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前期统治者崇道政策初探

　　当南宋与金朝对峙之际，蒙古部族首领帖木真，在公元1196年(金章宗承安元年，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配合金军击败了塔塔儿(一名鞑靼)部，得到了金朝授予的“扎兀惕忽里＂的封号。此後，帖木真先後征服了蔑里乞、塔塔儿、克烈和乃蛮各部，从此，分散的草原各部落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以“蒙古＂为自己的名称，完成了统一草原各部的事业。公元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帖木真於斡难河源举行了忽里勒台大会在会上，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拥戴他为蒙古大汗，称为“成吉思汗＂，①正式建立了蒙古政权。帖木真後来被尊为元太祖。蒙古政权的建立，是蒙古社会由氏族部落进入奴隶制阶段的标志。在政权建立以後，蒙古的奴隶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草原上一支新兴的强劲力量。

　　成吉思汗在政权建立之初，就以吞并金朝作为他的战略目标，为此而积极进行对金作战的各种准备。他首先解决周围的牵制，以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後於公元1219年(元太祖十四年，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亲自率领蒙古军主力西征。六年之间，消灭了花刺子模等政权，大败斡罗思与钦察诸部联军，前锋抵达东印度。在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对金的战争，处於相持状态。成吉思汗回军以後，即亲率大军，大举南下，计划先取西夏，然後灭金。西夏在蒙古大军压境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经过一年多的殊死战斗之後，终於因力量悬殊，夏主李不得不於公元1227年6月(元太祖二十二年，南宋理宗宝庆三年)投降。同年七月，“用兵如神＂、“灭国四十＂②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病死於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继承汗位的太宗窝阔台，按照成吉思汗临死前所嘱咐的作战方针，指挥蒙古军分三路向金朝发起进攻。公元1234年(元太宗六年，南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在与南宋联合的配合下消灭了金朝、统一了北方之後，又面临著与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时南宋的统治集团已十分荒淫腐朽，上下苟且偷安，一贯采取防御的策略，丧失人心。而蒙统治集团在公元1241年太宗窝阔台去世之後，其内部也陷入争夺汗位的纠纷，“法度不一，内外离心＂。③乃马真后、定宗贵由、海迷失后和宪宗蒙哥相继执政，均为时甚暂，也无力南顾。故南北之间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公元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忽必烈登上汗位，在平定了内乱、稳定了内部之後，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南方。公元1274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忽必烈决定大举伐宋。公元1276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南宋端宗景炎元年)，以伯颜为统帅的蒙古军在没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进入南宋首都临安，南宋恭帝赵被俘。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先後拥立恭帝两个弟弟赵、赵继续反抗，直到公元1279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这支抵抗力量被元朝都元帅张弘范的追击下，在海上战败，全军覆没，南宋政权至此灭亡。从此结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形成了空前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深远的重大意义。

　　蒙古贵族原来处在文化、经济都比宋、金远远落後的阶段。开国初期，仍以游牧渔猎为主，尚不知农业的重要性，甚至主张“汉人无补於国，可以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④初入中原和其他地区时，力图推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使这些地区的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经过实践，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适应当地的经济状况，逐渐采用了封建的统治方式。成吉思汗和太宗窝阔台汗在耶律楚材的辅佐下，渐兴文治，开始对宋、金文化有所认识。据《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载：在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之际，“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⑤可见，这时的成吉思汗，已和当年的汉高祖刘邦一样，逐渐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的道理，故楚材得以日见亲用。及太宗窝阔台即位之後，对楚材更是言听计从。同书又记载说：公元1232年，当窝阔台率军南征，於次年攻入汴梁之时，大将速不台建议屠城，楚材奏请窝阔台勿对人民进行屠杀，从而使“避兵居汴者百四十七万人＂得以保全身家性命。同时“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孙元措，⑥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於燕京，经籍所於平阳，由是文治兴焉。＂⑦同书又称，公元1237年(元太宗九年，南宋理宗嘉熙元年)，楚材又向窝阔台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窝阔台说：“果尔，可官其人。＂楚材说：“请校试之。＂窝阔台“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⑧《元史》卷二《太宗本纪》亦载其事说：九年丁酉“秋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⑨同书卷158《姚枢传》又称：“岁乙未(1235)，南伐，诏枢从(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拔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朱熹之书。＂B10後来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贼抵罪。窝阔台责问楚材说：“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楚材回答说：“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於我朝乎!＂B11窝阔台乃表示理解。可见，在耶律楚材辅佐太祖、太宗三十余年之间，使蒙古统治者逐渐采纳了儒家的纲常名教，接受汉文化，推行封建制，使奴隶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逐步转化，从而使蒙古的统治得以日益巩固。窝阔台在一次“诸王大集＂的时候，亲执觞赐楚材说：“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B12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符合实际的总结。

