期当县令的段光 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说，“凡地方匿藏娼户，隐埋赌家，无不暗索其陋规，即自带家丁，亦隐分其余利。”偶有地方官员查禁娼赌之人往往觉得，“彼皆得我规 费，何惧惧哉。遂不以为意。”在这样一种官场风气之下，禁娼法令的败驰，势在必然。

　　中国传统社会中政策、法令成为“具文”的现象十分普遍，表现出国家行政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严重脱节，清代的禁娼令亦是如此。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开征花捐，将娼妓变成一种合法收税的行业。此后所要打击的，只是未向当局注册、偷漏国家税款的所谓“私娼”了。至此，清代的禁娼法律，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