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起义被国民党方面称为断送了国军最后的本钱?
历史网 2023-06-16用户投稿
共产党人郭汝瑰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陈诚的“十三太保”之一,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授陆军中将衔。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将国民党的核心军事机密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奇特贡献。郭汝瑰是怎样由一名共产党员“成长”为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的呢?
在民族独立的烽火中成长
郭汝瑰1907年9月15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永嘉乡。1926年,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于次年4月受吴玉章派遣回川,隐蔽在其堂兄郭汝栋的部队开展军运活动。1928年5月,由袁镜铭介绍,郭汝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中央“迎接世界革命高潮,一支枪也要暴动”的左倾路线指导下,郭汝瑰领导了暴动,失败后便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侵占中国东北,流亡日本留学的郭汝瑰忿然退学回国,于1932年3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3年后,郭汝瑰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进入中国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同时担任战史教官。
西安事变后,郭汝瑰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1937年8月,担任国民党18军14师参谋长的郭汝瑰率部从湖南常德开赴苏州,加入淞沪战场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并主动请缨到最前线担任42旅旅长。在防守战争最惨烈的关头,郭汝瑰写下“若阵地失,我也就战死疆场”的悲壮遗书,激励着无数热血将士奋勇杀敌。郭汝瑰率部在淞沪前线整整打了两个月,师长霍揆彰把他的遗嘱整整宣传了两个月,并不无夸耀地说:“我的这个家,还是只有郭汝瑰才当得了。”
1938年6月,安庆、九江相继沦陷,武汉保卫战的序幕随即拉开。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国民党军队由40多个精锐师增至124个师,正环绕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防御体系。时任陈诚嫡系54军参谋长的郭汝瑰对武汉保卫战的环形防御工事深感疑虑,遂向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坦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武汉保卫战又搞了一个环形背水阵,完全没有吸取南京战役的教训;表面看各处都有坚固工事,但将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点被突破,全部将溃不成军而被逐一歼灭。
时隔不久,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军、师以上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行将结束时,陈诚说:近来听到不少武汉作战的不同意见,各位不防畅述高见,以使武汉会战方案更臻完善。谁也不愿意对德国顾问制定的作战部署评头论足,更不愿承担修改作战计划的责任,众将官都默不作声,唯有郭汝瑰语出惊人:“我认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而是必须推倒重来。”陈诚在认真倾听了郭汝瑰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战略构想的陈述后,禁不住轻声自语:“保卫武汉,不战于武汉,好主意,好主意!”
国防部采纳了郭汝瑰的建议,武汉保卫战的整个作战方案最终按郭汝瑰的战略构想制定。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未能歼灭国民党军队124个师中的任何一支部队,仅仅得到一座开战之初就计划放弃的空城。从此,中日战争开始转入对日军最为不利的持久战争。
作为奖励,郭汝瑰晋升为第20集团军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41年夏,蒋介石亲自批示,调郭汝瑰任73军暂编第5师师长。一年后,郭汝瑰被陈诚调到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员,这次一共上调41人,全部是蒋介石钦定的军界精英。
1943年3月,日军发动鄂西战役。陈诚再次采纳了郭汝瑰的战略方案,全面粉碎了日军的鄂西攻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和陈诚对郭汝瑰更加器重。次年3月,郭汝瑰出任驻英国的副武官,赴美国考察时,被美国军事家誉为“少年将军”。1945年2月,郭汝瑰奉命回国,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后升任署长。在国民党军队中,军政部长的权力仅次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务署又是军政部最有实权的部门。
肩负重任与狼共舞