　　在忽必烈当政的时候，更是积极地“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B13沿袭宋、金的封建传统，在政治、经济上采用“汉法＂，并掺杂许多漠北“旧俗＂，吸收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对孔孟之道的作用也有较深的认识。因此，“信用儒术＂，“以夏变夷＂，B14大力推尊孔子，提倡理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教授蒙古贵族子弟，後来又吸收各族官僚地主子弟入学。在各路、府、州、县也分别立成儒学。又给予儒户以免役的特权。明令宣布：“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B15规定“非程朱学不式於有司＂，以至於“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B16於是程朱理学便成为元代的正统思想，与南宋相比，其势更盛。

　　元代统治者除信用儒术作为他们的统治工具外，还广泛利用各种宗教来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服务。从成吉思汗起，蒙古的历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道、佛、也里可温(基督教)、答失蛮(伊斯兰教士)等各种宗教都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享有各种特权，可以不纳税，不应差役。在政府中还设置了专门管理各种宗教的机构，如宣政院管佛教，集贤院管道教，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温，哈的司(所)管理答失蛮等。各种宗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影响，但以道、佛二教最盛。

　　在蒙古政权建立之前，草原各部大都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认为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蒙古政权建立之後，萨满教便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尊重。成吉思汗给予萨满教的长老“别乞＂以很高的地位。其目的是要利用他们制造各种神话，为他的政权涂上一层天命神意的色彩，借以加强他对被征服的草原各族人民的政治统治。从这样一个目的出发，所以他在利用和尊重的同时，对於萨满教的神巫们想要干预政治权力的企图，则严格地加以禁止。成吉思汗对佛教也采取了保护的方针，专门颁布命令，要部属对临济宗僧侣中观、海云师徒“好与衣粮养活著，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维休阿维欺负，交达里罕(蒙语自由自在之意──引者注)行者。＂B17对原金朝统治区内的全真道，也积极加以扶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正在率军西征时，就迫不及待地从中亚派遣使臣前去山东登州，宣召当时全真道的领袖邱处机。邱处机率领弟子，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中亚，谒见成吉思汗，备受尊宠。《元史》卷202《释老·邱处机传》具载其事说：“岁己卯(1219)，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求之。……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B18成吉思汗对邱处机只称“神仙＂而不称名，并下令免除全真道宫观的差发赋税。据《长春真人西游记·附录》称：成吉思汗告诫诸处官员：“每邱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税赋，都休教著者，据邱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B19关於邱处机晋谒成吉思汗的详细情况，不在这里叙述，但应当指出两点：第一，成吉思汗之所以在西征途中戎马倥偬之际就急於要召见邱处机，其根本原因，乃是由於蒙古占领华北以後，金朝迁都河南，山东已成为蒙、金、宋三方面力量角逐之地，全真道在山东广大群众中很有影响，它的向背在政治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故当时全真道的领袖邱处机也就成了三方争夺的对象，金、宋两国早已先後派遣使者对他发出了邀请，而邱处机正在犹豫观望。《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戊寅岁(1218)之前，师在登州。河南(指金朝)屡欲遣使征聘，事有龃龉遂已。明年住莱州昊天观，夏四月提控边鄙使至，邀师同往，师不可，使者携所书诗颂归。继而复有使自大梁来，道闻山东为宋人所据，乃还。其年八月，江南(指南宋)大师李公(全)、彭公(义斌)来请，不赴。＂B20《元史》卷202《释老传》亦称：“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B21王恽《秋涧集》卷五十六《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并序》又说：“先是金宋交聘，公坚卧不起＂B22。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所以成吉思汗尽管还在西征途中，也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他召见和尊宠邱处机的目的，他自己也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要邱处机及其门徒“恒为朕诵经祝寿＂B23，即站在支持蒙这一方面。第二，邱处机对金宋交聘均犹豫观望，而成吉思汗的召书一到，便不辞“冒雪冲霜＂，万里跋涉，前去应召，其根本原因，乃是由於当时在蒙、金、宋三方面力量的角逐当中，其优势是在蒙方面，邱处机为了全真道本身的发展，不得不依靠蒙古政权的支持，所以惟有立即前去应召，方为上策。这是每当改朝换代之际，道士们所常常采取的一种策略，其事例已屡见不鲜，B24邱处机当然也不例外。