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告御状真相：中央不信任地方 百姓只相信皇帝

中国人对“青天老爷”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而“老爷”常有，“青天”却不易见。在千百年来官民对立的紧张下，遥远的“皇帝”往往成为一般人心中最后可信赖的仲裁，最后的“青天”。清朝嘉庆帝对待民间词讼，常用“覆盆之冤”这句成语。所谓覆盆之冤，是借阳光照不进倒放的盆子里头的形象，来譬喻真情被遮蔽、冤枉无处申述，而皇帝自认为就是那一束照亮黑暗的强光。“进京告状”成了底层小民伸冤求公道的最后指盼，而统治者也仿佛给臣民开启了一条可以“直达青天之上”的梯道。所以长久以来，像“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洗冤成功的传奇在民间传颂不绝。李典蓉博士的专著《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依据台北故宫档案，系统研究了有清一代的京控制度，她告诉我们的历史，却没有多少“沉冤昭雪”、“得见天日”的大团圆气氛，真相只是在“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员，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也不信任百姓的循环里，百姓只好相信皇帝”这样一个充满了无奈和无趣的故事。

从“叩阍”到“京控”：“告御状”的传统

所谓“进京告御状”，有着悠久传统。《周礼》就有“肺石听辞”、“路鼓之制”的说法。“路鼓”后来演变为“挝登闻鼓”、“鸣冤鼓”、“上表投书”、“邀车驾”等等，容或形式不同，秦汉以降各朝允许小民上诉的渠道还都是有的。明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使不为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到了清朝，登闻鼓设于右长安门外，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电影《让子弹飞》里，鹅城县衙门前那一口硕大的鸣冤鼓，经年未用而绕满了藤枝，但一旦被叩响，就可能为“沉冤大白”的前奏，而这已经是在“共和”了的民国。可以想见，在有皇帝的年代，对有冤无处诉的百姓来说，亲叩登闻鼓、让冤情直达天听、赢得上位者的公正裁决，是怎样一种祈望与蛊惑……

历代流变的“告御状”形式，习惯上被统称为“叩阍”，意即直接跪拜宫门或叩谒皇帝。而“京控”作为系统化的审理制度，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逐渐常态化。对这两个古代法律术语，《清史稿·刑法志》是这样定义的：

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

简单说来，小民“击登闻鼓”或是邀车驾为“叩阍”，发生地点可在京城，也可在皇帝出巡途中；至京师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等处投递呈词，则曰“京控”。李典蓉发现，在明末清初，“京控”这样的名词尚未广泛出现。“幽幽宫门深几许”，乡野小民见官尚难乎其难，进京叩谒九五之尊，又谈何容易？于是乎，趁圣驾出走深宫、巡游民间之际“邀车驾”，俗称拦驾告状，就成为了胆大气盛者铤而走险的一招。但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凡冤狱不得直于本省官长，则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阍。然叩阍极难，其人须伏于沟，身至垢秽，俟驾过后，乃手擎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实时捉得，将状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

如果从“叩阍”成功率来算，生活在康熙朝的百姓可能算是相对幸运的。众所周知，康熙曾六下江南，又常北至热河秋狝，百姓叩阍的机会不少。而且康熙素来勤政，记性又好，一次巡幸五台山，有一人叩阍，皇帝喝止了正欲驱逐的侍卫，回想起曾见过此人，道出其籍贯姓名及上次呈控的内容。臣下一问，居然和皇帝所说一一相符。康熙对叩阍尚属宽容，且勤于批审，但这样的皇帝并不多见。如李典蓉指出，“这并非生成于制度，而是依赖皇帝本身的能力”，实难以为继。就算勤政不输祖父的乾隆，一生多次出巡，但他对沿途叩阍者就缺少耐心，多将原告视作患了“疯症”、“痰症”的精神病人，打发了事。嘉道以后的皇帝，文采武功较诸康、乾均大为逊色，无论秋狝南下，次数剧减，小民一近帝舆的概率几近为零。

清朝规定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凡词讼须自下而上陈告，先经州县衙门审断，不服，再向上司衙门（府、道、司、院）逐级上控，如越级控诉，即为越诉。京控是放在《大清会典·刑律》诉讼门中的“越诉”项里的，哪怕告实，也须罚“笞五十”。叩阍则不属于越诉，属直诉，与京控最大的不同是，妄奏照“冲突仪仗”问罪，判“杖一百，发近边充军”。屁股挨打，外加流刑，受罪实在也不小。乾隆中期后，对叩阍的量刑趋严，即使控实也有罪；相反京控得实却可能“免议”，即使出现诬告的情况，有时获罪也不重。再者，京控的定点投告让连京城门朝哪边开都摸不着边的小民有了方向，而叩阍则难免随机、临时、安全无保障等等弊端。具有充分“理性”的诉冤者，在选择上诉途径时越来越倾向于京控，而不是叩阍。