随着权力的扩大,郭汝瑰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黑暗,也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路线,才能真正挽救中华民族。正当他思考着怎样才能回到共产党的组织中去的时候,一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共产党员任廉儒找到了郭汝瑰。任廉儒和郭汝瑰当年同在郭汝栋部队组织军运工作,既是同乡,又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后来,郭汝瑰去了日本,任廉儒被叛徒出卖,在刘湘的“反省院”里度过了5年铁窗生涯。出狱后,任廉儒和共产党员梁佐华共同办报,宣传抗日和反对内战。1939年,延安抗大毕业的任廉儒回到重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共产党内,他和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保持单线联系。
郭汝瑰重逢久别的老朋友任廉儒,真是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倾述自己十多年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希望能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任廉儒将郭汝瑰的情况向董必武作了汇报后,南方局决定董必武约见郭汝瑰。1945年5月和次年3月,郭汝瑰两次秘见董必武。根据郭汝瑰脱党的客观原因和之后的表现,组织上原则同意恢复他的党籍,并要求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郭汝瑰立即表示服从党组织安排,并与任廉儒保持单线联系。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向共产党扣动了扳机。蒋介石调动4万多兵力向华北解放区大举进攻。郭汝瑰及时将相关最高军事机密透露给任廉儒,战争以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惨败告终,蒋介石、陈诚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变为泡影。郭汝瑰为自己提供的情报对共产党有用而暗自高兴。
1946年10月,郭汝瑰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陈诚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出任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坚决反对内战的郭汝瑰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因为他想:作为作战厅长,蒋介石让做的作战计划不能不做,可是,计划就是屠刀呀!在和任廉儒研究是否上任时,任廉儒微笑着说:你不做就会有别人去做,你能把情报交给中共,别人能行吗?如梦初醒的郭汝瑰欣然接受了任命。
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每次翻开郭汝瑰制定的作战计划,策划着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时,延安总参谋部也面对着一份同样的作战计划,制定着针锋相对的策略。郭汝瑰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另一方面又协助毛泽东决胜千里。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可谓奇迹。
1946年底到1947年夏,郭汝瑰向中共组织传递了蒋介石在山东战场的部署情报。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根据相关情报,集中优势兵力,在孟良崮一举全歼国民党王牌74师,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解放军在山东取得了让国民党损兵折将5万余人的胜利,瓦解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
徐州陆军总司令部辖有11个绥靖区和4个兵团,总兵力达70余万人。自与解放军作战以来,总司令顾祝同穷于应付,一筹莫展,中将参谋长张秉钧请辞以谢失败之罪。集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白崇禧军界四巨头宠信于一身的郭汝瑰再次前往徐州任参谋长。此后,蒋介石“定鼎中原”的战略部署就按郭汝瑰制定的作战计划进行着,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
1948年5月,顾祝同接替陈诚任总参谋长,郭汝瑰再度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杜聿明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郭汝瑰“通谋敌党”的情报,力劝顾祝同说:郭汝瑰与共产党有联系,决不能让他再担任第三厅厅长。顾祝同认为杜聿明因派系争斗而把对陈诚的怨恨发泄到郭汝瑰身上,便劝说杜聿明不要疑神疑鬼!此时,解放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郭汝瑰时而陪同蒋介石,时而紧随顾祝同在沈阳、葫芦岛、天津、北平、徐州、青岛、南京间飞来飞去。任廉儒则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和《益世报》经理的身份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与郭汝瑰在国民党军政要员眼皮下传递情报。
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结束,杜聿明被俘。
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郭汝瑰和杜聿明同时出席。杜聿明见到郭汝瑰,用手指着郭汝瑰激动地说道:“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笑着回答说:“各为其主嘛!”
1982年,杜聿明病危住院,郭汝瑰前去探望。他俩有以下一段对话:
杜:“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
郭:“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杜:“从山东方面。”
郭:“这人是谁?”