大概当时有部份人对邱处机这种决策还不太理解，故邱处机对此曾作过明白的解释。《辍耕录》十《陈情表》记载他的解释说：“邱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於诸国，道不加於众人，内顾自伤，哀情谁恻?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可见邱处机是预见到金、宋的大势已去，蒙古必将取而代之，为华夏之主，所以才断然前去投靠成吉思汗的。邱处机在见到成吉思汗之後，便积极为成吉思汗征服山东、河北，进而一统天下献计献策。据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载，邱处机曾向成吉思汗建议说：“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缯，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今已为民有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能干官，规措勾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之，兹亦安民祈福之端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B25邱处机所献的这种政策，带有战略意义，不仅对於巩固和发展蒙古势力、使之统一全国有利，也表明了邱处机对於蒙古政权的赤胆忠心，所以搏得了成吉思汗的欢心，成吉思汗对他十分信任。邱处机还燕以後，成吉思汗下旨将他所居之太极宫改名长春宫，并遣使劳问，告诉他说：“朕常思神仙，神仙毋忘朕也。＂B26事实表明，成吉思汗与邱处机之间，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成吉思汗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为以後历代蒙古统治者所遵行。道教在蒙古历代统治者的扶植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元代是道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太宗窝阔台在即位之前，即於公元1229年七月，在乾楼辇接见了全真道李志常，八月正式即位之後，李志常便一直受到他的尊宠，屡被征聘。以至於“虽清和(尹志平)掌教，而朝觐往来必以公，故公为朝廷所知，而数数得旨，玺书所称曰?孔仙八合识＇，八合识译语，师也。＂B27戊戌(1238)正月，李志常嗣教後，太宗窝阔即赐其封号为“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可谓优宠备至。窝阔台对营建全真道祖庭也非常重视，委派专人监修督工。据陕西都元师详议孟攀鳞所撰《十方重阳万寿宫记》载称：“杨氏妙贞以朝旨充监修之任，专令知观张志正、高志空克期以督工。甲午(1234)，无欲李公承清和尹宗师之委以主观事。乙未(1235)，清和自燕来秦，躬行祀礼，由是道众日集於是……戊戌(1238)，清和嗣教於李尊师(李志常)，尊师以道为己任，克自负荷，其於祖庭用力非一朝夕。是岁夏五月诣阙，以本宫事条奏，得旨，……仍改凌虚为重阳宫。＂在太宗窝阔台统治期间，不仅下旨对全真祖庭“大为营建＂，其他地方宫观得以兴修的也不少。据京兆府学教授少华李庭所撰《玄门弘教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载：“戊戌(1238)春，太宗英文皇帝诏选高道，从掌教真常李公被诏赴阙。是岁冬，(綦志远)奉旨辅洞真於公、偕无欲李公复立终南祖庭，提点陕西教事。庚子(1240)春，遂入长安，从府僚之请也，建立大玄都万寿宫，若骊山之白鹿，终南之太一，樊川之白云，凤栖原之长生、兰田之金山，皆斥其旧而新之，其余宫观修废补弊，不可殚纪。＂B28这说明当时对宫观的营建是全面展开的，没有朝廷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宪宗蒙哥“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B29其对道教也十分崇敬。名为“蒙哥＂，本即道教“长生＂之意。即位之後，对全真道李志常更加器重。据《元史》卷三《宪宗本纪》载，他一登基，便立即“以道士李真(志)常掌道教事。＂B30另据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载，从辛亥(1251)蒙哥即位之年开始，至丙辰(1256)李志常去世之年为止，对李志常年年召见，赏赐殊多，并向他徵求治国安民之术：乙卯(1255)十二月朔旦，“上谓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乐业，然与我同此心者，未见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圣君有爱民之心，则才德之士，必应诚而至。＇因历举勋贤并用，可成国泰民安之效。上嘉纳之，命书诸册。自午未间入承顾问，及灯乃退。＂B31可见他们交谈的时间很长，从他们所交谈的情况来看，彼此之间可谓亲密无间。不仅李志常本人受到宪宗的器重，而且李志常周围的人如綦志远、王志坦、李志柔等，均受到宪宗蒙哥的宠信。綦志远字子玄，号白云子，其受宠信的情况，据李庭《玄门弘教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载：“辛亥岁(1251)夏，宪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玺书，宣谕倚付掌管关中道教。癸酉(1253)，皇太弟遣使脱驰译谕旨，待以师礼。＂王志坦受宠信的情况，後当另作叙述。李志柔，字谦叔，其先水人。世业农桑，以门地清白见称於乡里。其父志微，素嗜玄学，曾从赵州临城县太古高弟开玄真人李君参受全真教法，志柔亦事开玄执弟子礼。後来，邱处机以其有硕德宿望，曾赐号同尘子，教以立观度人、将迎往来道众为务。丁酉(1237)冬，李志常“署师(李志柔)大名、邢两路教门提点暨清真大师号，俾往来秦魏赵间以办其事，不十年，雄楼杰观，粲然一新。庚戌(1950)，州牧石德玉慕师名节，诣阙保奏，赐黄金冠服，加号同尘洪妙真人。甲寅(1254)春，诏燕京大长春宫修普天大醮，师预高道之选。＂B33上述三人，有的曾跟随邱处机北上见过元太祖，有的则辅助李志常多年，宪宗蒙哥皆宠信之。

