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抗击天花看大清防控传染病的得与失

古书记载的天花

　　话说现代人越活越胆小，对传染病尤其恐惧。毕竟非典的阴影刚过时间不长，恐慌完登革热，又恐埃博拉，生怕传染自己家。但盲目恐慌就会生出谣言，如宁波的埃博拉传闻就是一个谣言。其实，埃博拉也没那么可怕，你看美国感染的护士不是也健康痊愈了嘛。在这点上，必须要有科技自信、医疗自信、免疫自信，尤其咱中国人的自信更是杠杠的。这不是盲目自信，是有理论根据的。据《中国传染病史料》统计，古代中国疫年与非疫年的比例逐代递增，三国时是1:7.6，而清朝则是1:23。就传染病的流行次数来说也是逐代递增，三国时还是17次，清朝则是74次。也就是说，清朝是传染病最高发的时期，平均每隔一年就会有大范围的传染病流行。大清可谓是历史上最倒霉的时期，但如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咱大清的老祖宗与天斗、与地斗，与传染病斗，虽然弯路不少走，但关键时刻有身手。抗争天花用了二百多年，但清末防控鼠疫却只用了四个多月。说句不夸张的，大清的发展其实就是一部防控传染病史。从治国方针到民生福祉，到处都有防控传染病的影子，如避暑山庄的兴建、满汉百姓的隔离等。从皇室到民间，传染病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头上。皇上死了皇子死、皇子死了亲王死、亲王死了妃子死，妃子死了百姓死。顺治、同治都没治，染上天花全逝世。康熙、咸丰虽没崩，但麻子满脸生。

　　先说天花，这是一种浑身满脸长痘痘的烈性传染病。本不是中国特产，也并非满人的特产，但天花像恶魔一样，成了“大清病”。大清战“痘”由最初的躲避、祈神到主动防御、积极推广治疗，再到盲目自信。从拒绝照搬西方医疗再到全盘西化，着实走过了一段懵懂又坎坷的经历。

　　满人在东北，很少得天花，但满人要夺天下，与明军打得你死我活，结果清军染上天花。满人还没入关，天花先出关了。天花的致死率高达60%以上。满人为此制定了严格的“避痘”制度，如避免百姓聚集、及时隔离染病者。1631年，皇太极侄子染天花而死，追悼会都没敢开，皇太极也躲了。1642年，沈阳便开始大范围流行天花病，皇太极四处打猎躲避瘟神，以至于外国来使也不敢接见。 据《崇德三年满文档案》中记载，有外国来使朝贺，皇太极避而不见。“时因国中，出痘者多，(皇)上戒之。”入关后的顺治小皇帝更是诚惶诚恐，因为身边的亲戚纷纷死在天花上，北京稍有风吹草动，便跑到西苑、南苑一避了之。谁知，如此小心的顺治还是因为痴情死在了天花上。1660年，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染天花而死，此时又恰逢北京天花大流行，顺治完全沉浸在失去爱妃的痛苦中无法自拔，更因没及时去避痘而悲催。一年后，年仅24岁的顺治也因天花而死。此时，在西华门外躲避了多年，但已经出痘的康熙正式继位，小小年纪就一脸麻子。

　　巨大的恐慌让本来就迷信的人更加迷信了，人们认为是天花神在作恶。于是，从皇帝到百姓，人们纷纷祈神求福。天灵灵、地灵灵，不让我得天花行不行。据传教士汤若望回忆，在皇宫内设有多个庙坛，以祭祀痘神娘娘。《建州闻见录》记载：“疾病则绝无医药针砭之术，只使巫师祷祝，杀猪裂纸以祈神。”洪若皋的《南沙文集》记载：“凡种痘家，务洒扫特斋，中堂供奉天妃娘娘，朝夕诵经咒。”痘事就是天妃娘娘的分管领域。

　　痘事靠祈神其实是个很逗比的事，顶多求个心理安慰，隔离才是必须的。先是八旗军民，然后扩大至北京居民，外地来京的、出洋回国的一律严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人，立即隔离到远郊区。那些满脸青春痘的躺着也中枪。摄政王多尔衮曾做出指示：“约定带出二十里外”。很多病人与家属被赶出城外后，生活困苦，时有惨死街头者。在皇宫内部隔离更为严格，不管是谁，一旦被隔离，就真的成了瘟神，人人躲着走。京城内流行的口头语已经变成“你躲我远点”、“你有多远滚多远”。

　　海关对防控天花也出台了特殊的隔离政策。《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最严重的则是，满人怨恨汉人传染天花，遂实施严厉的民族隔离政策。清廷将大批汉民赶出京城，上山下乡，有些人一直被隔离至死。清廷则认为这是“隔离式养老”。

　　天花的防控形势危急，康熙高度重视，做出最重要批示，谕令设立“查痘章京”一职，比卫生部长职权还大，专司天花的检疫与治疗。太医院设立痘诊科，规模庞大，相当于建立的临时传染病医院。即便如此，但蒙古各王公还是不敢来北京，他们建议，康熙出来北上走两步。康熙没法子，为了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在承德大兴土木，兴建避暑山庄。与其说是避暑，不如说是避痘。除此之外，康熙决定实行围场带班制，即与蒙古王公一起围场狩猎。康熙的龟孙乾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中说：“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一己之豫游……抚有中外(蒙古)四十八旗诸部落……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惧……我皇俯从其愿。”乾隆的意思很明白，我爷爷没有享乐之风、奢靡之风。

　　在防控天花这事上，康熙确有伟大英明之处。当时治疗天花已经有了疫苗。但满人对种痘术极为恐惧，唯恐避之不及，跟现在恐惧扎艾滋针的感觉差不多。唯此时康熙有慧眼，果断推行种痘术。1694年，康熙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到江西请来名医，进行种痘推广。康熙说：“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康熙的最高指示必须有效果，实际效果确实不错，天花发病率大幅下降。此时，世界各地正饱受天花之苦。日本人、俄罗斯人及很多欧洲人也纷纷慕名前来取经。此时的大清俨然一个先进的世界医疗中心，各种名医大家、各种医学著作不断涌现、各种大小的国际医学学术会议不断。如果那时有诺贝尔奖，医学奖定会给中国人。

　　92年后，英国人琴纳在中国的种痘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更为安全的牛痘术。当牛痘术传到中国的时候，民间大受欢迎，纷纷成立种痘机构，如1828年，北京成立京都种痘局。但皇宫里的御医则是老顽固，认为老外的技术是中国“出口转内销”的，根本不相信。御医变庸医，几十年后，同治皇帝染上天花而不治，连皇帝的小命被庸医们给整没了。

　　当然，大清的传染病远不止天花，还有很多种，如霍乱、鼠疫。如清末的鼠疫来势凶猛，异常惨烈，导致东北、华北等地死亡6万多人。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为“疫气蔓延、人心危惧”、“如水泻地、似火燎原”。但与防控天花漫长的时间形成巨大反差，消灭鼠疫只用了四个月。此时的大清对于传染病的已经有了成熟的对策，如隔离、救助、检疫、治疗、消毒、防疫，甚至包括交通管制都做得很给力。都说晚清政府无能，至少在防控传染病上还是相当出色的。随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中国的召开，窝囊的晚清政府终于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儿。

　　大清是不幸的，经历了史上传染病最高发的时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清又是幸运的，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两次成为世界老大，为后人防控传染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应该说，大清在防控传染病方面没有辜负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