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谈三十年代思想解放：和谁相好就搬一起住

　　缺乏妻性，巾帼不让须眉。

　　二三十年代的丁玲，年轻气盛，缺乏妻性。最不善于处理家务，家中常常凌乱无序：“朋友跑进她的屋子里，老是连坐的地方都找不出来，床上活像一个杂货铺，稿纸、书、墨水、笔、花生、烟卷，一切东西都有，地下是煤油炉、破花瓶、空的香水瓶、干的雪花膏、停的闹钟、碎的鸡蛋壳、肮脏的衣袜……”

　　丁玲是一个五四运动以后个性解放热潮哺育出来的新女性，不懂得什么叫做“三从四德”，不是一个遵守“温良恭俭让”的贤妻良母，可以说她是傲气的独立女子，无人企及。

　　遗传基因以及童年生活环境的影响，使丁玲的气质和性格既显得敏感、偏执，又显得十分强悍、豪放，有时真如沈从文所回忆的那样：“朋友们则简直常常忘了她是一个女子”，“我从她那儿明白了女人也有同男子一样的人”。在爱情追求上，丁玲也表现出了“雄性化”倾向，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曾对友人说过，她也要“找一个太太”，好像她本应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80年代，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出语惊人，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晚年丁玲回顾自己多年来的政治风雨和人事恩怨时，慷慨激昂地说：“……但是，我不在乎，我相信历史的公正。此处不留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爷投八路！”

　　强烈的创作与竞争意识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丁玲显出一种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说得再露骨一些，就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

　　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与其说是她把他们看做需要扶持、需要关怀的新生代，不如说是她潜意识里把他们看做竞争对手，大面上则把他们看做需要自己传帮带的一群。她是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和思想改造锻炼的，在共产党的领导面前，她深知自己要表现出“活到老改造到老谦虚到老”的必要性，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傲视那些没受过这些考验锻炼的后生小子。

　　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她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销声匿迹二十余年后复出于文坛时，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明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

　　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1942年，三十八岁的丁玲与二十五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声中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八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五年出狱后，再被送往山西乡村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在漫长的二十五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晚年她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了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3月4日，八十二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人世。临终时，她向第四个爱人陈明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

　　政治火焰中的内在矛盾

　　丁玲的坎坷经历使得她具有特殊的政治经验，尤其是文坛斗争的经验。

　　她当过权，主持过相当的工作，制造过冤假错案。延安时期她粗暴地批判过作家萧乾。1942年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批判王实味大会上，她痛斥和咒骂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破坏革命的流氓”。她认定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作大会总结时，她提出开除王实味会籍。

　　1951年，她又与冯雪峰、陈涌对著名作家萧也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进行粗暴的批判，逼使萧也牧作检查并被调离团中央。正因为有了这一次的批判，1957年萧也牧理所当然被打成“右派”。1970年，萧也牧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被管教人员用乱棍打死，平反后连尸骨也找不到。而丁玲对于自己伤害过萧也牧一事却完全没有认识，她居然在一次会议上说：“（对萧也牧的批判）出发点是好的，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历史的悲剧造就了晚年丁玲的性格，即“政治生命高于一切”。所有可能伤及她政治生命的，她都会远离、痛恨。为此，她可以当众不承认过去对冯雪峰的痴爱；为此，她一直不肯原谅周扬，因为周扬说她历史上有问题；为此，她不愿再提《记丁玲》，并因此跟沈从文失和。

　　80年代，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一文中批判沈从文，使得沈从文在诧异之余不免愤然。

　　比很多人幸运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丁玲终于等来了冤案平反。她的第一反应是：“我可以死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

　　在历史的悲剧面前，人们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