根据李典蓉搜集的清代叩阍案例，顺康朝即占一半，嘉庆朝后渐少，也基本上在这一时期，京控成为一种常规运行制度。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为受理的机关，对京控案有奏交、咨交、驳回三种处理方式。一旦受理，根据情节轻重分为奏交或咨交案件，前者须向皇帝具奏，再发督抚衙门审办，后者则直接发回原省交督抚办理。地方督抚分奏咨案件限期办案，每半年结算一次，将审理结果汇奏呈览。刑部则负责复核地方审理的京控案，奏请皇帝最后裁决。

谁对京控负责：皇帝、钦差、督抚，还是谳局？

在李典蓉看来，统治者之所以允许叩阍和京控存在，“一方面是法古人德政，另一方面是预防官吏为非，借百姓申诉以达到监察官员的作用”。所以皇帝通常关注的案件多牵涉职官，或命盗重案。不过负责受理的都察院，把他们认为重要、值得奏闻的一律上奏，呈状山积，再勤政聪明的皇帝也无法应付。乾隆晚年发现他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案件，不由大发牢骚。美国学者欧中坦分析其原因，由于乾隆宠信和珅，使政敌无法在奏折里对他弹劾，于是都察院透过奏交的京控案来向皇帝表达国家政治出现的问题，故意不给皇帝筛选。这让我们想起，孔飞力在《叫魂》中深刻揭示的一点：官僚负责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到了嘉庆帝亲政，在整肃和珅后，为一振已颓多年的政风，决意“广开言路，聪目达聪”，但他同样发现都察院的弊病，即“瞒上不瞒下”。皇帝派遣钦差下省审案，算是补救的一法，但大员浩浩荡荡下省，耗费国家公帑，又惊动地方，成本高昂，而且部院大臣与地方官常有暗中交通的情况，以此应付每年递增的京控案，终非长久之计。嘉庆帝最后也只能把约束上控的压力转嫁到地方，他说：

小民健讼刁风，固不可长，若一概禁遏，使民隐不能上达，亦恐覆盆之冤无自而伸。息讼之道，全在地方大小官吏勤于听断，果能案无留牍，曲直较然，则政平讼理，上控之风，将不禁而自息。

对中央来说，将案件发交地方督抚审理是最便利的方式。督抚审案应提人证卷宗至省，亲为审办，道光帝就这样要求他们：“遇有京控事件，务须亲为听断。冤抑者立予伸理，刁诬者从严惩治，以冀谳狱持平，期于无讼。”但督抚既为封疆大吏，公事庶务繁杂，面对每月如雪片纷飞的京控奏咨案件，想一一亲自审理，如何能办到？比如山东省，离京较近，京控数比他省为多，曾有山东巡抚吉纶到任后，提审京控各类积案七百余件的记录。长此以往，督抚亲提审问京控人犯的要求根本难以实现。他们对特旨交办和咨交案件也常区别对待，前一种有皇帝盯着，不敢怠慢，后一种则多视为泛案，任意积压。

督抚无力顾及，而中央审限逼人，于是发审局（又称谳局）应需而生。督抚身边形成了一个专审省内案件的班子，其成员多出自“候补”官员，同样谈不上有何司法素养。局员奖惩标准在“量”与“效率”，并非当真“平抑冤屈”，为求案件速结，常使用刑罚逼供。曾国藩对京控案的审理发出过感叹：

近来直隶京控之案，一经发交谳局，平日则多方弥缝，临事则一味含糊。告官得实者，承审官回护同僚，但议以不应重不应轻之咎。告吏得实者，承审官删改情节，但料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系虚诬，则又曲庇贱民，惟恐反噬，但以怀疑妄控及愚民无知等语了结之。

乾嘉之际，京控审理者的身份渐由中央转向地方，中央钦差转向地方督抚，继由地方督抚转向属员道府。这一种“下放”也意味着，其审理后由下呈上的流程和原有地方司法审转流程并无不同。“政风倾颓，天下乌鸦一般黑，岂能寄‘拨云见雾’之重任于发审委员”？转了一个大圈，又绕回了原点。若百姓可以通过正常管道在地方解决诉讼，何至于千里迢迢地离家京控呢？

“官逼民告”的逻辑

从李典蓉收集的四百多个京控案中，我们看到，这些案例涉及命盗比重较大，平均为百分之五十八，以呈控对象身份论，涉及地方官府的差役、书吏、门丁等，平均约占百分之二十七，官员约占百分之十九，富户地霸则占百分之六。数据集中指向了一点：“负责审理地方司法事务的州县在运作上出了问题，他们显然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质疑。”州县是清代司法审判的第一级机关，州县官却成了京控案中出现最多的被告，这是怎么回事？