　　如上所述，从成吉思汗以来，全真道一直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因而到宪宗蒙哥时，便已有较大的发展。孟樊鳞在《十方重阳万寿宫记》中对此曾慨叹地说：“鸣呼!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报，教徒蕃衍，道门广增，未有如斯之盛。兴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从之如云。＂由此可见，在蒙古统一全国之前，全真道的势力已相当强大了。

　　除全真道而外，真大道的郦希诚，亦曾受到宪宗蒙哥的宠遇，故这个道派在宪宗蒙哥时亦有很大的发展。

　　世祖忽必烈当政，灭了南宋，统一了南北，不仅北方新道派继续受到崇奉，南方的新旧道派亦被扶植。这里首先介绍其对北方新道派的继续崇奉情况。首先，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六年(1269)下诏，对全真道的祖师进行了全面的加封。据《甘水仙源录》卷一的记载，其诏书说：“大道开明，可致无为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获承基构，若稽昭代，雅慕玄风。自东华垂教之余，至重阳开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无远弗届。虽前代累承於褒赠，在朕心犹慊於追崇，乃命儒臣，进加微号。惟东华已称?帝君＇，但增?紫府少阳＇之字；其正阳、纯阳、海蟾、重阳，宜锡?真君＇之名；丹阳以下七真，俱号?真人＇，载在方册，传之万世。噫!汉世之张道陵，唐朝之叶法善，俱锡?天师＇之号，永为道纪之荣，当代不闻异辞，後来立为定制。朕之所募，或庶几焉。＂B34从这个诏书来看，东华仍称“帝君＂，锺离权、吕纯阳、刘海蟾、王重阳则封“真君＂，各有区别。可知此时仅有“七真＂之名，尚无“五祖＂之称。但却是开後来“五祖＂、“七真＂之说的张本。

