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入关之前（清代满族风俗史）

在婚烟制度上,满族原保留部分氏族社会的族内婚习俗：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治牺之俗,当时本不以为异”。

随着汉化的深入,清统治者开始以汉族伦理观念制约族内婚:“一族之内而娶其诸父昆弟妻,乱伦殊甚。…礼义之国,同族从不婚娶,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下令禁止娶继母、伯母、婶母、弟妇、侄妇,违者“以奸论”。族内婚现象渐在满族内部消泯。

为汉族伦理观念所浸润,入关前并不提倡寡妇守节的满族,入关后对妇女节操的重视日益加强。康熙朝以后,“朝廷每遇覃恩,诏款内必有旌表孝义贞节之条”。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旌表节孝成了地方官的一件要务。吴江县于乾、嘉、道间建立贞节坊七个,旌节坊五十个;常熟县把西洋天主堂改为节孝祠,储放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的牌位。有的宗族祠堂也给孝妇贞女建立祠宇,并在家谱上大书她们的事迹:“一以阐幽,一以励俗。”

在风俗习尚上,满族浸染汉俗也渐深入。满族妇女向不裹足,由此皇太极及清初诸帝,一再申明禁令,严禁汉人妇女裹足。裹足践害妇女健康,予以禁止本无可非议,但中国传统社会裹足习俗太深,诚所谓“奉行者固多而习俗相陈”。再加汉族士大夫屡屡上疏,要求“酌复旧章”,宽民间女子裹足之禁。康熙为表示“满汉一体”的民族和睦意愿,特准王熙等士大夫所请,废除裹足禁令。此后满族上层妇女,因崇慕汉人风俗,亦有渐习裹足者。

汉族有行乡饮酒礼的习俗,每年地方缙绅“年高有德”者,以尊贤养老为名,聚会欢宴,共商地方大事一一劝善、惩恶、荐举人オ。康熙九年(1670年)十ー月,康熙帝批准顺天府府丞高尔位之请,决定乡饮酒礼,“满汉一体举行”。满族入关前,贵族葬礼,惯于以人殉。努尔哈赤的妻子叶赫纳喇氏孟古姐姐死,“将四婢殉之”。努尔哈赤、皇大极、顺治帝、多尔衮死,皆有后妃,侍卫殉死。顺治帝的董鄂妃死,据汤若望的回忆录称:“三十名太监与官中女官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待者”。康熙时,汉官朱斐上疏请禁人殉。他认为:“泥信幽明,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间奴仆,或畏成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宣有。”这番议论深刻体现了儒家文化重人生的价值观。康熙帝采纳他的意见,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六月,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的奴仆随主殉葬,从而结東了满族人殉习俗。

康、乾时期,为汉族棺木葬习俗和儒家慎终追远观念所影响,满人还一改入关前的火葬习俗为土葬。

入关后的满族生活于广大的汉族之中，具有数千年文明的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包括取名的习尚。汉大名称包含多方面的文化内容，满族在有关名字的观念及取名习俗上也因之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一、用字的文雅化

汉族人取名，对于选词用字是非常讲究文雅的，尤其是文人及有身份地位之人，更讲求这一点。在社会上广泛称用的名字，其文雅与否，关系到该人的形象与身份，所以“自古及今，从无名士通人取俗陋不堪之名、字者”。入关前的满族并无这种观念，他们的名字被音译为汉文之后，粗俗鄙陋的字眼虽然随处可见，但他们并不以之为非。成书于崇德元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便译作弩儿哈奇，多尔衮作多里哄，其叔父之名作把牙喇，号兆里兔。

由于固有习俗的习惯性，这种观念在入关初仍还淡薄。如顺治九年所修的《清太宗实录》中，满族人名的用字，兔、儿、奴、厄等字眼俯拾即是，如身为吏部承政（即后来的尚书）的额亦都第八子，汉文译名便作“兔儿格”，其弟作“以儿邓”；努尔哈赤之侄作“摆音兔”，其第二女嫩哲格格之夫作“打儿汉”额夫。这些人的名字在康熙二十一年成书的《清太宗实录》中，就已分别改作：图尔格、伊尔登、拜尹图、达尔汉额驸了。从当时人名字的用字也可看出这种变化状况，《康熙起居注》的康熙二十年以前部分，记载当时满人名字，仍可见到儿、兔等字眼，如康熙十年的“侍郎哈儿松阿”、二十年的郎中“尔吉兔”、二十年的钦差“萨壁兔”等，但有时儿又作尔，兔又作图，留下用字改变过渡期的一些痕迹。大约在康熙二十几年以后，这类粗陋字眼便基本消失了。