杜:“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
两人都笑了。
危险擦肩而过
就在郭汝瑰将国民党核心军事情报不断地传送到中共中央领导手中的时候,一场悄无声息的危险也在向郭汝瑰逼近。前往大西南前夕,郭汝瑰将国民党参谋本部最机密的作战计划交给任廉儒并嘱咐道:“我带来几件极其重要的东西,请你交给党。”这些文件共计9份,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以及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国民党兵力配备序列。不巧的是任廉儒因直接联系人陈家康离开了上海,只好找梁佐华商议,而梁佐华的直接领导鲁自成也回到了重庆。任、梁二人都是地下民革成员,仔细研究后,决定将这些绝密情报由民革京沪区军事特派员、上海民革主任王葆真转交给党。年逾古稀、须发皆白的王葆真老人接到这迭分量极重的秘件时正气凛然地说:“郭汝瑰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三人商定,一旦情况危急,必须立即毁件保人,及时切断情报渠道。
此时,国民党加紧了对民革成员的监视活动。1949年2月22日,民革上海工委在湖南路261号王葆真寓所召开常委会。中午12点,应到的5位常委中,只有王葆真、梁佐华、林涤非、许卜伍等4人到会,独缺历来准时到会的吴荣。下午1时,焦急的梁佐华打开窗户,发现马路上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在来回走动。斗争经验丰富的王葆真感觉情况不妙,马上作出“立即撤离”的决定。他们不知道,吴荣已经在前一天晚上被捕了。
王葆真赶回秘密联络点,马上焚烧还未送走的绝密文件。跟踪而来的敌特军警们也象发现了什么似的,在门外猛烈地撞门。王葆真刚刚把最后一页来不及处理的文件塞进嘴里嚼烂吞进肚里,荷枪实弹的军警们就冲进了房间。老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泰然肃立,从容就捕。在狱中,70岁高龄的王葆真受尽折磨,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郭汝瑰。假若王葆真没有彻底销毁完文件,留一张或一星半点的证据,郭汝瑰的身份必定会暴露。因为如此核心机密,知情者只有有限的几个人,大多数都是郭汝瑰一人经手。
38年后,80岁高龄的郭汝瑰在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时,仍然无限感慨:“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送的文件,遭到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出我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保护所至,个人的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跳出龙潭虎穴迎解放
在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后,郭汝瑰就向任廉儒提出,自己在隐蔽战线的任务已经完成,希望实现自己到解放区的愿望。任廉儒经请示后,转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希望他设法掌握一支军队去大西南。蒋介石必会负隅顽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郭汝瑰遵照党的指示,辞去作战厅长职务,找到总参谋长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顾祝同睁大眼睛惊讶地说:“汝瑰,这是啥时候,军事上节节失利,别的军长、师长早就想脱身溜走,你怎么还想当军长,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真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郭汝瑰恳切陈词:“总长!时穷节乃见。现在我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辜负党国的希望、总长的栽培。”
经顾祝同保荐,郭汝瑰终于在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的当天被任命为72军军长。因72军的精锐大部分在淮海战役中被歼,郭汝瑰先在上海设立临时军部,又飞到重庆建立正式军部,经过两个月的筹备,72军扩编为国民党在四川的一支拥有三个师一个团、装备精良、给养充足的机动主力军。
为完成率部起义的重大任务,郭汝瑰费尽心机,一面进行人事调整,把国民党特务支派到有职无权的地方兼职,一面想方设法让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委任自己“叙泸警备司令”之职,取得了管辖川南33个县的地方行政权力。这张“叙泸警备司令”的委任状,不仅挫败了胡宗南欲置72军入自己防区的阴谋,还为郭汝瑰保护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提供了条件。
1949年10月,郭汝瑰突然接到蒋介石在重庆亲自召见自己的通知。驱车赶到林园,见蒋并非单独召见自己,郭汝瑰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因为在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中,早有“郭汝瑰通共”的传言。蒋介石问:“郭军长,你认为西南作战我军有无把握?”郭汝瑰“满有信心”地回答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只要有精良的武器,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听后,只“哦、哦”几声,就让郭汝瑰离开。郭汝瑰如释重负,急忙乘车返回泸州。此后,凡通知去重庆议事,郭汝瑰都借故推脱。
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在宽约500公里的川黔边,发起了解放四川和西南诸省的战役。12月10日,郭汝瑰向全国发布了《起义告官兵书》的通电,并号令所管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4个专区1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由此,成都失去了最后的一道屏障,蒋介石川西决战的妄想化为泡影。
40多年后,台湾出版的《百战军魂》中有一段关于郭汝瑰起义是这样记述的:深受陈诚赏识、倚重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民党最后的本钱——七十二军阵前“归队”(指郭本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的共谍),瓦解了国军的最后部署和士气。
1997年10月17日,郭汝瑰在重庆与世长辞。追悼会上,中央军委对他作了高度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