　　其次，对全真道的其他一些道徒，也不断地赐赠封号，给以优宠。举例如下：

　　(1)据弋彀《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载：中统二年(1261)，对全真道嗣教六祖志平“诏赠清和妙道广化真人＂。B35

　　(2)据姬志真《无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记》载：在清贫道人夏志诚於乙卯(1255)去世之後，“辛酉(1261)，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赠“无为抱道素德真人＂。B36

　　(3)据王鹗《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载：对王志谨，中统二年(1261)，因“中书丞相奏：全真老宗师王云，操行纯正，海内钦崇，宜降玺书，以彰宠数。制可，特赐号?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命下之日，四方万里闻之，莫不感悦。＂B37

　　(4)据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载：忽必烈即位时，李志常已去世数年，忽必烈仍於“中统辛酉(1261)秋八月，诏赠真常?上德宣教真人＇号。＂B38

　　(5)据王磐《玄门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载：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又为全真道掌教张志敬赐号，其“制书＂说：“玄门掌教真人张志敬，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洁，问学淹该，甫逾不惑之年，纯作难能之事，增光前辈，垂法後人，可特赐号光先体道诚明真人。＂B39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又下“圣旨＂，命张志敬就长春宫建金大醮三千六百分位。据说行事之日，有群鹤翔舞，下掠坛，去而复来者累日。忽必烈以为这是祥瑞之象，特为嘉奖，赐张志敬金冠云罗法服一袭，仍命翰词臣作《瑞应记》，刻之碑石。

　　(6)据高鸣《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载：至元七年(1270)，全真掌教张志敬逝世之後，忽必烈诏王志坦袭位，并赐“崇真光教淳和真人＂之号。B40

　　(7)据陈楚望《清虚大师把君道行录》载：把德伸，学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学，事亲以孝闻。学广闻多，而以老氏虚心体道之要为入道之门户。曾受道於无尘子卫君，无尘甚器重之。晚寓青社，养素於太虚宫，与同门高士王君於府城东南隅构建一观，以居云游之众，全真掌教李志常名其观曰“通玄＂，仍付以金栏紫衣，号曰“清虚大宗师诚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录。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遣使征召，留长春宫，每事屡有咨访，特旨迁授提举诸路道教，以彰有德。＂B41

　　(8)据姚燧《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载：高氏讳道宽，字裕之，应之怀仁人，幼业读书，能通大义，长为吏长安，丁内外艰，始弃室为黄冠。其从受学三人，始则安蓬莱瀹其源，继则李冲虚大其流，终则於洞真会其融而导其归，故游洞真门最久，洞真亦恃其有受而克大其传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虚之，赐号“圆明子＂，署知重阳万寿宫及提点甘河遇仙宫。後任京兆道录十年。中统二年(1261)，张志敬荐之朝，以为提点陕西兴元等路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至元八年(1271)，易“子＂为“尊师＂，并加“知常抱德＂於“圆明＂之上。至元十三年(1276)，“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锡黄金云罗冠服一，被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犹仍?圆明＇，第易?知常抱德＇为?洞观普济＇、?尊师＇为?真人＇＂B42

　　(9)据姚燧《牧庵集》卷三十《太华真隐褚君传》载：“云台真隐褚君，幼业儒，长而遭时艰，求所以托焉而逃者，寄迹老子法中，受学刘真常，……後由真常主华阴之云台宫，始从之西。……君名志通，字伯达，名闻天聪，俾祷水旱有应，不为，赐号佑德真人，提点岳祠灏灵宫。……年八十，德益深，闻益彰，圣皇思见益急。当岁己卯至元十六年(1279)，诏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言不足以资廊庙择，力不足以疆御侮，今老矣，先狗马填沟壑，晨夕虽蒙冒龙光，力疾以行，终不达，恐伤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冒死请中使竟虚车而返。＂B43