满族接受了汉人在取名用字上的观念，认识到那些不雅驯的字眼有损于他们的形象，也很容易让汉人通过这类用词的名字而联想到他们曾属于所谓的“化外夷狄之邦”，这是满族人名音译为汉名用词文雅化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以汉文取名，而且仿效汉人，挑选那些优美、文雅、响亮的字词，来美化自身的形象，以文、翰、弘、晖、昭、明、辉、灿、璋、琮、亮、英、桂、芳、章、俊、焕等字眼取名者，在皇族及一般旗人中不断出现。这种选词用字，不仅是名称观念、取名习俗上的变化，而且体现了满族在汉族文字、文学方面的某种审美意境。

二、 取字、号

字，是古代汉族男女到成年时，于“名”（狭义的名字）之外所取的另一个名字。取字后，人们为表示对其尊重，便以字称之，而不直呼其名。名与字相比，字是具有尊重意义的名字。文人及官员之间交往以字相称，显得彬彬有礼互相尊敬。号的种类有多种，如自号、绰号、封号等等。取自号者多是文人志士，他们往往自己取个别号，来表示其志向、情趣、性格、崇尚等，或为自己的书斋起个名字，进而以书斋名作为自己的室号。

取字号是汉族士大夫的一种雅好，号作为一种名字，有时比本人的名、字叫得响亮，如苏东坡、王渔洋等，如此称之，表达的是人们对他们的尊崇。满族入关前也有号，如巴图鲁、阿尔哈图土们等，但这种号属于封号，不具备名字的意义。取前述汉族那种字、号的雅好和习尚，最早为满族文人所仿效。

满族入关后第一个诗人鄂貌图（清实录作鄂谟克图），便取字麟阁，号遇羲。鄂貌图为入关前崇德六年科考举人，卒于顺治十八年，他取字号当在入关前后。满洲第一个状元顺治九年满榜魁首麻勒吉，取字为谦六。此后康熙初年的满族杰岀词人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宗室诗人岳端，字兼山，号红兰主人。文昭，字子晋，号夢婴居士、北柴山人。画家胤禧，号紫琼道人、春浮居士。

乾隆以后满族文人取字、号者已相当普遍，这在《熙朝雅颂集》、《八旗艺文编目》等书中有大量记载，不备举。有些八旗子弟虽非文人，也崇尚于取字、号，这些人多出身贵族官僚家庭。如康熙朝的明珠，字端范；乾隆朝名臣傅恒，字春和。明珠与傅恒皆由侍卫入官。乾隆初的刑部尚书傅煦，富察氏，“世以武略起家，也取字为阁峰，号爽斋”。嘉道以后，取字已成满人中非常盛行的习尚，不仅文人几乎个个取字，而且行武出身、任武职者取字也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如：道光初任荆州将军的观喜，字吉兰；道光中成都将军廉敬，字聚之；咸丰初湖南提督塔齐布，字智亭；同治朝盛京将军都兴阿，字直夫；光绪十二年宁夏将军维庆，字桂亭……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满族崇尚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入关后，与汉族文人往来不断扩大、日益频繁，官场之中的交往更是日常之事，他们象汉人那样以字称呼汉族士人官员，以表示礼敬对方，同时自己也取字，希望别人称字尊重自己，达到互相尊重礼尚往来的目的。名称取字，表明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受到汉族这种称谓礼俗的规范，并循从、接受这种礼俗，把自己也纳入这种文明礼俗生活之中。这种礼俗的循从，对于密切和加强满汉士人、官员之间的关系可起到有益的作用。取字、号也是一种高雅的崇尚，满族人大量取字、自号，反映出他们对汉族士大夫的时尚及文人情操的普遍崇尚与追求，是尚武的满族在社会崇尚及其价值观念上变化的一种体现。

