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明清晋商崛起的原因（明末晋商为什么该死）

明朝灭亡不能怪晋商。

明朝末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晋商，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商品贩卖活动，为后金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探测军情，传递文书和情报。

一、繁荣商路通后金

朱棣迁都北京，明朝国防的重点就在北线，以防止蒙古人袭扰。明朝在北方边境部署了大批军队，同时也就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

为解决军需，大明朝廷以“盐引”为酬谢，鼓励商人们把粮食草料运输到边塞。这就是“盐引”，就是在政府专营盐业的条件下，获取购买、销售食盐的额度凭证。

晋商首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他们从河南、山东以及江南地区把粮食运往北方的边镇，换得“盐引”，再折身辗转两淮、河东、四川等各个盛产食盐的地方，凭“盐引”购买食盐，到全国各地出售牟利。

通过艰辛创业，晋商们付出汗水和勤劳，赚取了大量财富，发展成为了盛极一时的商业帮派――晋商，是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之一。其中以八大商最为著名：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燕便殿，蒙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其后嗣今多不振，惟范氏因北运一役，囧卿屡蒙恩赉……】

明末，努尔哈赤通过多年的征战，统一了东北，积蓄军力，扩充军备，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

此时后金国库空虚，负担不起庞大的军需开支。晋商的贸易活动，在物资上极大支持了后金政权，后金政权对于晋商也非常礼遇和重视。

天命三年，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清实录》

“时有自明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易州等八省来抚顺城贸易之人，选出十六人，厚给路费，即以七大恨之书付之释还耳。”――《满文老档》

这就说明了，努尔哈赤“七大恨”就是通过商人们发到关内，广为宣传的。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登基，改国号为“大清”，继续和晋商保持密切的联系，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晋商前来贸易，以储备军用物资，还发展一部分人成为了间谍，刺探大明王朝的各种情报。

明朝崇祯登基，任命袁崇焕总督辽东兵事。袁崇焕上任后，很快就断绝了内地晋商们与清朝在陆地上的贸易路线，还对明清双方的来往商队进行严厉盘查和打击。一些明朝游散士兵还趁机对商队进行掳掠和杀戳。

二、改弦更改开海路

这时候，明清之间的贸易往来重点路径就从陆地转移到海上。

明朝皮岛总兵毛文龙为明清之间的贸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文龙是官二代兼富二代结合出身，其祖父毛玉山是贩运两浙官盐的山西太平县晋商，其母为杭州望族，其舅沈光祚为进士出身，曾任山东布政使。

当时杭州有一句话，“杭州甲族，沈氏为最”由此可见，当时毛文龙祖上生意做得很不错。

毛文龙是晋商家族的代言人，崇祯二年，由于毛文龙和晋商的特殊关系，晋商向清朝的粮食贸易，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海运得以实现，即从天津、山东到皮岛国际离岸贸易中心，再分散到清朝境内。

明朝末期间的民间贸易，皮岛贸易最值得关注，皮岛在后金与明朝之间起到重要的贸易中介作用，朝鲜商人将人参、银两、粮米等运往皮岛，从皮岛商人手中换取中原内地的绸缎、青布、纸张等日用生活品，转卖给急需这些物品的后金商人，再从后金商人手中换取人参、银两和貂皮。

皮岛在朝鲜史料中称椴岛，因其处于鸭绿江以东，故明朝人称其为东江。

自天启二年十一月毛文龙入据后，该岛成为明朝的海外军事基地。明政府利用毛文龙在皮岛，一方面监护朝鲜，防止其倒向后金，另一方面也对后金进行牵制。

毛文龙则以接济军饷之名，鼓励中朝民间贸易，并在皮岛和蛇浦两处设栅收税，在铁山开设马市。

因此，毛文龙统领皮岛时，该地商贸最为活跃。其时辽东地区许多民众皆卷入皮岛贸易，号称岛上房屋林立，商船往来如织。

《仁祖实录》六年十二月丁亥曹启曰：

“毛都督于岛中，接置客商，一年收税，不啻累巨万云。若使都督不尽入己，其补军饷，岂浅鲜哉？ ”

毛文龙的部下兼亲戚――陈继盛，后来被袁崇焕审问时招认：

“当初军兵闻奏之数，验其实额，则未满十分之一，而浪费钱粮，终归虚套。冒姓毛人，则厚其廪料，其余将官，则待之太薄。客商买卖之际，掊克入己，彼此商贾，并皆称冤。”

《辽海丹忠录》细致的描绘了商人们在皮岛繁荣活动的场景：

“商贩利重，他也路途险阻，守支需迟，在饷司，却也省一项渡海船脚，又免一种风涛亏损干系，移文登莱，乞宽海禁，除硝黄盔甲军器，恐有漏入夷境等情，听登莱人运发，或听东江自行关领，其余粮食货物船只，查无夹带违禁物，竟听给引开洋，前至皮岛。凡到岛的，毛将军念他远涉风涛，为身亦为国，极其体恤。米麦草料军粮，细绢备旌旗，布匹备衣甲，都是军需，既验收，即便给批，着赴登莱关领对支，仍加犒赏。凡是交易的，都为他平价，不许军民用强货买，又禁岛民讵骗拖赖。那些客商，哪一个不愿来的。”

“皮岛中所给之粮，几至万石，姑为观势应变，可也。朝鲜所给之粮无多，而■今支保，人数不多而然耶?想有私自贸贩事也。山东、江浙等处商船，叁四月间蔽海而来，岛中以此裕食。”

