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等待死亡的一天

【编者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一种精神，即敢于承受痛苦，蔑视死亡”。一个小男孩在自以为要死亡的一天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为死神的勇气让人们折服。小说形象、具体、细致地刻画了小男孩挣扎的心理，需要被爱却拒绝关心，令人疼惜不已。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你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我很好。”

“你先上床。我穿好衣服后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时，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显出一副重病在身的九岁男孩的凄惨模样。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并嘱咐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的，另一种是通便的，还有一种是去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中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内行，并说，如果高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了孩子的体温，并对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作了记录。

“想让我读点书给你听吗”？

“好的，如果你想读的话，”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我朗读霍华德派尔的《海盗的故事》，但我看得出他并没在听我朗读的内容。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胶囊。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脚，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试着睡觉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呆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因此看上去仿佛所有那些光秃秃的树木，那些灌木丛，那些砍下来的树枝，以及所有的草坪和空地都用冰漆过似的。我带着我那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摔倒了两次，摔得挺重，一次摔掉了猎枪，使猎枪在冰上滑出去老远。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当它们快要从堤岸顶上消失时，我击落了两只。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进了一堆堆的柴垛中。你得在这些被冰裹着的柴垛上跳上好几下，才能把它们撵出来。当人在这些既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尚未立稳之际，它们却飞了出来，使你很难射中。我击落了两只，逃掉了五只。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开时那样躺着。他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原先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不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不会因为得了一百零二度的高烧而死去的。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告诉我说，烧发到四十四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哦，可怜的宝贝，这就像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在那种温度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温度上，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会动辄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