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政治权威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慈禧太后

　　人物小传：孝钦显皇后(1835年—1908年)，叶赫那拉氏，名杏贞，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父叶赫那拉·惠征。为自1861年至1908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统治期间发动政变三次，立皇储两次。

　　甲午事迹：力主开战，委派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慈禧太后的战前“政绩”

　　慈禧太后登上权力巅峰始于1861年“辛酉政变”，她联合恭亲王奕訢，果断而强硬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夺权政变，这次事件是晚清政治格局的一次权力再分配。被排挤出局的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在政治上其实表现出的是更大的保守性，这次政变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有其特定意味，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是在客观上达到了传统政治格局内优胜劣汰的结果。

　　作为最高统治者，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生涯中，慈禧太后需要、也长于平衡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她一面要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高谈阔论，以及对她的依靠和支持；另一面也给成绩卓然的开明派官员以实际支持，她需要这批人给她新的希望和延续其政治生命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慈禧太后时代”，实际经历两代帝王，一个是同治，一个是光绪。

　　在同治时期，开启了一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但也是被忽视的进程——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前期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国策、与同时代其他落后民族(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改革手段没有任何质的区别。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也更不可能找到任何两个历史进程一模一样的民族。

　　在清王朝自己的宣传体系中，同治时期的洋务改革局面被誉为“中兴”。

　　到底有没有所谓“中兴”？

　　如果比较中国历史上其他时代的“中兴”局面，“同治中兴”其实并不逊色。一个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的落后帝国，能够在此后几十年中收复新疆、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法国战成平手，背后当然是经济和军事改革的成果做支撑。

　　但总的来说，所谓“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美国学者芮玛丽在她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的论断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她认为“同治中兴”是那些深受儒家文化教育和影响的保守派们“第一次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近现代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作出的努力”。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在社会变革上，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所以，对于清末社会的变革来说，洋务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改革的开始，更是开明专制时代的开端。要仿效西方的近代技术，御敌于国门之外，自然要发展军工企业，要发展好军工企业就不得不发展配套产业：如钢铁、机床、矿产等重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通讯事业，继而是纺织、面粉、造纸等轻工业，因为只有这些轻工业才能完成更大范围的基本原始积累，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资金源流。而近代化工商业开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大规模的本土人才而不是外籍雇员，新式教育、新式思维会同时甚至早于器物层面在全社会铺展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需要一个新型的政治组织模式以适应这种新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这是一个有机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

　　慈禧太后时代之光绪时期，就是继承了这样一个政治遗产。这个时候，清帝国是有着一线生机的。“富国强兵”之类的国策理念，对于任何统治者都不是什么高尚、高端的政治目的或理想，而是一种天然的欲望和本能。至于做得怎么样，手段如何，这是另外一个命题。“富民强种”，让自己的人民在物质上享受到尽可能丰裕的成果，让自己的种族在精神上享受自由、体魄上实现强健，才是值得赞扬的高级政治理念。显然，后者对于慈禧太后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一种奢谈，她不可能意识到，更不能做到。

　　慈禧太后敢于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当年，立即应战，也是因为有着一份差强人意的前期积累——当然，海军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依旧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延续。

　　对日这场战争，能不能打？会不会很吃力？

　　慈禧太后并不是没有犯嘀咕，但硬着头皮也得去打。对英，对法，对俄，对德，可以认输，可以“不打而屈己之兵”，但对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怎么有道理认输。

　　对于李鸿章来说，虽然在一班满汉权臣中艰难辗转腾挪，他的政治角色绝不是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人之下的“权臣”或“首相”，但毕竟朝廷给了他不少军费建这支海军，养兵千日，花了钱，该打仗的时候，他更没有理由第一时间就说这仗就不能打。

　　“主战”是战前朝野的主流舆论。

　　国难当前，为何仍大兴土木、大庆寿辰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甲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展转扣克，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梁启超在他的自述中也多有类似的鞭挞和揭露。

　　康梁的说法肯定是有夸张和不实之处。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已经很多。

　　颐和园项目有没有动用海军军费，动用了多少？

　　一笔糊涂账。第一因为海军衙门确实被赋予了筹措颐和园修建款项的政治任务，也就是说有一个款项本来就不是给海军用的，本来就不算是军费；第二因为原始档案中根本没有明确记载，也不可能有明确记载。

　　光绪十四年(1888年)有一则这样的史料：海军衙门当时因为经费紧张，醇亲王奕譞奏请由户部每年添拨洋药加税银一百万两，在奏折中，他说明了这笔款项的具体分配方式：“臣奕譞本意，以三十余万两补放款之不足，以二十万两分年缴还赏借三海之款，其余四十万两，一半修颐和园等处工作，一半留为续办第二枝海军经费。”