内地有毛文龙家乡的浙商，还有晋商，徽商等，域外有朝鲜、日本、暹罗等客商,人户甚盛。两岛间集户口万余，货物堆积如山。这些多是南货，以手工业品为主，而北货大多来自朝鲜和后金控制的辽东陆上地区，以人参、貂皮等土产为主，东江镇成为集散百货中心。

《镇海春秋》里描述：

道是本岛人民稠密，货殖不敷，驾船来往甚是不便，且失防守权，须乞出示，凡有商人至岛，一应货物，俱照朝鲜现银给等情景。一府州县，果然与他出示招商，一月间，那些商人从风而至，这俱是毛镇南善于养兵策，数十万人何过得日子。于是有诗赞曰:

开市屯田计不穷，聊舒国计从文龙。

《镇海春秋》对当时东江百姓生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确认，当时大批商人往来穿梭于皮岛、登莱海道、东北亚间，使皮岛成为东北亚环黄海地区贸易的中心。

自万历戊午以来，辽人渡海，避处岛及诸州县间，毛文龙号召为一军皆从登州达皮岛中。

辽地一切参貂属，潜市中土者，亦由登地内输。由是商旅往来云集登海上，登繁富遂甲六郡。

辽人恃其强，且倚帅力，与土人颇不相安，识者久忧。

三、海路断绝助大清

袁崇焕为了阻止晋商继续向后金运送粮食、食盐和铁器等物资，向朝廷申请渤海海禁（只禁民船），并且残忍杀害了商业家毛文龙。

所以说，是袁崇焕再一次破坏了晋商与后金之间的良好贸易往来。

后来，毛文龙的部下曾经想重新打通这条商贸路线，可惜没有成功。

自毛文龙死后，其部下耿仲明、孔有德等人逃于四方，后闻袁崇焕碟死，毛文龙事稍白，复相聚于登，责缘为将。然此辈数犷悍贪婪，不知法度，视登为金穴，欲得而甘心焉。

明清对抗期间，清朝方面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袁崇焕死后，明朝北方边境无人统畴管理和禁制。明清两地商路逐步通畅，晋商又得以从陆路边境继续两地的贸易往来。

崇德三年，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在商贸过程中，部分晋商还为清朝政府担负起一些其它方面的工作。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许多时候都得到了晋商的财力资助和信息提供。

晋商作为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商业群体，崛起于明朝，鼎盛于清朝。史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晋商在清朝时期走上发展的顶峰，与清王朝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在清朝的支持下，晋商垄断了满蒙贸易，甚至远涉俄罗斯。可以说，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关内、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

网上曾有一篇文章说，早在明朝后期，晋商就通过私自向后金（清）走私盐铁、粮食、甚至军需火器等方式，帮助明朝的劲敌后金建立起一支武器精良的八旗兵，并最终定鼎中原。所以，明朝的灭亡与晋商的叛国投敌有很大关系。

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定下了“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的对蒙对女真的策略，这是因为中原王朝物产丰富，农业发达，所以通过贸易互市的方式给这些游牧、渔猎民族提供生活必需品，从而在经济上对其进行牵制。

朱元璋当时就很明确的指出，对这些时常侵扰明朝边境的周边部落开展贸易，并非为了赚钱，“朕岂为利哉？制御夷狄不得不然也”。而当时山西因为地处明蒙交界，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所以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凭借盐引起家的晋商，通过蒙汉边地贸易迅速壮大。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替介休范氏等后来的清朝八大皇商，据史书记载：“辽东商人，山西居多。”以介休范氏为代表的晋商，早已不满足于对蒙贸易，而是开拓了对女真，也就是后来的后金的贸易。

按照当时明朝的基本国策，追逐利润的商人，无论是对蒙还是对满，贸易都无可厚非。但这种情况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发生了改变，因为明与后金爆发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后金成为明朝劲敌。

这个时候明朝全面停止了对后金以及臣属后金的蒙古部落的边地贸易，仅保留了土默特部等少数对明朝相对忠心的蒙古部落的贸易权，明朝也是想借拉拢这些蒙古部落来牵制后金。

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后金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匮乏，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到1626年宁远之战数年里，后金只能通过掠夺的方式来获得铁器、粮食。皇太极不得不先后攻打朝鲜、出征察哈尔来间接获得与明朝的贸易。

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介休范氏等几大晋商发现了商机。

在明朝官方贸易禁绝的情况下，采取了走私的形式向后金输送物资，赚取巨额利润，成为后金的随军贸易商，深受皇太极的信任。清朝入关后，范永斗承充内务府皇商第一代，深受恩宠，这与当年他们走私帮助清朝获得生活必需品是分不开的。

但就此认为是晋商导致了明朝灭亡，这显然是夸大了晋商的作用了，因为在明金军事冲突最严重的时期，逐利的明朝商人就通过各处关口开展走私贸易，不仅仅是晋商，浙商、徽商中的胆大者，也冒着杀头的风险通过皮岛与后金开展贸易。

而至于“晋商帮助清朝装备了一支武器精良的八旗部队”也并不准确，因为明朝对于火器的管控非常严格，直到崇祯九年（1636年）之前，清军的火器都远逊于明军。

这种情况直到孔有德登莱叛变，带走了明朝的红夷大炮铸造工艺和铸炮匠人，清军的火器水平才逐渐提升。所以，明朝的灭亡其实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仅仅靠晋商走私一些货物就能导致明亡清兴显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