三、 以名字之义寄托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汉族人取名，喜好以名义寄托某种美好的理想，诸如周占鳌、蔡毓荣、于成龙、邓长泰、薛福成、杨世贵等等。这种取名习尚对满族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纷纷仿效，尤其以取希望福禄吉祥长寿之类意思的名字最多。由于这方面含义的字词，汉文比满语要典雅且丰富得多，因而满人多以这类词义的汉文取名。

顺治帝的次子、五子就分别名福全、常宁。以汉文汉义取名，在入关初尚不多见，顺治帝皇子取这种名字，还只能说是一种“试行”。以后康熙再为其诸子取名，除一人用满语外（此子后来夭折），其余34个皇子，全部用汉文，且汉义多为福寿吉祥。最早的几个儿子名承祜、承瑞、承庆、长华、长生、万黼，只可惜这几个皇子并未承受到昊天所赐之洪福祥瑞，更未能百岁长生常享荣华，全部夭殇。后来诸子排字取名，上一字皆用“胤”字，下一字取“示”补之字。胤，义为后代，下一字取用的如褆、礽、祉、祜、祚、禄等，皆有“福”之义；祥、祯意义则为吉祥。这些字与上一字“胤”相配合，寄托着康熙对后代子孙幸福吉祥的美好的思望。

上有所行，下必效焉，此后，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字词取名，也在旗人中流行起来。如康熙后期内阁学士中的达寿、工部左侍郎常泰、三等公增寿（彭春之子）；雍正中礼部尚书常寿、庶吉士松寿；乾隆中的几位庶吉士嵩贵、景福、福保，领侍卫内大臣福禄、大理寺卿长福、户部右侍郎吉庆、江苏巡抚安宁，等等，都取的是这类名字。另外，以满语取这类含义的名字也很多（详见后述）。除了这种福寿祥庆之义的名字，还有取诸如世臣、世杰、世魁、文达、文硕、文蔚、奎照、奎耀、奎焕、英翰、桂丰、成勋等义名字者，这类名字，寄托着取名的尊长对被命名者文运亨通、显达于世的厚望。乾隆中期以后，取前述含义汉文名字者更大量增加，因而嘉道以后，史籍中所看到的任文武官职的旗人，这类名字占有很大比例。

在这类寄托某种希望的名字中，又以取福寿富贵、吉祥康泰等词义的名字最多，这种意向的集中性，与汉人取寄希望之类名字所体现的希望方面的广泛性相比，表现出它的特征。由于意向集中，因而这类含义的字词在旗人名字中使用率非常高。光绪朝曾担任礼部侍郎的宗室宝廷，其二子，一名寿富，号伯福，别号一二；另一子名富寿，号仲福，别号二一。光绪朝江西巡抚的三个连任旗人，一名德馨、一名德寿，一名松寿，三人名字皆未出德、寿二字，故时人戏曰：“此三人名片但须易一字耳”。

重名现象也很常见，如嘉庆二十几年的浙江布政使、盛京兵部侍郎、同治十年的文渊阁大学士，三人都叫瑞麟；乾隆中期，官场上有三个叫富德的，分别为盛京兵部侍郎、理藩院尚书、盛京户部侍郎（乾隆十三年召回京）。由于满语这类词较少，所以以满语取这类含义名字者大多集中在那几个词上，为：丰绅（或丰绅XX）、扎拉芬（或扎拉丰阿）、赛冲阿等，重名或取名相似者当然也很多。丰绅满文有福分、造化、福祉之义。嘉庆十八年的成都将军、光绪二十三年的宁夏将军都叫丰绅。和珅之子叫丰绅殷德。和珅弟和琳之子名丰绅宜绵，乾隆第四女和嘉公主与福隆安之子名叫丰绅济伦。“殷德”是满文的汉字对音，义为兴旺；宜绵，义为荟萃、聚泽、并臻。这两个词与丰绅组合，其义可见。丰绅济伦本名济伦，丰绅二字，乃是他的外祖父乾隆皇帝所赐。扎拉芬，满文义为“寿”，康熙二十年的左副都御史、嘉庆二十三年的福州将军、咸丰初的西安将军，都叫扎拉芬。乾隆朝旌表的满洲旗人女子的丈夫中，名扎拉芬者就有九名。嘉庆时期的大学士百龄（汉军旗人），其子亦名扎拉芬。先是，百龄有子不育，年过六十方得此子，嘉庆帝闻之也甚为欢悦，特“加恩赏伊子名扎拉芬，俾得健壮长成”。丰绅殷德一名，则是乾隆所赐，他是乾隆最宠爱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之额驸。满人中叫赛冲阿的也不少，嘉庆朝镇压蔡牵起义的广州将军就名赛冲阿。赛冲阿，满文义为嘉美、吉庆。

