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老兵忆国共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很心疼

《台湾老兵口述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赵川），深入挖掘了十一位台湾老兵的身世经历，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经历的大历史事件和个人悲欢，部分还原了金门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以及蒋介石残余部队撤退台湾的历史。

戴笠门生——“老军统”洪淦棠

“高雄市有个104岁的老先生，是由大陆来台的国民党老兵，至今头脑清醒，精神好，他就是洪淦棠。据老人自己介绍，他出生于民国元年之前三年，广东省宝安县洪桥头村人，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洪桥头村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开始参加抗战。不过，参加的不是正规军队，而是“战地随军服务团”，任副团长，服务于第九集团军吴奇伟上将的部队。

所谓随军服务团，是抗战开始后，一支在国难当头之际组成的特殊抗日救亡队伍。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个目标———抗日。

洪淦棠老先生说，1937年，他们先是在广州协助抗战，广州失守后，他们随同吴奇伟（广东人）将军的队伍转战江西南昌、九江一线。

“1938年5月，我们在广州亲眼所见，有三千多人殉国。后来，广州沦陷，随军服务团随国民党部队北上，转战南昌一带。

1939年5月，经梁华盛将军介绍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燕塘军校）第十七期学员。”考入军校那年，洪淦棠实龄已三十二岁，年龄偏大。为了顺利报考入学，他灵机一动，将年龄虚报为二十六岁，一下减去六年。三年艰苦求学后，洪淦棠顺利毕业。

被“戴先生”一眼相中，破格录取深造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党国正值用人之际”。戴笠被公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掌管军统局。他来我们军校物色人才，希望选中一批精英分子进行“深造”，组成高级参谋团，为战局服务——说白了就是从事军事情报收集工作，直接服务于战场，以维护国民党的江山社稷。为了网罗“党国精英”，戴笠特设了一个高门槛，要求必须是中、上校以上官衔者才有资格入围。

当时，洪淦棠仅是中尉军衔，不符合“深造”条件，因拒绝留在后方当教官而愿意上前线杀敌，被认为具有不怕死的革命牺牲精神，受到军校的好评。这一点恰好合乎戴笠的需要，于是，他一眼相中体格出众、充满血性的广东仔洪淦棠，极力拉他入伙。就这样，本想到前线领军抗日的洪淦棠，阴差阳错成为戴笠一手培植的“军委会参谋班”特七期学员，他的个人命运，也因此同戴笠有了牵连。

经过严格训练，洪淦棠顺利结业，随后，继续被选送到陆军大学战教班（一期）深造。后来，他被分派到“军委会国际科”工作，专门收集日本军情。

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风云变幻，情报工作尤为重要，一个关键的情报甚至会扭转整个战局。

洪淦棠说，戴笠一生搜集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当年，戴笠的情报网络遍布全球，可谓无孔不入。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因为这宗重大的情报未被采信———因美国人疏失，日本成功偷袭了珍珠港。

当时，戴笠手下的谍报人员已经收集到了日军计划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信息，拿到情报后，戴笠立即上报给蒋中正，蒋中正也在第一时间将这个重要情报报告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可是，美国人不予以重视。结果，日本偷袭珍珠港得逞。

不过，美国人由此对戴笠刮目相看。这件事之后，蒋中正和戴笠更加看重情报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

“林彪部下好笨，竟让我蒙混逃脱”

在东北期间，洪淦棠参加了著名的“四平街大战”，而记忆最深刻的当属“城子街之战”。

洪淦棠记忆中的“城子街保卫战”，就是这段历史。“林彪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兵力大增，以三个纵队围攻城子街。双方激战两昼夜，三万多国民党军队被彻底击溃。”洪老先生说，就在这次战役中，自己成了林彪部队的俘虏。

作为共军的俘虏，洪淦棠失魂落魄地随国民党残兵败将被押往哈尔滨。经过甄别、教育两个星期之后，洪淦棠竟平安无事地被释放回家！这是何故？

“林彪的部队好笨，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谎称自己是上士文书，他们果真相信了！”他补充说，“也许，是得益于多年的特工训练；也许，是他们看我个头不高、年龄也偏大了，留着也没什么用，就放了我一马。”作为戴笠手下的老牌军统特务，洪淦棠居然逃过一劫。

“自己人打自己人，我真的很心疼”

洪淦棠老先生说，我这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给了国民党军队，余生也都在为国民党服务。迄今，和众多台湾老兵一样，洪淦棠享受着每月三万多元新台币“终生俸”———直至亡故。