　　(10)据程文海《雪楼集》卷十八《徐真人道行碑》载：“师讳志根，梁之扶沟人。父某，仕金至昭武将军。师沉质魁伟，弱冠为道士，学於王真人志谨。……至元某年，制授本宗掌教真人。乙酉(1285)，赐号崇玄诚德洞阳真人。＂B44大德八年(1304)六月“无疾而逝，年九十一。＂B45

　　根据上述事实，可知忽必烈曾於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六年(1269)集中地对全真道士及其祖师进行了加封，除此而外，还有经常的召见封赐等等，表明他对全真道是十分尊重的。不仅全真为然，太一道士也是备受其恩宠的。兹仅就《元史》所载，他与太一道李居寿的关系，作为例证，列举如下：

　　(1)据《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载，世祖忽必烈还“在潜邸＂时，即於壬子岁(1252)命史天泽将太一道四代度师萧辅道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以老，请授弟子李居寿掌其教事。＂B46

　　(2)据《元史》卷五《世祖本纪》载：至元元年(1264)十一月“辛卯，召卫州太一五代度师李居寿赴阙。＂B47

　　(3)同书又载，至元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赐太一真人李居寿第一区，仍赐额曰太乙广福万寿宫。＂B48同书卷202《释老传》称：“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宫於两京，命居寿居之，领祀事。＂B49

　　(4)同书《释老传》又称：至元“十三年(1276)，赐(李居寿)太一掌教宗师印。＂B50

　　(5)同书又载，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辛丑，以月值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寿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昼夜。事毕，居寿请问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帝喜曰：?寻将及之。＇明日，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後闻。＂B51《释老传》所载亦同，并称：“其後诏太子参决朝政，庶事皆先启後闻者，盖居寿为之先也。＂B52同年十二月，“敕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於长春宫，凡七日，岁以为例。命李居寿告祭新岁。＂B53

　　(5)同书又载：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丁巳，制以六祖李全嗣五祖李居寿祭斗。＂B54以上说明，忽必烈不但为李居寿修建宫观，为之赐额，命他主领祠事，且对皇太子是否参预国政之类的大事，也都言听计从，其尊宠之隆，可想而知。但《元史》所载，是很不完备的，王恽所作李居寿的《行状》，叙述忽必烈对李居寿“眷顾光宠＂的始末更详，当於後面论及之。

　　忽必烈对真大道也很关怀和扶植。在他即位之时，正值六祖孙德福开始掌教。忽必烈对孙德福异常器重。以後对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等均十分眷顾。真大道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这时也有很大的发展。由於金、元之际其内部发生派系纷争，以及在岳德文之後其掌教人也一度产生混乱等情况，故将留在後面另作叙述。

　　忽必烈除对北方新道派继续崇奉以外，他为了能够顺利地统一江南，对於争取江南儒、释、道的工作十分重视。在南宋恭帝赵投降之前，便积极开展了这种争取工作。据《元史》卷八《世祖本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癸未，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B55在赵降元以後，对江南道教的争取工作，更是非常认真，各个新旧道派的道士，都受到尊宠。对於净明道，据柳贯《待制集》卷十四《玉隆万寿宫兴修记》载：“至元丙子(1276)，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所宜祠者於礼部，玉隆与居其一。故凡主是宫，率被受玺书如令。＂B56说明净明道士这时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对於武当道，忽必烈也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亲自召见了该派道士叶云莱，并於次年委任他为都提点，主持武当道教。B57

　　忽必烈对符派的三大宗，即龙虎正一、阁皂灵宝、茅山上清，也十分礼敬。《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已巳，遣中使咬难历江南名山访求高士，且命持香币诣信州龙虎山、临江阁皂山、建康三茅山，皆设醮。＂B58同书卷十四又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壬辰，遣使持香币诣龙虎、合皂、三茅设醮。＂B59对茅山宗，则於至元十七年(1280)十二月，“以三茅山上清四十二代宗师许道杞祈祷有验，命别主道教。＂B60至元十八年(1281)三月，“诏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赴阙。＂B61该诏书称：“闻汝年高德邵，法精严，思接道论。今遣使驰驿召赴阙廷，仍敕有司如法津遣便安就道，毋致艰虞，故兹诏示，想宜知悉。＂B62表明他对茅山宗师的关怀。