“天下之政在州县”。清人方大湜言：“兴除利弊，不特藩臬道府能所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也就是说，州县官（知州、知县）为真正的行“政”之官，即治事之官，而他们的上司——府道、藩臬司、督抚——都是治官之官。州县官品秩虽低，在地方行政中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出现问题最多的，也是这一群人。读过瞿同祖先生《清代地方政府》的人，大概都会对瞿老精辟总结州县官性质即为“一人政府”印象至深。州县政府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而他的四个辅助集团（胥吏、差役、长随和幕友）均随其一人进退而进退，州县官与其被叫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不如理解为前述四集团的“父母”，因为他的个人收入（微薄的薪俸+不定数的陋规）也就是一个州县政府的财政收入，衙门六房书吏，分掌刑名和钱谷的师爷，出巡的皂隶、马快，捉盗的捕役等等，都要从中分一杯羹。据李典蓉统计控告州县官员差役的案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1）勒折浮收；（2）摊捐苛派；（3）侵吞匿抽；（4）传呈勒索；（5）捺案勒息；（6）监毙人犯；（7）串仵匿伤纵盗弭凶。“国家和公众看作越轨或腐败的行径，也许被官吏们看作遵循行业性约定俗成的行规而已。”这样的“潜规则”提供数不清的寻租机会，无异于开启魔盒的潘多拉，控案在身的老百姓难免其害。

由于基层政府的“混沌”属性，州县衙门等于帝国的基层法庭，州县官也身兼法官业务。清代培训官员的专业方向与司法完全是两条道路。文科八股取士，取四书五经命题，所谓“读书万卷不读律”，州县官在获得功名前，无法受到司法审判的实质训练。当然，精熟律例的州县官并非没有，但终清一代，李典蓉也不过能举出刘衡、樊增祥两人（让人深感意味的是，樊增祥恰以文名闻世）。到处都有的，倒是黄仁宇笔下那种“诗人似的县官”。进而言之，清代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州县官，其注意力也只是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减轻自身受到“考成”的压力。如清代审判极重口供，几乎是“无供不能定案”。京控者常大力抨击衙门“刑仵串贿捏详”、“刑书朦详改供”，原因就在于州县衙门为把持审判结果的第一关。审理者可以借取供词拖延审案，也可以据此合理地对两造使用刑讯，以求案件速结。雍正皇帝曾抱怨州县对口供案卷的“精心锻炼”，只是为了对按察司负责，按察司的详察，只是为了应付督抚，督抚精心修改，又是为了避免三法司的驳案。

清代有官员感叹州县行政效率的低下：“州县审断不公，纵匪不办，故小民不能不上控。”李典蓉也说，如清代基层司法能够有序运作，对行政人员管理规范，行政人员素质皆有一定水准，那么“上控”的几率将大幅度地下降。而这些求之于当时，几乎是一个循环难解的死结。清代州县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横亘在京控前的一座大山。

京控者的“原罪”？

朝廷与社会共同造就了作为“天下之政”的州县困境，迫小民走上京控之路。官方对京控原告的态度，却是一种压抑的方式。《大清律例·刑律》中的诉讼门，最多的是严厉打击“越诉”、“诬告”、“教唆词讼”的规定，而维护告状人权利的“听讼回避”只有一条。难怪有人说这不是什么诉讼法，而压根就是“不让告状法”。李典蓉在京控案里发现的最有趣的一点是，被告不一定被判罪，获罪的往往是原告，官员常用“原告有罪”的预设去审理案件。一部分档案里，京控原告在未判之前即被称作“该犯”，如被告确实有罪，也都是先拟原告的罪，再拟被告的罪。如此“有冤无冤皆可罚”的怪现象，屡屡让期待“青天”的小民失望。官方对原告如此不信任，主要出自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地方官表面上为了“无讼”、“息讼”的理想，事实上却经常“压讼”，对某些“无利可图”的词讼，或是可能牵连衙门上下官吏的诉讼不予受理。