　　这笔款项并不算太大，但是醇亲王奕譞这种把海军军费、三海工程款、颐和园修建花费一并解决的方式，可以看到当时的乱象，而这种乱象，恰恰是故意为之的。由海军衙门“承修”颐和园，经费也由海军衙门“筹画”，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事。而这荒唐，堂而皇之，公然兴之。

　　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在1894年，即甲午年十月初十。战事正酣。

　　之所以这个日期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比较隆重，一般的分析认为是因为中国人对于花甲寿诞这一传统的重视，还有她本人的穷奢极欲。这两个原因当然都成立。但是还不止限于此。

　　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初二，慈禧太后的亲信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等人就受命总办所谓“万寿庆典”。光绪十九年(1893)春天，又成立专门的庆典处，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明年的庆典事宜。

　　与此同时，颐和园作为重点受贺场地，工期加紧。据史料记载，主抓该工程的负责人，需要每五天向慈禧太后做一次书面的进展报告书。从皇宫西华门到西安门、出西直门到颐和园东宫门所经沿途，各设“点景”，龙棚、经坛、戏楼、亭台，林林总总，繁繁复复。每段点景，都需白银约四万两。江南、杭州、苏州三大织造局，特制彩绸十万匹，并且由海关把关，筹办特殊庆典款项。慈禧的六十岁庆典，成为帝国政府的头等政治任务。它的这一庆典规格，直接参照乾隆时代为皇太后祝寿的格局，但是牵涉部门之广、头绪之繁杂，又超出前朝。

　　甲午战局正酣，清政府军事一败再败之时，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庆典内容被大幅压缩，但是即便如此，从西苑到紫禁城这段短短的路程上，慈禧太后的回宫典礼仍旧火树银花、煞费苦心，翁同和在日记中写道：“济济焉，盛典哉！”

　　尤其在初九、初十、十一这三天，“听戏三日、诸事延搁”。

　　据户部统计，这次庆典活动，各部门承办工程差务等项共需银五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五钱六分二厘三毫。而在战争过程中，户部给前线的两次筹款却只有二百五十万两。

　　无论是三海工程还是颐和园，外加一个六十寿辰大办特办计划，其实是一件事，慈禧太后需要通过这类方式向天下臣工、国家内外昭告她重要的政治角色。她的事，就是帝国头等事；她这个人，才是帝国第一人。

　　而明治日本，恰恰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时机对中国发难，“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以上因素并不能决定清王朝必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但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在这里，一旦清政府战场失败，它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帝国土地和赔款银两。

　　甲午一战，慈禧太后付出了怎样的政治代价

　　战争初期，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意见都很明确，力主开战，有“不准有示弱语”。

　　但当帝国陆军在朝鲜半岛一退再退，北洋海军又在黄海酣战只能怪再度败北后，慈禧太后条件反射一般，“求和”的念头立即出现在她的内心深处，但是表面上，她仍然强装深沉，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八日她要翁同龢去天津面见李鸿章，传达她的旨意：“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今喀使将回京，李某能设法否？”“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

　　到了第二年(1895)一月十三日，日本舰队攻刘公岛，北洋海军损失惨重，十艘鱼雷艇突围不成被日军俘获。张荫桓等人计划赴日和谈，但是日方要求另派权臣代表，前来相商。慈禧太后再一次想到李鸿章。这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1894年十二月初二日，御史安维峻上《力阻和议书》，弹劾军机，请诛李鸿章：“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虽然用辞曲折隐晦，但其实相当犀利，表面指斥李莲英，实则对准慈禧太后，“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一时刻，慈禧太后的统治权威受到传统君臣伦常意识的直接挑战。

　　光绪皇帝看到奏折之后异常紧张，深恐慈禧太后恼羞成怒，借此扩大打击面，他先行一步，严斥安维峻“肆口狂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将其革职遣戌军台。

　　举人康有为等一千三百多个正在北京考试的举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废约拒和，迁都，维新等时代最强音。

　　光绪皇帝痛定更痛，直面军机大臣：“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联何以为天下主！”这一关键历史时刻，慈禧太后在接招时耍了一个花招，当光绪要重臣请见太后面陈和战事宜时，慈禧说：“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又说：“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一策以闻。”到了四月五日，她“犹持前说”，不表态，到了初八这一天，光绪才“蟠然有批准之谕”，“书斋入侍，君臣相顾挥涕。”

　　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北京：“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上、皇太后将如后世史书何？”这一节点表明，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受到严重怀疑。

　　与此同时，康有为的一些广东同乡，身处北京统治之末梢，帝国开放之窗口，他们开始合计另外的事：革命。在他们这里，清王朝被完全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