从前述取名意向的集中以及皇帝赐名的情况可以看出，从皇家、官僚贵族、满族皇帝到一般旗人，对于福寿康泰、吉庆祥和等都抱有超乎其他的强烈憧憬。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以下现象，或许看得更清楚些：

1. 清朝的年号，康熙，安泰康宁之义。嘉庆，满语即“赛冲阿”；祺祥（后改同治，若非改变，同治一朝即以祺祥为年号），吉庆祥和之义。

2. 皇帝万寿节、皇太后圣寿节庆贺的格外重视。皇帝生辰受贺仪，自明代“始与元日、冬至并称三大节”，但有明一代庆典简约，“不受献、不赋诗、不赐酣、不斋醮”。清代则大张其事，万寿圣典，“率上嵩呼之盛，实极古今未有之隆”。皇太后圣寿节，“列代以来仪文未备”，清代则皇帝“亲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承欢迓福之懋典，为亘古所未有焉”。以上庆典尤以康熙、乾隆、嘉庆、光绪等朝最为隆重。

3. 历朝清帝每年年终都要亲自书写福字、寿字，颁赐中外大臣，这是清代所特有的一种高规格的祝贺性赏赐。这些现象与前述取名、赐名所表现岀的憧憬和追求，反映出当时一种颇具特征的社会心理和崇尚，是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四、取名与神佛崇拜相联系。

清初，旗人中出现以XX保为形式的名字。大约在康熙中期以后，这种名字成为满人中一种颇为时髦的称呼，而且突出表现出了崇拜神佛的特征。请看：顺治帝兄弟后裔，高童之孙名释迦保；肃亲王豪格之孙名迦蓝保；叶布舒之曾孙名灶神保；恭亲王常宁第六子名文殊保；穆尔哈齐后裔中叫XX保者有：菩萨保、天师保、三官保。一般旗人中除有用以上名字取名者外，还有诸如牟尼保、罗汉保、金刚保、观音保、普贤保、普陀保、关圣保、老君保、佛爷保、佛喜保、诸神保、众神保等等。从这种名字可以看岀：

1. 它并非满语，而是以汉文汉义所取之名，所以不是满族旧有的名字，汉人中没有以此为名者，应是旗人入关后所创。

2. 突出表现出神佛信仰的色彩，其中之“保”字，当是祈求神佛保佑之意，同时也寄托着取名者的某种愿望，与前述寄托福寿吉祥之类希望的名字有类似之处。

3. 具有汉人在神佛信仰上的一些特征。汉族人在宗教信仰上不象欧洲、阿拉伯、印度等地区一些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民族那样专一，属于多神崇拜，在信仰上也采取实用主义，教义上不求多深的悟解。满族本属多神崇拜，因而不仅将汉族所信仰诸神佛如来佛、观音菩萨、关帝、土地等纳入萨满教所供奉的神祇行列中去，而且象一般信佛的汉人那样，供佛不念佛经、不听讲经。这种信仰特征在他们的取名中也反映出来，诸如佛教之释迦牟尼如来佛、观音、文殊、普贤等菩萨，道教之老君、天师、关圣帝君以及灶神等等，皆拈而用之，下加保字，祈求其护佑。

还有一种与“XX保”相类似的名字为“X保住”，如：神保住、佛保住、僧保住、官保住、留保住、锁保住等，在满人中也很流行，这类名字带有入关前x住（或珠，满语ju音）、XX住（或珠）之类名字的痕迹，但已明显是以汉文汉义取名，与XX保之类名字一样，也带有祈求神佛等保佑的色彩，而寄托的希望则很明确，即祈望不致短命夭亡它与取松寿、嵩寿、百龄、长龄之类名字的目的是一样的。这类名字的流行，是当时孩童成育率低、家长希望其健壮长成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社会现射地反映。

五、避讳

避讳，是汉族在称谓方面的一种特殊礼俗，它是指对尊长或其他应尊敬的人，要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他的名字，甚至名字的同音字也要回避，即所谓避嫌名。取名当然更要避讳，避免同名、同字。它是维护尊者身份地位的一种礼制。