在漫长的岁月里，洪淦棠老先生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他说：“当年，我们是怀抱着抗日救亡的想法参军，除了抗日以外，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想想这些历史，我心里真的很疼很疼……”

1949年5月，国民党在大陆已是大势已去，本来，洪淦棠不想再离乡背井远赴他乡，可是，在孙立人的力邀之下还是去了台湾。

“韩战战俘”李银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一批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成了“联合国军”的战俘，后来，有一万多名战俘被送往台湾，成了所谓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来台后，他们全部“自愿”加入国民党部队，继续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队卖命。

这位“反共义士”，名叫李银生，出生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5日，现年七十九岁，山西省洪洞县苏堡镇蜀村人。

李银生说，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李银生十三岁。那年，有支国民党部队进驻蜀村。同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他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侵略者。

这天晚上，听说又有军队进村，不是日本人，而是国民党军队。一位连长走过来向李银生扫了几眼，说：“小毛孩，多大了？随我去当兵怎么样，到部队可是有吃有喝。”当听到“有吃有喝”几个字时，李银生想都没想立即答应：“走！当兵就当兵！”

入伍后的次年，日本投降，部队转移到了太原县和祁县一带驻扎。当时，李银生所在的部队是炮兵，他是一名打杂的勤务兵。

1946年，国共陷入内战。李银生所在的这支国军在距离洪洞县苏堡镇不远的驻地被解放军给抄了后路，一举端掉老窝。李银生因年龄小依旧被安排在家“看东西”，被八路军连人带物一并“接收”了。就这样，十五岁的李银生当上了共产党解放军，调转枪口朝向“有吃有喝”的国军。老人回忆说，自己参加的军队是解放军60军179师109团1营3连。

“邓小平首长的领导水平确实高”

1948年，李银生随部队进攻太原，后进攻陕西西安，依然攻无不克。两个月后，部队奉命从陕西一路追歼国民党部队到四川。

解放成都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当时，解放军首长邓小平劝降成都守军的讲话令李银生记忆深刻，邓小平用四川话向敌方喊话，也同自己的队伍分析敌我形势和战争性质，讲得句句实在。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是自相残杀，再打下去受伤害的还是中国人，只要你们（守军）放下武器，无论军官或士兵都有好的出路……”

当时，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也无心恋战。他们接受了解放军的整编。被整编的队伍，平稳过渡到解放军序列。当时对投诚部队的政策是，“愿意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当然欢迎，不愿继续当兵的，也可自愿离开，由解放军统一发放路费。”共产党军队的思想工作很实在，采取的政策也很得人心。

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无奈成战俘

李银生说，1950年8月，部队奉命开拔，179师从四川乘汽车沿川陕公路抵达陕西宝鸡，部队在这里接受军政训练。装备鸟枪换炮了，换上清一色苏式装备，包括各式火炮及弹药等。

1950年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

李银生所在的179师，经过一番与美军激战，兵员损失惨重。面对严峻形势，连长找李银生商量如何突围。最后，连长决定将三十名伤员全部交给代理排长李银生“关照”，李银生带领这些伤员在山上坚守了两天三夜。

第三天早晨，见有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随即通过喇叭用汉语向下喊话。大意是说，我们是联合国军，将按照国际法公平对待战俘，希望你们听到喊声后，向我们摆摆手，他们将接收伤员。

不“摆摆手”，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为了不被饿死，志愿军伤员们也只能“摆摆手”回应成了美军的战俘。

在战俘营里有各式各样的人在活动。包括“联合国军”、“国际红十字会”，还有传教士以及国民党的人。各路人马都在做我们战俘们的工作。

当时我们有三条出路，第一，回到大陆；第二，就地留下；第三，送到台湾。李银生十八岁加入共产党，历任班长，入朝作战，当了两天多的代理排长。如果留在日韩，前提是要懂日语或韩语，这肯定不成。因此，他的选项就是，要么遣返到大陆，要么去台湾。

不过他还是心怀愧疚，为没能成为解放军战斗英雄而感到耻辱。早在四川作战时，自己还亲手打掉了一名拔腿逃跑的国民党俘虏。现在，自己沦为俘虏，其中滋味唯有自知。

1954年1月23日，当了三年战俘之后，李银生同一万多战俘一道被运往台湾。在基隆登陆后，他们先被送到淡水，后转往林口，这些战俘被编成两个联队，当时号称“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二十三岁的李银生，从此开始了一名“反共义士”在台湾的后半辈子“国军”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