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戏剧的跨文化传播

唐代乐舞俑

戏剧一词在唐代就已经使用了，唐代的几种主要戏剧有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傀儡戏等，但唐戏的剧目及其表演在当时远比目前所能看到的记载更为丰富生动。唐代戏剧是跨文化传播的成果。在当时既受到西域歌舞戏剧的深刻影响，又受到印度梵剧的濡染，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唐代戏剧文化，进而向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西域歌舞戏剧的影响。历史上狭义之西域主要指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西域乐舞艺术在历史上极为发达，龟兹本地乐器中筚篥是主奏乐器，龟兹艺人改良了源于西亚的竖箜篌和曲项琵琶，后传至中原并风靡一时。隋唐时期龟兹乐远播至日本、朝鲜、缅甸、越南等国，影响颇为深远。

龟兹舞中通常使用道具，最多的如披帛彩带，还有缨络花绳等。面具在龟兹舞中使用也很普遍。对于“西域戏剧”，国内最初仅将其视为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个地域性歌舞戏，并无人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戏剧样式来称谓，对“西域戏剧”作学术强调的著名史学家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一节中认为：“是所谓苏莫遮之乞寒胡戏，原本出于伊兰，传至印度以及龟兹；中国之乞寒戏当又由龟兹传来也。”并认为《柘枝舞》出于西域石国。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兴盛的歌舞戏种类，而且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广远的影响。20世纪大量西域古典戏剧文本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加之现代考古不断发现新的实物资料，为中国戏剧学科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在古代戏剧文化研究方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西域戏剧种类主要包括《兰陵王》又称作《大面》，以及《钵头》《浑脱》《苏莫遮》等。《兰陵王入阵曲》的表演大概借鉴了西域《大面》的形式，而由于其脍炙人口，遂取而代之，成为《大面》的代表性剧目。龟兹虽为古都佛国，但历史上其人生性乐观开放，追求娱乐享受，国人常戴面具表演歌舞戏《苏莫遮》《五方狮子舞》《钵头》《弥勒会见记》等剧目。《钵头》从龟兹传入后，一时成为朝野竞相仿效与观赏的歌舞戏，并被人们视为西域戏剧之端倪。

第二，印度梵剧的传入。中印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佛教文化作为传播媒体，将古代印度繁荣的文学艺术传入中国，其中梵剧与佛教戏剧传入西域与中原，对中原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梵剧产生于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公元前后开始兴盛，出现了跋婴、首陀逻迎、马鸣等大剧作家，并出现戏剧理论巨著《舞论》。公元五世纪，产生了著名剧作家迎梨陀婆及其名著《沙恭达逻》，梵剧达到鼎盛。

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大致在公元七世纪前后，即中国的隋唐时期梵剧传入中国。戏剧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印戏剧相互影响的情况不能简单化地概括，梵剧传入中国的路线主要有两种提法：水路和陆路。20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多次发现有关佛教的梵剧剧本。据说出自佛教大师马鸣手笔的剧本《舍利弗剧》是用古典梵文写成的，它是德国梵文学者Heinrich Lüders教授在古代新疆梵文残卷中发现的，是唐代前后的戏剧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马鸣生活于公元二世纪前后。学界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成书年代推断约在九至十一世纪，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从吐火罗文翻译过来的，德国学者Werner Thomas认为新疆焉耆县发现的吐火罗文A本《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成书年代在六——八世纪，比回鹘文残卷约早三四百年，在中国隋唐时期。季羡林先生认为：“戏剧这个文学体裁在中国新疆的兴起，比内地约早数百年之久。”(《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文物》1983年第1期)

第三，歌舞戏剧的对外传播。隋唐时期，中国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歌舞戏曲的影响也极为广泛。唐乐传入天竺国，在那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玄奘去天竺，戒日王问：‘听说脂那(中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秦王是谁？有什么功德？’玄奘回答说：‘秦王就是现在的中国皇帝。未登极前封为秦王，仗钺麾戈，肃清海内，所以有这个歌舞。’《破阵舞》东传于日本，西闻于天竺，它的影响就是盛唐国势的影响。”(范文澜《中国通史》四)

龟兹乐舞在唐代成为展示国威、对外文化交流的传播媒介，对世界尤其对亚洲产生很大影响。龟兹乐舞对朝鲜就产生了较大影响，朝鲜半岛流传的“长鼓”就是随龟兹乐舞传入的，古代朝鲜使用的一种“桃皮筚篥”即是龟兹筚篥的衍生。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来到中国学习、交流，回国时他们携带大量的文化艺术品资料，中国乐舞中的龟兹乐就占很多。日本的“雅乐”中也有许多乐曲与龟兹有关，如筚篥、五弦琵琶等已被作为日本的传统乐器。日本至今还保存着唐代制作的五弦琵琶等。虽然《兰陵王》戏在中国早已失传，但在日本宫廷舞乐中却被长期保留下来。日本名曰《陵王》，又名《罗陵王》。日本所传《兰陵王》有啭词，《大日本史》(卷347)记载曰：“吾等胡儿，吐气如雷。我采顶雷，蹈石如泥。右得士力，左得鞭回。日光西没，东西若月。舞乐打去，录录长曲。”日本奈良寺正仓院有一件题款为“东寺唐古乐《罗陵王》接腰”的服装，署年为“天平胜宝四年四月九日”，即唐代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还保存了其历代《兰陵王》歌舞面具60余件，最早的还有宋代铭文。此外，日本古画《信息古乐图》(约画于12世纪，相当于北宋时期)里也绘有包括《兰陵王》在内的一批唐代歌舞图。

古代缅甸等国，亦有龟兹乐舞的影响。唐德宗贞元年间，位于今缅甸地区的骠国组织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乐团，不远万里赴唐都长安献乐，这对唐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艺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明开放的唐王朝，跨文化传播现象极为普遍，戏剧只是其中之一。唐戏在演变过程中深受龟兹乐舞、印度梵剧、西域歌舞等的影响，继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戏剧文化，并向周边扩散传播至日本、朝鲜半岛、缅甸等地，在亚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唐戏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表演生动形象。但是唐代戏剧形态尚不完善，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不能容纳复杂的故事内容。若用成熟的戏剧标准来衡量，其音乐结构、表演行当等也处于起始阶段，但它对中国戏剧在元代的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中国戏剧传播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同时为以后戏剧的跨文化传播，尤其对秦腔的形成、发展与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