避讳分两种，一种是国讳，是举国之人都要避讳的名称，主要指对皇帝、皇太子名字等的避讳。这种以行政命令公布的对某人的普遍性避讳又称官讳；一种是私讳，是指为自己或对方尊长的避讳。入关前满族并无避讳之说，入关后最先接受这一礼俗的是满族皇帝，确切地说是从康熙帝开始，顺治帝福临并无避讳，否则其子不会命名福全，此后满人中用福字取名者也非常多。清代皇帝的避讳，属于封建王朝传统的皇帝制度，此处不作赘述。

清代在避讳制度上有一点特殊之处，是对满族宗室王公及满人高级官员的名字要避讳，并定之为官讳。这种避讳在往代汉族王朝中是很少见的，其目的，当是以这种汉族礼制树立和维护满族上层统治集团的尊严与地位，其实行与满族内部等级的悬殊性与森严性也有一定关系。清世宗规定：“内外小臣，名与诸王大臣同者，酌量改易。”谕旨发布后，正巧两江总督査弼纳奏请将千总刘允祥提升。雍正在奏折中发现此人名字与怡亲王允祥同名，因斥之为“违旨不敬”。乾隆五十八年，火器营护军有名“阿敏”者，因提升而引见。乾隆在绿头牌上见到此名后大怒，指斥此人“与太宗文皇帝御兄二贝勒重讳……此讳系断不可重者。”因严厉申饬该旗都统，令改其名为阿勒坦，并命通谕八旗，此后“若再有似此者，务将该都统一并议处！”。此后，嘉庆帝也曾发布“禁旗人命名与宗室王公及旗人大臣同名”的上谕，并令与湖南巡抚景安同名的昌吉知县景安改名。这类谕令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因为满族王公大臣在世与不在世者不计其数，其名讳如何能全部知晓？所以尽管乾隆“展降训谕饬禁”，嘉庆时仍是“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虽无甚效果，但这种官讳作为一种制度，在清代是实行过的。

避私讳的习俗在满族中形成稍晚，皇族接受这种礼俗要早些，但在康熙中期以前尚无这种意识，出生于康熙十年的著名宗室诗人岳端，便与其父安亲王岳乐在名字上有相同之字，岳端是在后来才“改名蕴端”的。康熙三十二年二月，清圣祖明确规定，禁止皇族成员取名与本族长辈同名，以前有重名犯讳者，“令卑者、幼者更改”。与本人长辈名字有相同之字也属犯讳，道光年间，废太子允礽之六世孙福琨乃溥字辈，本应叫溥琨，因其祖父名奕溥，故道光帝特令其易溥为福。

避私讳的礼俗在一般满人中同样实行。叩拜的拜字是书信、请柬等常用之字，鄂尔泰因其“父名鄂拜，故终身笺柬只书顿首，不书拜字”。鄂尔泰是雍乾两朝大学士、军机大臣，官员与其来往颇多，这些官员们也当然地要遵从其家讳，避其父亲之名，书信、公文及言谈中避免写出或说出“拜”字，一时“中外靡然从之”。清末，避私讳的礼俗在满族官员中愈益流行。光绪年间的协办大学士裕德，最忌讳触犯其先人名讳，他任主考官时，因其父名崇纶，便令各房考官凡是写有“伦”、“崙”等字的试卷，一律不得推荐；左都御史贵秀，听说京城内有个戏班子叫“贵秀堂”，于是差人勒令该戏班改换名称；当时社会上流行新名词“改良”，陆军部的铁良及锡良最厌恶这两个字，凡有人当其面提及“改良”二字，必遭其申斥。

六、女子名字对男子的寄附性

翻阅文献及档册，便会发现，入关前及入关初，满族女子无论其属于皇家贵族，还是一般旗人之女，也不论其出嫁前还是出嫁后，出嫁后也不论其是正室嫡妻还是庶妻小妾，都有名字见诸典册。如努尔哈赤之妻名哈哈纳扎青、衮代、阿巴亥；济尔哈朗侧室名乌努占、舒纪、苏迈；努尔哈赤之女名莽古济、穆库什；皇太极之女名马喀塔、雅图、阿图等。一般旗人之妻、女也都有名字。

