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

　　内容提要：长征前，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缺医少药和面临敌人不断进攻的艰苦条件下，创建了各级医疗卫生组织，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和卫生材料厂，初步建立了红军部队的卫勤体系与地方卫生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发动革命根据地各方力量开展了有效的战伤救护和卫生防病工作，既为土地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卫勤保障，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卫生观念和身体健康，又确立了中共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整合了乡村医疗卫生资源，坚持走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的伟大开端。

　　关 键 词：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红军/医疗卫生工作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16BDJ001)。

　　作者简介：李乾坤，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共发动武装起义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在攻打大城市受挫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时实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革命道路，领导工农红军先后创建了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海陆丰、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既是中共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的战略基地，也是其开创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基地。因此，加强对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综观学界现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以邓铁涛、程之范、高恩显、张全德、谭克绳、张汝光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史军史工作者和学者，以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史料汇编和回忆录①为基础，做了一些有关军队医学通史方面的研究，对长征前部分革命根据地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卫生防病工作做了一些概括性梳理。新世纪以来，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成为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焦点是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②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较大，相关资料较为丰富，所以学界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较为成熟，其中，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对中央苏区卫生工作的系列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既研究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概况，又对中央苏区卫生工作的群众路线、中央苏区的医德医风建设、中央苏区红军医院的管理机制、中央苏区医疗卫生系统的廉政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探讨。但是，学界对其他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尚显薄弱，对革命根据地军队和苏维埃地方医疗卫生组织体系及工作开展情况的整体性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希冀在既有成果基础上，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革命根据地开展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生态

　　长征前的革命根据地大都建立在两省或数省相互交界的山区或丘陵地带，地势险要。如，中共开创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江西和湖南两省的交界处。③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则位于闽浙皖赣4省相互交界的地方，其中“赣西南地区的东、西、南三面分别同闽西、湘南和粤东北相邻”，“闽西地区包括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等11县。它的北面与赣南毗连，西部同粤东接壤。”④长征前影响较大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鄂豫皖3省交界的大别山区。1932年年底中共领导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则位于大巴山区。这些区域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地势十分险峻，而且植被繁茂、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红军开展进退自如的游击战争的天然场所。但是，这些地区河流众多，在山区大多呈深切割状态，沟深坡陡，水流湍急，如遇暴雨，山洪暴发，极易淹没附近低洼地区、造成洪灾。⑤而且这些地区大多位于淮河以南的山区，春夏多梅雨、气候潮湿、蚊蝇很多，冬天霜雪寒冻，加之红军战斗频繁、风餐露宿、生活艰苦，疟疾、痢疾、下肢溃疡、疥疮等为常见多发病，致使红军中病员远比伤员多。⑥此外，这些地区远离中心城市，除临江靠河的地区外，大多交通不便，不利于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等技术力量和物资的获得以及战时伤病员的远距离转移。

　　长征前，虽然国民党在中共创建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广大农村和山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但这些地区封建势力依然雄厚。土地高度集中是这些区域的一个突出现象。据调查，“在鄂豫皖边区，封建地租一般占产量的50％左右，有的竟高达70％—80％。此外，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须先交一定数量的金额作押金，其金额一般占买田价款的1/6，并要交纳鸡、柴、羊、棉、油课(税)等。”⑦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前，“川北地区占人口9％—12％的地主，占有土地的74％—80％。……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了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就得向地主交高额的押金和地租。”⑧在此情形下，广大贫苦民众力求温饱而不得，因此他们即使得了病也无钱医治。当时苍溪有一首歌谣——“穷得狗在锅里卧，那还有钱去吃药。有病唯愿早些死，免得活着受折磨”⑨——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普通民众有了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一旦演变成瘟疫，就会出现“病魔人间闯，瘟病遍农庄，十有九人死，无人送药汤”⑩的凄凉惨况。

　　经济上的贫困决定了文化教育上的落后。处于各省交界地区的广大民众连基本生活都难维持，根本无力供养子女读书，实际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革命根据地所在区域农村目不识丁者十之八九。据记载，“在赣南闽西、鄂豫皖边、湘鄂西边的许多县，文盲人数占到该地区人口总数的95％以上。”(11)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革命前黄安县仅有1所高级小学，7所初级小学；有些地方只有几所仅供富家子弟读书的私塾，其它地方也大致相同。在黄安，文盲人口占90％以上；在黄陂，文盲、半文盲人口达95％上；在光山，十几个乃至几十个村庄难得找到一个会写信的人。‘祖孙三代目不识丁’的人家、‘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群众比比皆是。”(12)文化教育的贫乏又导致普通民众卫生意识的淡薄。如，在方志敏的老家赣东弋阳县湖塘村，革命前村里“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的散布在路上，……民众家中乱七八糟，牛羊粪便满地。”(13)地处偏远农村的革命根据地的卫生条件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环境为各种疫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严重威胁了民众的健康。如，地处闽西山区的宁化县，“革命前此地传染性疾病终年不断，加以早婚和迷信鬼神等陋俗，民众因病致死率较高，人均年龄不到50岁，人口逐渐减少。这和卫生条件差是息息相关的。”(14)

　　经济上的贫困与科学文化知识的贫瘠，使得对疫病感到恐惧和无助的贫苦民众，一旦遭遇疾疫，就纷纷寻求神灵的保佑。人们迷信鬼神的观念很深，得了病都归咎于鬼神作怪，认为不是碰见鬼，就是中了邪，或是神佛不安，城乡都流行许多“鬼名堂”，为治病而请巫士捉“鬼”除“鬼”的现象十分常见。“如果人们患赤痢，就说是赤痢鬼作弄。请巫士到家，杀鸡，做一竹筛的猴形、狗形的米果，用稻草扎成个三条腿一个头的东西当作鬼的形象(‘茅灵子’)，巫士在灶神和祖宗神龛前敲响小钟口念术语后，提起‘茅灵子’像‘出殡’一样赶了出去。不花钱的办法是家人和邻居跑到别处躲避，这叫‘走赤痢’。但他们却不懂隔离的道理。”(15)显然，这种做法对疾疫的防治无济于事，反而成为长征前革命根据地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阻碍。

　　直至大革命后期，全国卫生设施还十分缺乏、医疗卫生条件还十分落后。据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公共事务所的调查，北平市死亡人数就医情况是“曾经西医诊治者为16.3％，曾经中医诊治者为44.3％，未经医生诊治者占34.9％。”(16)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北平市尚且如此，而在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更是凄惨。广大乡村患病群众的医疗救治一直靠零散的中医、草医和巫医维持着。如，地处闽西山区的宁化县，“各乡圩市，只有个别中药店。而行医者多为游医、巫医，他们从药店廉价购买裁剥的补药碎屑，拌以炒焦的地瓜渣和狗骨共同碾粉制成药丸，装潢甚美，招摇撞骗，以假药欺人。”(17)农村难产妇女的情况则更糟。接生婆对她们有的用没有消毒的旧剪刀动手术；有的用秤钩取胎盘，造成膀胱阴道瘘，终身难治，痛苦万分。产妇因分娩致死是常有的事。胎儿出生患破伤风死亡的很多。(18)广大乡民因误诊致死也是常见的现象。

　　这些自然和社会因素相互交织，致使近现代中国一直无法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这顶帽子不仅是对晚清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的贬称，而且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劳苦大众健康状况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迫切要求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冲破各种自然社会约束，充分发掘、运用各种医疗卫生资源，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医疗卫生事业，增进军民健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