　　龙虎宗，是江南很有势力的一个道派。故龙虎宗的道士更是受到忽必烈的百般宠遇。据《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载，忽必烈在即位之前的己未岁(1259)，即曾令人往访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可大报以“後二十年天下当混一＂。後来，忽必烈在南宋尚未灭亡之前，即亲自召见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和他一见如故，叙谈家常，异常亲密，并立即命他主领江南道教，其弟子张留孙，也受到特殊的尊宠。现仅据《元史·世祖本纪》所载，列举如下：

　　(1)至元十二年(1275)四月庚午，“遣兵部郎中王世英、邢部郎中萧郁，持诏召嗣四十代天师张宗演赴阙。＂B63

　　(2)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壬午，召嗣汉天师张宗演赴阙。＂B64

　　(3)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丙申，“赐嗣汉天师张宗演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B65已未，又“命嗣汉天师张宗演修周天醮於长春宫，宗演还江南，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B66

　　(4)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辛亥，制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B67七月辛亥，“建汉祖天师正一祠於京城。＂B68十月“乙丑，正一祠成，诏张留孙居之。＂B69

　　(5)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壬辰，诏谕宗师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B70五月丙子，“命宗师张留孙即行宫作醮事，奏赤章於天，凡五昼夜。＂B71

　　(6)至元十七年(1280)冬十月“甲申，诏龙虎山天师张宗演赴阙。＂B72

　　(7)至元十八年(1281)三月“甲辰，命天师张宗演即宫中奏赤章於天七昼夜。＂B73七月辛酉，“命天师张宗演等即寿宁宫奏赤章於天凡五昼夜。＂B74

　　(8)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壬辰朔，“召天师张宗演赴阙。＂B75

　　(9)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二月，“命天师张宗演设醮三日。＂B76

　　(10)至元二十八年(1291)正月壬寅，“命玄教宗师张留孙置醮祠星三日。＂B77

　　(11)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癸卯，“以(嗣)汉天师张宗演男与棣嗣其教。＂B78“壬戌，召嗣汉天师张与棣赴阙。＂B79

　　根据以上这此记载，可以看出忽必烈还在即位之前，即与天师道拉上关系。即位之後，特别是在准备平定江南的时候起，一直与天师道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天师道在他的支持下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其势力已从南方扩展到了北方。

　　忽必烈不仅对南北新旧道派的重要首领十分尊重，对其他不甚知名的道教人物，也给予礼遇。《元史》卷四《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1261)秋七月“己丑，命炼师王道妇於真定筑道观，赐名玉华。＂B80王恽《中堂事纪》称：“王道妇＂又称“王老姑＂，“有古烈妇之风。＂B81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辛卯，“遣真人张志仙持香诣东北海岳、济渎致祷。＂B82

　　世宗忽必烈在位期间，与道教有关的各种醮事活动，也是十分频繁的。仅《元史·世祖本纪》的这类记载便不少，文繁不录。

　　世祖忽必烈对宫观的兴建和修葺也十分重视。除上面所说他曾为王道妇造玉华观，为李居寿造太一广福万寿宫，为张留孙造正一祠等之外，据《元史》卷十《世祖本纪》的记载，至元七年(1270)二月“筑昭应宫於高梁河。＂B83《玄天上帝启圣灵异录》引元吏部尚书徐世隆於至元七年九月所撰《元创建昭应宫碑》记载兴建的经过说：“国家肇基朔方，以神武定天下，列圣相承，……主上诞膺天命，嗣守大统，稽考典章，用润色鸿业，建宗庙，修礼乐，立官制，文物焕然为之一新，惟是宫殿未备，群臣请定都於燕，上可其奏，乃以至元三年(1266)新都於故城之北。越六年(1269)十二月庚寅城之西，高梁河之南，金水中有蛇出焉，长尺余，首耀金彩，背负青章，见者异之。……明日复有神龟，玄文绿质，游泳岸曲，……皇后使访问博物大臣，以玄武神见为对，遂出内帑物，俾即其所见之地构祠焉。……皇帝若曰：神圣能阴庇吾民，可不吉蠲祀享，以答灵贶乎?乃诏大其栋宇而为之宫，既成，赐名曰昭应。＂B84对於昭应宫的建筑规模，元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王磐在其於至元七年九月所撰《元创建昭应宫碑》中有这样的描述：“重门宏敞，殿深严，飞璇题，金彩溢日，遂为京畿伟观。＂B85