负责京控审理的官僚有意识地排斥原告，并将问题故意转嫁于上控者与唆讼者，以掩盖自身缺失与不作为。在官方史料里，“讼师”与“生监”是两个不断地被污名化的群体。李典蓉总结了讼师何以如此令官员反感的原因：（1）造成地方兴讼，违背“无讼”理想，增加政府负担；（2）勾结衙门书役；（3）牵累无辜；（4）挟制官吏；（5）挑战官权；（6）结党联盟；（7）影响边疆安定与和谐。讼师独立于地方与国家利益之外，可能更注重经济利益，不属任何衙门管辖，他们让官府难以控制，所以被视为“眼中钉”，也成了控案纷繁的替罪羊。“生监”是地方知识分子代表，有文化，也有影响力，在基层社会中，他们很容易成为煽动百姓抵抗政府、随意包揽地方事务的“不良分子”。李典蓉注意到，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管理多数民族的政府，清朝对集体行动，尤其地方士绅的集体行动的敏感程度超过前代。生监常常为群众的领头羊，也是官方最讨厌的“挟制官府者”。道光十九年湖北崇阳县发生“钟九闹漕案”，秀才钟人杰因代被浮收漕费的花户出头，大闹县丞，最后带领花户攻占县城。在官方文献里，钟人杰非但是好讼之徒，更是逆匪的棍徒；但在当地民间口头传说中，他实是为民请命。貌似对立的正史与民间传说，体现了两个阶层对同一事件的评论与价值观。

伸冤路上的“捷径”与“阻碍”

俗话说“赴京路迢迢，银两作道桥”。一旦赴京呈控，也就意味着不菲的开销，但京控还是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诉讼途径，这除了官吏本身的腐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通过京控降低诉讼成本。这里包含着原告的理性：面对官役的持续勒索，又不能预期州县能够迅速结案，宁愿直接京控，毕竟路费开销有限，衙门需索无穷。官方对于上控采取压抑方式，也影响到京控者或代作呈词者的“策略”，那就是“图准不图审”。为突破案子被拖延不审的困境，只有凭借出色的文笔或是张牙舞爪的指控来赢得注目，而“虚构词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诉说己方的良善与无辜；（2）凸显对方的强横与凶恶；（3）夸张案件的事实与情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看了台湾《淡新档案》后，认为通过档案很难准确把握案件实情：“诉状中常常有夸张成分，还有不少是为了‘耸听’而捏造的假象。”在传统官僚主义下，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方针一直是百般无奈下最有用的办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河移民”上访时，不也是用着“说”（对自身苦难的叙事技巧）、“闹”（逼迫政府立即解决问题）、“缠”（抓住站得住的理由后就不间歇地密集上访）这不见得新鲜的三招吗？

京控越来越普遍，相应衍生出对京控百姓的一连串服务：乡民进城告状，来回路程有几十里到百里不等，如不能马上受理，势必要在城里过夜，有民人涉讼进城，必须觅地居住等候传唤。在县城里多有专供呈告者投诉的旅馆，一般称为“歇家”。黄六鸿曾建议州县普设“便民房”，与今日官营招待所意义不同的是，此等便民所专为讼事之人而设。歇家非包揽官司之人，即希图赚打官司入钱之人。他们有一套自己的人脉，可以协助没有诉讼经验的百姓交通衙门里的关系，或替他们代找讼师写手，逐渐发展成“一条龙”的服务。

京控渐成职业化的趋势，但小民京控注定是一条崎岖的路。州县对上控者的压制层出不穷，非法监禁原告的情形非常普遍，或拘役原告家属以为要挟，甚至将原告诬为精神失常者，这样那些关系官员过失的案件也就瞒天过海了。为阻止原告上控，一些地方不惜中途“截拿”。有被控的地方豪强沿途布防，不让原告上路，甚至抢走行李盘缠，这些豪强势力若没有官府撑腰，是无法在地方上为所欲为的。清朝漕运积弊丛生，有地方官甚至养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办漕之民，控告无门，又进一步激起民变。在具有“民告官”性质的京控案中，还有原告遭遇“跨省”截拿。道光十六年四川陈姓民人打算京控，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因为东西被窃而告官，当地查验现场时搜到状纸一张，涿州州官立即报告直隶总督琦善，将陈某解回四川原籍，不令京控。

京控档案里确有一部分原告获得了平反，不过通常那样的情形，是建立在他们或其家属先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上。清朝末年，京控制度纠正错案的效率越来越低。一件京控案件，少则需要三年两年，多则需要十几年二十年方可审结。到光绪年间，关于“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或“州县承审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结”的记载，极为常见。

李典蓉不止一次地强调，明清时代为中国传统王朝“最为保守”、“最墨守成规”的朝代。京控制度是清王朝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因应，却不能对既有的官僚弊病与司法问题作出根本改善，也无法满足社会的真实需求。表面上，京控保护的是允许百姓上控的传统，在地方实际操作里，主要保护的却是官僚的乌纱帽，维持统治者内部的平衡。作为京控制度的研究者，李典蓉说它“看似是法制史的领域，事实上也许更接近于社会史”，再放开一点眼光，京控何尝又不是一个政治史的问题？本书的实证研究证明，在行政与司法无法各自独立的集权王朝，依赖京控补救司法，只是一个幻觉。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披着传统德政“伸冤”外衣，继续利用着对上控可能会成功的美好期待，麻痹民间潜藏着的改变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