但到康熙十几年以后，典籍中已全然不见女子之名了。从《八旗通志•列女传》所记来看，康熙十几年以前旌表的满族妇女，都记为某人之妻名XX，此后，皆作某人之妻XX氏，无名，或仅作某人之妻，连她的原姓都不表。未婚者，作某人之女，也无名。直至该书截止的乾隆六十年，共120年间所旌表的9600多名女子，无一例外。皇家宗谱《玉牒》，自顺治朝以后各皇帝之女及宗室王公，一般宗室之女，也都没有名字，《玉牒》仅按其排行序列，记为某人的第一女、第二女、第三女……。道光时的宗室奕展曾说：“今之满洲妇人未有命名者矣”。他的说法有些绝对，如满族女词人顾太清就有名字，且不止她一个。但如前所述《八旗通志》中近万名满洲旗人女子竟无一人名字之记载，说明康熙十几年以后，即使某女子取名，在官方典籍中也是不被表诸简端的，她们如汉族妇女一样，只能称作某人之女或某人之妻，这种写法，表明她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而依附于男性之下。

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入关后的满族接受了汉族那种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这从入关后（主要是康熙以后）大量的满族女子为亡夫守寡，以及满族男子已经不屑于娶已婚之妇等情况也可以看出。所以满族女子名字在官方黄册中消失、寄附于男性之下，并非孤立的现象。

非常荣幸回答这个问题。

满族入关之前，长期保持游牧渔猎经济的生活习俗，社会生产力落后。1644年入主中原之后，迅速吸收汉民族文化习俗，经过数十上百年的融合，满族在很多生活习俗方面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婚姻习俗。

婚姻礼制是汉民族最看重的习俗之一，满族作为游猎民族曾长期保持收继婚一夫多妻制，也就是女性在丈夫去世后要嫁给夫家的其他男性成员，如兄弟甚至叔伯等。这在汉民族看来是十分野蛮落后的行为。满族入关之后首先在婚俗礼制方面接受了汉族的一夫一妻（可以纳妾）制，女性在丈夫去世后也不再转嫁夫家男性。

二是生产习俗。

满族千百年来主要从事游牧、打猎、捕鱼、采集等生产方式，但进入中原后，满族有很多人不再从事原来的生产方式，大量的底层满人，跟随汉族人逐渐学会了农耕和手工业，特别是到了清代中晚期，大多数中下层旗人为了养家糊口也纷纷从事各种生产加工业，如裁缝、打铁什么的，已和汉族人没什么大的区别了。

三是饮食习俗。

满族人由于生产生活环境的影响，在饮食文化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如喜欢吃猪肉、粘食、酸菜、甜食等，入关之后受到汉族饮食文化的影响，饮食结构得到极大丰富，基本上各大菜系都能接受，特别是满清王室，还将满汉全席作为皇家最高规格的饮食礼节。

四是语言习俗。

这可以说是除婚姻习俗外受到汉族影响最大的一个，满族在入关之前，主要使用满语，这是一种从肃慎语-女真语演化而来的语言，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了蒙古语的影响。清王朝中早期官方一直坚持满汉并行的原则，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到了清晚期已经有很多满人不会说满语了。辛亥之后满语进一步衰微，到现在能够说满语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五是取名习俗。

入关前满族人用满语命名，一般比较偏爱使用有关动物、山林的名称、数字序号等较为朴素的词语，具有浓重的渔猎文化色彩。入关初期至乾隆时期满人取名变化不大，主要加入了一些代表吉祥祝福类的词语，清朝中后期受汉民族文化影响越来越深，不再受满族规制的限制，大多直接选取汉文华丽字词来取名了。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旗人干脆连满族姓氏也改成了汉族姓氏。

六是宗教习俗。

满族在入关之前是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相信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崇拜天地一切有形之物，如山、海、石头甚至于花草等，是一种原始人类心灵蒙昧的行为。但入关之后的满人基本接受了藏传佛教，满清皇室不再使用萨满教方式了，但是留在东北没有入关的满族依然还有信仰萨满教的。

汉族对满族习俗的影响是一个文明的、渐进的过程，使满族从落后的原始民族状态过度到封建主义高级阶段。与之相对，满族对汉族习俗的影响却是强制的、激烈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剃发易服”，为了实现形制上对汉族的压服，满族在入关初期以极其残暴的方式推行了这一政策，给汉族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