　　在忽必烈当政期间，除在京畿建造灿烂辉煌的宫观之外，还在其他地方也兴建了不少的宫观。据《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月“甲辰，修南岳庙。＂B86另据《洞霄图志》记载，至元(1264─1294)间，仅吴山一带兴建的宫观就有璇玑殿、佑圣殿、祠山张帝祠、龙王仙官祠、元清宫、冲天观、云阳观、冲真观、元洞观、明星宫、凝真道院、若虚道院、通明道院、益清道院等等。

　　综上表明，忽必烈把成吉思汗所奠定的崇道政策作了全面的发展。《元史》作者评价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B87从宗教政策方面来看，也可说是立了“一代之制＂，堪称“规模宏远＂。

　　注释：

　　①关於“成吉思＂的含义，各说不一，据成吉思汗同时代的著作《蒙鞑备录》称：“成吉思者，乃译语天赐二字也。＂
　　②《元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25页。
　　③《元史》卷2《定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40页。
　　④《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册第3458页。
　　⑤《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册第3456页。
　　⑥《元史》卷2《太宗本纪》：“措＂作“楷＂，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32页。
　　⑦《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册第3459页。
　　⑧B11、B12《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册3461页、第3462页、3460页。
　　⑨《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35页。
　　B10《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册第3711页。
　　B13《国朝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B14《元史》卷17《世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377页。
　　B15《山右石刻丛编》卷27《勉励学校诏》；卷30《加封孔子勒石碑》。
　　B1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卷9《许文正公神道碑》。
　　B17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1。
　　B18、B21、B26《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5册第4524页、第4525页。
　　B19、B20《道藏》第34册第500页、第481页，括号内注，系引者所加。
　　B22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89页。
　　B23《道藏》第34册第496页。
　　B24参见拙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五章第一节。
　　B25《道藏》第3册第390页。
　　B27《道藏》第19册第746页，又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79页。
　　B28《道藏》第19册第766页。
　　B29、B30《宋史》卷3《宪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54页、第45页。
　　B31、B32、B33、B34、B35、B36、B37、B38、B39、B40、B41、B42、B43《道藏》第19册第746页、第766页、第781页、第722页、第743页、第764页、第775页、第747页、第758页、第777页、第781页、第786页、第787─788页。
　　B44《长春道教源流》卷6《徐志根》，谓其“号洞阳子＂，又谓其受赐封号的时间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与程《碑》略有出入。见《藏外道书》第31册第111页。
　　B4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12─713页。
　　B46《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5册第4530页。
　　B47、B48、B49、B50《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100页、第159页、第4530页。
　　B51、B52、B53、B54、B55、B58《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217页、第4530页、第218页、第229页、第169页、第225页。
　　B56陈垣《道家金石略》第931页。
　　B57参见《道藏》第19册第667页。
　　B59、B75、B76、B77、B78、B79《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295页、第295页、第318页、第343页、第358页。
　　B60、B61、B64、B65、B66、B67、B68、B69、B70、B71、B72、B73、B74《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229页、第230页、第182页、第187页、第188页、第201页、第203页、第205页、第209页、第　　212页、第227页、第230页、第232页。
　　B62《道藏》第5册第573页。
　　B63《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166页。按张宗演应为三十六代天师，不是四十代天师，当为《元史》之误。
　　B80、B81、B83、《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72页、第78页、第128页。
　　B82、B86、B87第2册第354页、第280页、第377页。
　　B84、B85《道藏》第19册第641─6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